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陶瓷技术研究在探讨手工业生产、技术传播和社会发展方面的考古研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对陶瓷原材料、烧制工艺、成型方法以及烧成技术的分析，不仅能揭示陶器制造中的技术选择和操作传统（Cheng et al., 2009, Barone et al., 2014, Yu et al., 2017, Giraitis et al., 2019, Li et al., 2019, Xiao et al., 2022），还能为理解生产、流通、消费和社会组织体系提供重要证据（Wang et al., 2003, Cecil, 2004, Lü et al., 2007, Hong et al., 2012, Xiang, 2018, Wang et al., 2019a, Wang et al., 2019b, Pierce et al., 2022）。在中国东部的长江下游地区，大多数关于陶瓷技术的研究都集中在史前时期（Li et al., 2007, Chen et al., 2011, Wang et al., 2019a, Wang et al., 2019b, Zhu et al., 2022, Qi et al., 2025, Li et al., 2025），尤其以良渚文化为重点（Dajnowski et al., 1992, Cheng et al., 2006, Wang et al., 2024, Zhao et al., 2024, Yao et al., 2025）。然而，现有研究通常只关注单个遗址或单一文化阶段，因此对于长江下游地区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整个时期的陶瓷技术长期演变规律的系统研究仍然有限。为填补这一空白，本研究旨在为长江下游地区的陶瓷技术变迁建立一种纵向研究框架，这一框架可与近期为山东半岛建立的演变轨迹相媲美（Lu et al., 2023, Weng et al., 2026）。
在这一长期发展进程中，一个尤为重要的现象就是高温烧制陶瓷的出现。在中国，压印硬陶是最为早期且最重要的例子之一。压印硬陶指的是那些具有致密、类似炻器质地的胎体，并带有压印装饰图案的陶瓷，其烧制温度通常超过1000摄氏度，这样的处理方式使得制成的器物更加坚固耐用。能够在1000摄氏度以上烧制陶瓷是一项重大的技术进步，也是向瓷器生产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Henderson et al., 2020）。在长江下游地区，压印硬陶最早出现于广富林文化时期（约公元前2200年至2000年）（Zheng, 2021）。作为一种介于普通陶器和原始瓷器之间的过渡类型，它为了解高温烧制陶瓷技术的起源与传播提供了关键证据。以往的研究已经探讨过原材料的选择、制作工艺（Lu et al., 2012, Li, 2021, Zou et al., 2025）、区域间的交流（Chinese Ancient Ceramics Society, 2016, Yang et al., 2024, Cao et al., 2026）以及它与原始瓷器之间的关系（Chen and Ma, 2019, Jin et al., 2022）。
为弥补陶瓷技术方面长期研究的不足，并进一步研究压印硬陶的技术特征，长江下游地区的太湖周边地带是一个理想的案例研究区域。该地区北临长江，南靠钱塘江，西依茅山山脉，东濒东海。其核心区域是杭嘉湖平原，该平原与东部的上海平原以及北部的苏锡常平原相连，形成了广阔而连绵的低地景观（Zheng, 2008, Xu, 2022）。作为中国东部文化发展的核心区域之一，太湖周边地带有着从马家浜文化、宋泽文化、良渚文化，经过过渡性的钱山漾文化和广富林文化，一直到商代晚期到西周早期的马桥文化及之后的后马桥文化的连续文化记载（表1）。这些相继的文化阶段见证了居住组织、社会复杂性、区域间互动以及手工业生产方面的深刻变化。与此同时，太湖周边地区的陶器传统也在技术实践方面发生了变化，包括原材料处理、掺和料使用、烧制条件以及器物功能等方面的改变。
在更广泛的区域背景下，唐北遗址在太湖东部周边地区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图1）。该遗址位于中国江苏省苏州市吴中区，占地面积约为230,000平方米，保存有极为漫长且层次分明的文化序列，涵盖了宋泽文化、良渚文化、马桥文化、后马桥文化以及西周时期。补充信息（图A1 - A2）展示了该遗址的航拍图以及具有代表性的发掘剖面图。如此漫长的文化序列为研究近四千年间陶器技术的纵向变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同时也便于探讨压印硬陶在陶瓷生产和技术变革的更大脉络中的出现与发展过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