《Molecular Biomedicine》：Hidradenitis suppurativa: epidemiology, diagnosis, molecular pathogenesis and therapy
化脓性汗腺炎（Hidradenitis suppurativa，HS）是一种慢性、致残性炎症性皮肤病，全球患病率约为0.3–1%，其特征为反复发作的结节、脓肿及窦道，最终进展为不可逆性组织纤维化。尽管该病显著损害患者生活质量，但其由急性炎症向慢性组织重塑转变的过程目前仍认识不足。皮肤病变常伴随多种共病。HS的发病机制复杂，涉及先天免疫细胞、辅助性T细胞1型/辅助性T细胞17型（Th1/Th17）反应以及B细胞相关机制，并由此导致伴隧道形成的不可逆性皮肤损伤。
本综述整合了关于HS流行病学、临床特征以及驱动其发生与进展的分子机制的当前认识，重点关注脂肪组织的致病作用，尤其是脂肪因子（adipokines）在炎症和组织破坏中的作用。研究人员阐明了常与肥胖相关的全身代谢功能障碍如何与局部炎症协同，改变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s）及其组织抑制剂（tissue inhibitors of metalloproteinases，TIMPs）之间的平衡，从而促成炎症与纤维化持续存在的恶性循环。此外，本文探讨了常规治疗与靶向治疗对阻断广谱或特异性炎症及纤维化通路、降低疾病活动度并恢复皮肤稳态的影响。反之，本文亦说明失调的代谢-炎症轴如何影响治疗结局，并强调脂肪组织微环境对常规及靶向治疗应答的调节作用。最后，本文讨论了以代谢健康与组织破坏之间相互作用为靶点，作为预防晚期疾病永久性皮肤损伤的一个有前景前沿方向，从而为更具个体化和更有效的干预策略提供可能。
化脓性汗腺炎（Hidradenitis suppurativa，HS）是一种慢性、致残性炎症性皮肤病，全球患病率约为0.3–1%，其特征为反复发作的结节、脓肿及窦道，最终进展为不可逆性组织纤维化。尽管该病显著损害患者生活质量，但其由急性炎症向慢性组织重塑转变的过程目前仍认识不足。皮肤病变常伴随多种共病。HS的发病机制复杂，涉及先天免疫细胞、辅助性T细胞1型/辅助性T细胞17型（Th1/Th17）反应以及B细胞相关机制，并由此导致伴隧道形成的不可逆性皮肤损伤。
本综述整合了关于HS流行病学、临床特征以及驱动其发生与进展的分子机制的当前认识，重点关注脂肪组织的致病作用，尤其是脂肪因子（adipokines）在炎症和组织破坏中的作用。研究人员阐明了常与肥胖相关的全身代谢功能障碍如何与局部炎症协同，改变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s）及其组织抑制剂（tissue inhibitors of metalloproteinases，TIMPs）之间的平衡，从而促成炎症与纤维化持续存在的恶性循环。此外，本文探讨了常规治疗与靶向治疗对阻断广谱或特异性炎症及纤维化通路、降低疾病活动度并恢复皮肤稳态的影响。反之，本文亦说明失调的代谢-炎症轴如何影响治疗结局，并强调脂肪组织微环境对常规及靶向治疗应答的调节作用。最后，本文讨论了以代谢健康与组织破坏之间相互作用为靶点，作为预防晚期疾病永久性皮肤损伤的一个有前景前沿方向，从而为更具个体化和更有效的干预策略提供可能。
Introduction
本文首先将化脓性汗腺炎（Hidradenitis suppurativa，HS）界定为一种慢性、致残性、炎症性皮肤病，其典型表现为反复结节、脓肿与窦道形成，并最终导致不可逆组织纤维化。作者指出，HS具有显著的地域和人口学异质性，全球患病率估计约为1%，因此兼具重要公共卫生与社会经济意义。疾病多见于青年及中年成人，在欧美地区以女性为主，发病高峰集中于第2至第4个10年。文章进一步强调，HS病因具有多因素性质，涉及遗传易感性、吸烟等环境诱因以及代谢、心血管、肌肉骨骼、胃肠和情绪障碍等系统性共病。其中，肥胖是最常见共病，可作为全身炎症放大器，并通过脂肪因子（adipokines）参与炎症、代谢和免疫调控。作者认为，HS研究中的核心科学空白在于急性炎症如何转变为慢性不可逆组织重塑；而临床照护中的主要缺口则表现为诊断延迟与治疗滞后。文章提出，未来应加强生物标志物识别，并将代谢异常、“肠-皮轴”与基质金属蛋白酶（matrix metalloproteinases，MMPs）/金属蛋白酶组织抑制剂（tissue inhibitors of metalloproteinases，TIMPs）轴整合入精准治疗框架。
Epidemiology and clinical burden of HS
Geographical heterogeneity of HS
本节概述HS流行病学的显著地理异质性。文章指出，其全球患病率通常估计在0.3–1%之间，但不同研究中从0.001%到4%以上不等，差异主要来自研究方法和诊断标准的不同。荟萃分析提示汇总患病率约为0.99%。在部分地区，女性患病率明显高于男性，女男比约为3:1，且多在青年期发病。欧美研究持续显示女性优势，而东亚若干研究则报道男性占优，提示遗传背景或环境因素可能具有调节作用。美国数据进一步显示，黑人群体患病率高于白人与亚洲人群。作者强调，目前高质量流行病学资料主要来自欧洲和北美，非洲、拉丁美洲及亚洲部分地区仍相对缺乏可靠人群研究。地域差异除受社会经济因素、饮食、吸烟、伤口护理及体重管理影响外，也可能反映人群特异性的遗传结构及炎症暴露模式，提示未来需要将流行病学与分子分型相结合。
Diagnosis, clinical features and disease severity assessment
本节系统总结HS的诊断依据、临床表型与严重程度评估。作者指出，HS是一种以毛囊为中心的慢性复发性炎症性疾病，典型皮损包括深在性疼痛性结节、脓肿、引流性隧道（sinus tracts）及进行性瘢痕，主要累及间擦部位。诊断主要依据修订Dessau标准，包括典型皮损、特征性分布和复发病史三方面。原发皮损常为1–2 cm压痛性炎性结节，可被误认为疖肿；其后可进展为脓肿、引流窦道、墓碑样粉刺以及肥厚性瘢痕。病变分布具有显著间擦区偏好，常见于腋窝、腹股沟、会阴、肛周、臀部以及女性乳下和乳间皱襞。标准诊断阈值通常要求6个月内至少2次复发，或皮损持续存在且严重程度波动。严重度分层方面，Hurley分期仍为临床经典工具：I期表现为无隧道和瘢痕的复发结节/脓肿，II期表现为分散的复发脓肿伴早期窦道和瘢痕，III期则为弥漫性累及、相互连通的隧道、广泛瘢痕及慢性化脓。由于Hurley分期不利于动态疗效评估，国际化脓性汗腺炎严重程度评分系统（International Hidradenitis Suppurativa Severity Score System，IHS4）被广泛接受，其按照结节、脓肿与引流隧道加权计分，并常以IHS4-55、IHS4-75和IHS4-90作为临床研究终点。作者还指出，高频超声（high-frequency ultrasound，HFUS）正逐渐用于识别视觉检查难以发现的亚临床隧道和炎症活动。除皮损负担外，HS还严重损害生活质量，皮肤病生活质量指数（Dermatology Life Quality Index，DLQI）与HS生活质量指数（Hidradenitis Suppurativa Quality of Life Index，HiSQOL）等患者报告结局（patient-reported outcome measures，PROMs）对疾病综合评估具有重要意义。
Risk factors and systemic comorbidities
本节强调HS的病因具有复杂多因素属性，涉及遗传易感性、环境和行为因素以及性别相关内分泌影响。女性患病率较高，且性激素可能影响疾病分布、进展及共病谱。文章指出，雄激素可促进皮脂腺和毛囊活性，诱导毛囊阻塞；女性患者常出现与月经周期相关的病情波动，男性则更易发生背部、项部等非典型重症累及。机械摩擦、压力与剪切力可在间擦区域触发毛囊破裂并扩展炎症。肥胖是最常见且最重要的独立危险因素之一，患病率可达50%–75%，不仅加剧炎症状态和毛囊阻塞，还通过增强Th17反应和中性粒细胞募集而促进免疫失调。显著减重或减重手术与病情改善相关。肥胖相关代谢综合征（MetS）、胰岛素抵抗、2型糖尿病、高血压、血脂异常、动脉粥样硬化以及代谢相关脂肪性肝病均在HS中高发。文章还指出，HS与炎症性肠病（尤其Crohn病）、脊柱关节炎、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性功能障碍及部分眼部疾病存在共享炎症通路。长期慢性炎症还增加鳞状细胞癌和淋巴瘤风险。此外，抑郁、焦虑及其他精神障碍在HS患者中高发，心理-神经-内分泌失衡与肥胖、炎症及疾病恶化相互促进。因此，HS管理应从单纯皮肤中心模式转向多学科、预防性和全身炎症负荷控制模式。
Pathogenesis of HS: the complexity of molecular and cellular dysregulations
本部分从遗传、表观遗传、免疫与间质细胞互作等层面系统构建HS的分子发病框架，强调该病是由上游易感性到下游组织破坏逐步推进的时空性病理过程。
Genetic architecture, inheritance and epigenetic rewiring: upstream drivers of cellular dysregulation
作者指出，HS存在显著家族聚集性，约30%–40%患者有阳性家族史。少数家族性病例可见γ-分泌酶复合体（Gamma-secretase complex，GSC）相关基因致病变异，如Nicastrin（NCSTN）、PSENEN2、PSEN1、APH1A和APH1B，这些变异可导致单倍剂量不足并损害Notch信号通路。Notch通路对皮肤稳态、角质形成细胞分化、毛囊及附属器结构维持至关重要，其缺陷可造成毛囊外根鞘细胞命运异常，促进富角蛋白表皮囊肿形成，并加重Th17/调节性T细胞（Treg）失衡。不过，这类单基因常染色体显性遗传仅占极少数家族病例。更大比例HS遗传结构呈非孟德尔式，多由多基因风险与环境因素交互所致。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enome-wide association studies，GWAS）已提示SOX9、KLF5、HLA-DR、TNF-α、IL-23R和IL-12RB1等位点参与疾病易感性。除遗传外，吸烟和肥胖等还可通过DNA甲基化、染色质重塑等表观遗传机制诱导IL-17F、CXCL10等炎症基因持续激活，从而形成自我放大的促炎状态。
The immune-stromal landscape of HS: orchestrating the transition from innate activation to tertiary lymphoid structures and irreversible tissue alterations
本节围绕Hurley各阶段的免疫-基质演变展开。作者指出，HS病损皮肤具有异质性炎症浸润、细胞外基质（extracellular matrix，ECM）重塑和纤维化。Hurley I期代表疾病早期，毛囊阻塞及皮脂毛囊单位破裂使角蛋白、皮脂、毛发残片、微生物产物和细胞碎片释放入真皮，激活角质形成细胞、巨噬细胞和树突状细胞（dendritic cells，DCs）上的模式识别受体（pattern-recognition receptors，PRRs）。这些细胞分泌IL-1β、TNF-α、IL-6、IL-23、IL-36家族及CXCL1、CXCL8等，迅速募集中性粒细胞和单核细胞，并推动CD68
+ M1型巨噬细胞主导的炎症放大。随后诱导Th1和Th17细胞扩增，分泌IL-17A、IL-17F、IL-22和IFN-γ，形成前馈性炎症环路。该阶段脂肪组织亦参与致病，表现为瘦素（leptin）、内脂素（visfatin）和抵抗素（resistin）升高，而脂联素（adiponectin）下降，从而促进MMPs、TIMPs及促纤维化基因表达。尽管此时已有ECM扰动，但组织损伤尚可逆，尚未形成真正纤维化。
Hurley II期标志疾病由急性炎症进入慢性自维持状态，出现反复结节、脓肿、早期窦道及瘢痕。持续存在的M1型巨噬细胞阻碍创面修复，同时CD163
+、M2样巨噬细胞开始出现并参与ECM沉积与纤维化重塑。Th1/Th17相关细胞因子及IL-36家族持续活化，IL-17A与TNF-α协同上调CCL20和CXCL8。此期B细胞和浆细胞作用增强，病损内可见三级淋巴结构（tertiary lymphoid structures，TLSs），提示免疫反应由先天免疫主导转向有组织的适应性免疫。单细胞测序与空间转录组学进一步发现SFRP4
+、CXCL13
+等成纤维细胞亚群，其中CXCL13
+细胞具有显著MMP表达，提示其直接参与组织破坏与重塑。Hippo通路活化、ACTA2与COL1A1等基因上调，推动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分化，并促进窦道与早期纤维化形成。
Hurley III期则表现为长期慢性炎症、脂肪细胞和成纤维细胞异常持续失衡及广泛纤维化扩展。扩大化的成纤维细胞群中Hippo通路进一步增强，导致胶原沉积过度和ECM刚度增加，并通过机械转导形成促纤维化正反馈。MMP驱动的基质重塑产生生物活性基质片段，又进一步放大炎症。免疫上，TLSs在窦道周围更为显著，B细胞向浆细胞分化后支持局部抗体生成和持续抗原呈递，使炎症难以消退。最终，HS III期形成炎症、组织破坏与纤维化相互促进的终末期微环境。
Inflammation, tissue remodeling and fibrosis in HS pathogenesis: the complex role of MMPs and TIMPs
Dysregulation of MMP-2, ?8, and ?9 in HS: from localized matrix remodeling to systemic inflammatory and metabolic perturbations
本节聚焦MMP-2、MMP-8和MMP-9在HS中的异常表达及功能意义。作者指出，MMPs是锌依赖性内肽酶家族，在ECM降解、细胞迁移、白细胞活化和炎症调节中发挥关键作用。HS病损中MMP-2、MMP-8、MMP-9均显著失调。MMP-2即明胶酶A（gelatinase A），主要由成纤维细胞和内皮细胞分泌，在HS病损角质形成细胞、成纤维细胞、巨噬细胞、淋巴细胞、汗腺、毛囊外根鞘及窦道中表达升高，其活性与皮下隧道形成及真皮持续降解相关。反映其活性的ECM降解标志物如C1M和C4M在Hurley II–III期升高。MMP-8即胶原酶-2（collagenase-2），主要来源于中性粒细胞，可优先裂解I型和III型胶原，在HS皮损及血浆中高度上调，且与TNF-α水平和疾病严重度正相关；同时其血中水平与高密度脂蛋白（HDL）负相关、与抵抗素正相关，提示其既反映皮肤炎症，也可能关联系统代谢紊乱。MMP-9即明胶酶B（gelatinase B），主要降解IV型胶原，在HS病损及病灶周围皮肤中水平升高，活性形式尤其分布于真皮裂隙和组织重塑区域，主要来源于巨噬细胞与中性粒细胞。其相关标志物C3M和C4M亦与疾病严重度相关。文章还提出，高脂饮食导致肠道菌群失衡、短链脂肪酸产生菌减少以及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可能通过系统性炎症促进MMP-9上调，加剧结节和隧道形成。
Differential functions of TIMP-1, TIMP-2, TIMP-3, and TIMP-4 in tissue homeostasis and maladaptive remodeling
作者进一步讨论TIMPs在组织稳态和异常重塑中的差异化作用。TIMPs以1:1复合物形式抑制MMP蛋白水解活性，其与MMPs比例失衡是纤维化性疾病中胶原沉积和降解异常的核心机制。TIMP-1在系统性硬化症、肾纤维化及心脏纤维化中升高，通常被视为促纤维化分子。TIMP-2不仅抑制多种MMP，还可通过与膜型1-MMP（MT1-MMP）形成复合体促进pro-MMP-2活化，并可诱导肌成纤维细胞活化和胶原合成。与此相对，TIMP-3具有一定抗纤维化特性，可抑制ADAM17/TACE介导的TNF-α释放，并抑制ADAMTS4和ADAMTS5，从而间接限制TGF-β活化。TIMP-4则主要参与心脏和脑组织的ECM周转调控。作者特别指出，目前关于TIMPs在HS中的具体表达和功能资料仍明显不足，是后续研究的重要方向。
Adipose tissue dysfunction in HS
Adipokine signaling in HS: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systemic metabolic dysfunction and cutaneous inflammation
本部分强调脂肪组织功能障碍在HS中的枢纽作用。作者认为，肥胖不仅是共病，更代表一种由脂肪组织肥大驱动的慢性低度炎症状态。脂肪组织不仅储能，还作为内分泌和免疫器官分泌多种脂肪因子，在健康状态下维持稳态，而在HS尤其是高体重指数患者中则发生明显失衡。瘦素、抵抗素和内脂素等促炎脂肪因子升高，脂联素下降。瘦素除调控食欲外，还可促进M1型巨噬细胞极化、树突状细胞迁移、Th1/Th17反应增强并抑制Treg。抵抗素与胰岛素抵抗、动脉粥样硬化及IL-23/Th17炎症相关。内脂素又名烟酰胺磷酸核糖转移酶（nicotinamide phosphoribosyltransferase，NAMPT），可激活NF-κB、p38和MEK1通路，诱导TNF-α、IL-1β和IL-6产生。脂联素则具有抗炎和胰岛素增敏作用，可抑制Th1/Th17分化并通过抑制RORγt发挥免疫调节功能。文章总结认为，HS患者血清中瘦素、抵抗素和内脂素升高而脂联素降低，构成连接全身代谢紊乱与局部皮肤炎症的关键分子桥梁。
Adipokine-mediated ECM remodelling and fibrosis in HS
本节进一步将脂肪因子与ECM重塑和纤维化联系起来。作者指出，瘦素可通过长型受体Ob-Rb激活JAK/STAT、MAPK/ERK、PI3K/AKT及Rho/ROCK等通路，上调TGF-β1、I型胶原、IL-1β、IL-6、CCL2及结缔组织生长因子（CTGF）等促纤维化分子，同时抑制MMP-1并上调TIMP-1，从而促进ECM蓄积和纤维化。脂联素则具有情境依赖性抗纤维化效应，可通过AMP激活蛋白激酶（AMP-activated protein kinase，AMPK）、SOCS-3及蛋白酪氨酸磷酸酶1B（PTP1B）抑制瘦素介导的JAK2/STAT3激活，降低TIMP-1表达，恢复MMPs/TIMPs平衡，并在瘢痕疙瘩成纤维细胞中抑制TGF-β1诱导的胶原表达。抵抗素则可经JAK2/STAT3和JNK/c-Jun通路促进成纤维细胞向肌成纤维细胞转分化，并上调I型胶原、α-SMA和MMP-9。内脂素在肝纤维化和脂肪组织纤维化模型中也可促进αSMA、CTGF、TIMP-1、胶原和纤维连接蛋白表达。总体而言，作者认为，肥胖驱动的脂肪因子失衡可能通过作用于MMP/TIMP系统和ECM重塑推动HS皮损纤维化，但该机制仍需进一步实验证实。
Potential implications of HS treatments on inflammation and tissue architecture
Pharmacological modulation of HS: from conventional antibiotics to precision biologic interventions
本节综述HS现有治疗策略及其对炎症和组织结构的影响。常规治疗包括口服四环素类抗生素，尤其多西环素，适用于轻中度至部分重度患者；对伴窦道和瘢痕的进展期患者，克林霉素联合利福平常被采用。抗雄激素治疗如螺内酯对女性患者具有特殊价值，病灶内糖皮质激素注射如曲安奈德可迅速缓解疼痛和炎症。阿维A可用于难治性且无生育计划患者。作者指出，肥胖可能因药代动力学改变和系统性低度炎症而降低上述治疗效果。机制上，抗生素不仅具有抗菌作用，还可抑制MMPs、减少中性粒细胞趋化并下调CXCL-8、TNF-α和IL-1β。糖皮质激素可抑制I型和III型胶原及糖胺聚糖生成，并干扰TGF-β信号。针对伴胰岛素抵抗患者，二甲双胍被视为辅助选择，而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ucagon-like peptide-1 receptor agonists，GLP-1 RAs）因同时改善代谢和炎症而成为研究热点，可抑制IL-23、IL-17和IL-22并促进角质形成细胞迁移。
靶向治疗方面，抗TNF-α生物制剂阿达木单抗（Adalimumab）和英夫利昔单抗（Infliximab）可抑制HS病损中高度上调的TNF-α，从而减少急慢性炎症，预防新窦道和桥状瘢痕形成。文中总结的临床研究显示，英夫利昔单抗总体应答率较高，阿达木单抗在PIONEER试验中亦获得较明确疗效，但高BMI患者疗效较差。分子层面，阿达木单抗可降低MMP-1、MMP-9、IL-6和超敏C反应蛋白（hsCRP），并在应答者中提高MMP-13和TIMP-2。新近获批的抗IL-17治疗如司库奇尤单抗（Secukinumab）和比美木单抗（Bimekizumab）通过阻断IL-17A和/或IL-17F减少角质形成细胞异常增殖、中性粒细胞募集和慢性炎症，但其对ECM重塑和纤维化的直接影响仍缺乏分子证据。抗IL-23药物古塞奇尤单抗（Guselkumab）在部分伴银屑病或Crohn病患者中可能具有益处。对于不可逆结构性后遗症，如上皮化窦道和肥厚性瘢痕，手术仍是最终治疗方式，包括局限病灶的去顶术和广泛病灶的根治性切除。
Clinical trials for HS treatment: next-generation antibodies and intracellular signaling inhibitors
本节聚焦在研疗法。作者指出，随着对HS免疫病理认识加深，治疗开发正在从单一细胞因子阻断拓展至小型蛋白、纳米抗体和细胞内信号抑制剂。针对IL-17轴，Izokibep、Sonelokimab和Brivekimig等新一代分子正进入后期临床研究，目标是改善在纤维化、富隧道病灶中的药物渗透和疗效。细胞内通路方面，JAK/STAT已成为重要靶点。Povorcitinib和Upadacitinib等JAK1抑制剂在中重度HS中显示出减少炎性皮损、缓解疼痛并可能限制炎症驱动纤维化的潜力；外用Ruxolitinib乳膏则面向Hurley I–II期患者。作者认为，JAK/STAT既参与炎症因子信号转导，又是瘦素介导纤维化的关键节点，因此可能同时作用于炎症与纤维化。另一方面，B细胞在慢性隧道中的作用使Bruton酪氨酸激酶（Bruton’s tyrosine kinase，BTK）和脾酪氨酸激酶（spleen tyrosine kinase，SYK）抑制成为新方向。Remibrutinib和Fostamatinib等药物提示，通过干预B细胞相关及NF-κB、MAPK、JAK/STAT交叉网络，可能减轻炎症并调控纤维化相关成纤维细胞程序。作者总结认为，HS存在明显的炎症与纤维化内型异质性，未来试验设计需纳入肥胖状态、隧道负担和组织重塑特征，以提高治疗精准性。
Discussion and future directions
在讨论部分，作者将HS定位为一种超越单纯毛囊阻塞概念的进展性多系统炎症性疾病，其核心病理在于异常ECM重塑-纤维化轴，而脂肪因子失衡则连接了肥胖相关全身炎症与局部皮肤破坏。MMPs/TIMPs失衡既是慢性炎症结果，又反过来维持疾病状态。作者指出，当前临床管理仍面临诊断延迟、治疗滞后及生物制剂40%–50%不应答率等问题，因此亟需建立稳健的遗传与蛋白质组学标志物体系，用于早期鉴别诊断和疗效预测。文中提及药物基因组学GWAS已在阿达木单抗应答中发现BCL2相关单核苷酸多态性（single nucleotide polymorphism，SNP）信号，提示凋亡调控可能影响疗效。未来研究还应阐明不同MMP和TIMP亚型在不同疾病阶段的功能双重性，并将“肠-皮轴”、饮食、微生物组与代谢因素纳入HS机制和治疗研究。作者最终倡导从“单靶点”模式转向网络生物学框架，联合干预TNF-α、IL-1β等炎症警报素、ECM重塑/纤维化失衡以及代谢异常，并同时重视心理负担、社会功能受损及生活方式改变的可持续性，以实现真正个体化的长期疾病控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