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After-work unhealthy eating, work-induced ego depletion and abusive supervision: The moderating role of narcissistic admiration and rival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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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基于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理论及工作-家庭资源模型(Work-Home Resources model, W-HR),探究了领导者在经历工作诱发自我损耗(ego depletion)后,其工后不健康饮食(after-work unhe
本研究基于自我调节(self-regulation)理论及工作-家庭资源模型(Work-Home Resources model, W-HR),探究了领导者在经历工作诱发自我损耗(ego depletion)后,其工后不健康饮食(after-work unhealthy eating)行为对次日辱虐管理(abusive supervision)的影响机制,并考察了领导者自恋性人格特质中自恋性钦佩(narcissistic admiration)与自恋性竞争(narcissistic rivalry)的调节作用。研究人员采用动态结构方程模型(Dynamic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DSEM),对来自中国五家企业的112名领导者及其225名下属在10个工作日内的每日日记数据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领导者的工作诱发自我损耗正向预测其工后不健康饮食行为;而工后不健康饮食与次日辱虐管理之间的关系受领导者自恋特质的调节——仅在自恋性钦佩水平较高时呈负向关系,在自恋性竞争的所有水平均呈正向关系,且在较高竞争水平时效应更强。此外,领导者自恋特质亦调节了自我损耗通过工后不健康饮食对次日辱虐管理的间接效应(即有调节的中介作用)。研究揭示了工作-非工作-工作资源损耗螺旋(work–nonwork–work resource depletion spiral),为理解日常因素与个体特质在辱虐管理前因中的交互作用提供了新见解。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辱虐管理作为一种有害的领导行为模式,已证实对工作场所产生诸多负面影响(Tepper et al., 2017)。尽管所有员工都期望得到公平与尊重的对待,但许多员工却直接经历来自直属上司的问题行为。辱虐管理被定义为"员工感知到其领导者持续表现出敌意性言语及非言语行为(不包括身体接触)的程度"(Tepper, 2000, p. 178),涉及贬低、批评、羞辱或孤立员工等公开行为。鉴于辱虐管理的严重危害,组织负有道德义务保护员工的福祉与安全,因此亟须建立关于辱虐管理成因的扎实证据基础并探索预防途径。
现有研究已识别出辱虐管理的多种前因,包括组织因素(如组织规范)、下属因素(如绩效不佳)及领导者因素(如人格特质)。值得注意的是,辱虐管理在个体间和个体内均存在变异,且呈现显著的日常波动(Barnes et al., 2015)。学者由此转向关注辱虐管理的日常前因,涵盖工作领域(如同事不文明行为)与非工作领域(如睡眠、通勤压力、空气污染等)。自我调节涉及"自我作用于自身以改变自身反应,从而达成预期结果的过程"(Baumeister & Vohs, 2003, p. 199),而辱虐管理常源于自我调节失败(Tepper et al., 2017),这种失败可由跨越工作与非工作领域的暂时性资源耗竭引发(Courtright et al., 2016)。因此,联合考察工作与家庭动态对于解释辱虐管理的日常波动至关重要。
本研究基于工作-家庭资源模型(ten Brummelhuis & Bakker, 2012),将上述日常效应链视为跨领域资源损失螺旋(cross-domain resource loss spiral),并进一步引入领导者自恋人格作为不健康饮食影响次日辱虐行为的边界条件。这一理论拓展的合理性在于:自我调节在夸大型自恋(grandiose narcissism)的行为表达中具有关键作用(Campbell et al., 2011),而自恋性钦佩与自恋性竞争分别对应不同的自我调节策略(Back et al., 2013)。
自我损耗被界定为"因先前意志活动的行使而导致自我从事意志行动(包括控制环境、控制自我、做出选择和发起行动)的能力或意愿的暂时性降低"(Baumeister et al., 1998, p. 1253)。根据W-HR模型,工作要求可导致易逝性资源(volatile resources)——即无法蓄积且即时影响非工作行为的短暂资源——的减少。领导者的工后不健康饮食作为一种适应不良的非工作领域行为,被概念化为资源耗竭性非工作压力源(Cho & Kim, 2022),因其引发身心双重紧张。本研究聚焦不健康饮食,原因在于食物选择受个体自我调节资源耗竭水平的影响(Liu et al., 2017; Vohs & Heatherton, 2000),而不健康饮食可进一步加剧资源损失螺旋并产生下游行为后果。
**核心研究假设的提出**
基于W-HR模型与工作-非工作冲突过程,研究人员提出:工作诱发的自我损耗正向预测领导者工后不健康饮食(假设1);该假设的理论逻辑在于,自我损耗后个体可用于冲动控制和抵制诱惑的自我调节资源匮乏,导致不健康饮食风险上升。进一步地,工后不健康饮食正向预测次日辱虐管理(假设2);不健康饮食通过生理不适(如睡眠紊乱、消化不良)和负面情绪(如内疚、羞耻)进一步消耗自我调节资源,阻碍其夜间再生,使领导者在次日工作时更有可能无法抑制对下属的攻击性冲动。由此,不健康饮食中介了工作诱发自我损耗与次日辱虐管理之间的关系(假设3),形成"工作-非工作-工作"的完整资源损耗螺旋链条。
在调节机制方面,研究人员采用自恋性钦佩与自恋性竞争的两维概念化(Back et al., 2013)。自恋性钦佩通过自我提升(assertive self-enhancement)策略追求社会钦佩,而自恋性竞争通过自我防御(antagonistic self-protection)策略防止社会失败。据此提出:自恋性钦佩缓冲(weaken)不健康饮食对次日辱虐管理的正向效应,而自恋性竞争增强(strengthen)该效应(假设4),且二者共同调节上述中介过程的第二阶段(即有调节的中介)。
**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多源(领导者-下属配对)每日日记设计,从中国北京、上海、深圳和浙江的零售、酒店、银行及建筑行业的五家企业中,收集112名领导者及其225名下属连续10个工作日数据。抽样方法为研究者个人网络招募。基线调查收集人口学信息及领导者自评自恋特质;两周后启动每日调查:领导者于晚上9点评定当日工作诱发自我损耗及工后不健康饮食,下属于下午6点评定其领导当日辱虐管理行为。每日调查通过问卷星平台以短信链接推送,完成全部调查者可参与抽奖。
测量工具方面,自恋性钦佩与竞争采用Narcissistic Admiration and Rivalry Questionnaire(18项),工作诱发自我损耗采用Twenge等人(2004)的状态自我控制容量量表(5项),工后不健康饮食采用Liu等人(2017)的每日食物消费测量(4项),次日辱虐管理采用Tepper(2000)量表的改编版由下属评定。控制变量包括领导者年龄、性别和婚姻状况。
数据分析采用动态结构方程模型(DSEM),工具为Mplus 8.7。DSEM整合时间序列、多水平、结构方程和时变建模四种方法,通过卡尔曼滤波(Kalman filter)处理缺失数据及不等时间间隔问题,并建模自回归滞后效应以解释观测值的非独立性。估计采用贝叶斯马尔可夫链蒙特卡罗(MCMC)方法,以10,000次迭代、两条平行链进行,报告后验分布的中位数及90%可信区间(CrI)。
**研究结果**
假设检验结果显示:假设1获得支持,领导者每日工作诱发自我损耗正向预测工后不健康饮食(estimate = .40, 90% CrI [.34, .47])。假设2未获支持,工后不健康饮食与次日辱虐管理的直接正向关系不显著(estimate = .09, 90% CrI [?.06, .25])。假设3亦未获支持,间接效应的90% CrI包含零(indirect effect = .01, 90% CrI [?.05, .07])。
假设4关于自恋特质调节作用的分析显示:自恋性钦佩作为跨水平调节变量显著(estimate = ?.13, 90% CrI [?.23, ?.02]),但方向为负——即高钦佩水平下,工后不健康饮食与次日辱虐管理呈负向关系,而非假设的预期弱化正向关系;该负向效应仅在自恋性钦佩水平较高时显著(?1 SD: estimate = ?.32, 90% CrI [?.68, .03];+1 SD: estimate = ?.56, 90% CrI [?1.13, ?.02])。自恋性竞争正向调节工后不健康饮食对次日辱虐管理的影响(estimate = .15, 90% CrI [.03, .26]),低竞争水平(estimate = .35, 90% CrI [.11, .59])和高竞争水平(estimate = .64, 90% CrI [.19, 1.07])下效应均显著,于高竞争水平时更强。有调节的中介分析表明:当自恋性钦佩水平高时,间接效应显著为负(estimate = ?.22, 90% CrI [?.46, ?.01]);当自恋性竞争处于低水平(estimate = .14, 90% CrI [.04, .24])和高水平(estimate = .26, 90% CrI [.06, .43])时,间接效应均显著为正。
**讨论部分总结**
理论贡献方面,本研究通过识别导致辱虐管理波动的日常工作和非工作因素,推进了对负面领导行为动态驱动机制的理解。研究证明了工作-非工作-工作资源损耗螺旋的存在,为资源损失/获取螺旋可跨多个工作-非工作领域转换提供了有限但重要的证据补充。在饮食行为研究领域,本研究通过时间分离测量和严谨的DSEM分析技术,澄清了自我损耗与不健康饮食之间的因果关系,解决了既往研究结果不一致的问题。
关于自恋人格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自恋性钦佩的效应方向出乎意料:高钦佩水平下,不健康饮食反而降低次日辱虐管理。研究人员推测,这可能源于不健康饮食引发的愧疚感对自我形象构成威胁,促使高钦佩领导者通过积极行为寻求社会认可;反之,抵制不健康饮食可能耗费自我调节资源,反而加剧枯竭状态。而自恋性竞争的增强效应符合理论预期,证实了该维度的敌意性与防御性自我调控策略。
实践意义方面,研究建议组织通过优化工作设计(如合理分配任务、提供反馈)减少领导者自我损耗,设置清晰的工作-非工作边界;通过提供现场健康食品设施降低健康饮食的自我调节成本;并针对领导者不同自恋特质采取个性化干预策略,而非"一刀切"方案。
研究局限性包括:未观察到不健康饮食与辱虐管理的主效应,可能受文化因素(如中国高权力距离限制辱虐管理变异)、时机因素(较睡眠等 proximal 因素,饮食行为距离较远)或情绪中介机制未直接测量等影响;自恋与人格数据均为领导者自评,存在共同方法偏差风险;自我报告的饮食行为可能受社会期望效应影响。
**研究结论**
本项每日日记研究表明,当领导者在工作日结束后感到更为耗竭时,其更有可能采取不健康饮食行为。然而,工后不健康饮食并未增加次日辱虐管理,该关系取决于领导者的自恋性钦佩与自恋性竞争特质。高自恋性竞争放大了上述效应,导致领导者次日对下属表现出更多辱虐行为;而高自恋性钦佩则起到了缓解作用,降低了前夜从事不健康饮食的领导者的辱虐管理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