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Youth Studies》：Beyond monetary measures: determinants of 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 East Germany among vulnerable youth. A perspective from capability approach and capit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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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论文通过多维视角调查德国的儿童贫困，结合森（Sen）的可行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和布迪厄（Bourdieu）的资本理论（Capital Theory），为11–15岁儿童和17岁青少年开发了一个量身定制的多维贫困指数（Multid
本论文通过多维视角调查德国的儿童贫困，结合森（Sen）的可行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和布迪厄（Bourdieu）的资本理论（Capital Theory），为11–15岁儿童和17岁青少年开发了一个量身定制的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MPI）。研究人员利用德国社会经济面板数据（SOEP v38, 2021），识别了儿童和青少年在不同年龄组、地区和社会人口特征下的多维剥夺的关键模式。研究结果揭示，全国范围内约14%–15%的两个年龄组受到多维贫困的影响。尽管货币贫困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预测因素——尤其是在东德——但东西部之间的地区差异没有假设中那么显著。在11–15岁儿童中，影响多维贫困的关键因素包括男性、直接移民背景、生活在较大家庭以及经历货币贫困。对于17岁青少年，经济困难与和需要照顾的人一起生活成为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值得注意的是，最高程度的剥夺始终出现在关系维度，这与近期关于青年孤独感增加的研究相呼应。该研究的发现强调了文化、社会和经济资本的有限获取如何约束儿童的可行能力发展。基于这些见解，论文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政策措施，包括包容性早期教育改革、增加儿童福利和扩大青年基础设施。通过强调儿童的主体性和社会包容，这些建议旨在减少结构性不平等，并扩大弱势青年的实际机会。
**论文解读：多维贫困视角下的东德弱势青年——基于可行能力方法与资本理论的实证分析**
**研究背景与问题**
儿童贫困在德国是一个长期而严峻的挑战。尽管德国经济强劲，但自2006年以来相对贫困和社会不平等持续上升（Parit?tischer Gesamtverband, 2022; Goebel, Grabka, & Schr?der, 2015）。贫困的童年对儿童的学习能力、教育水平、就业前景产生深远影响，甚至导致代际贫困循环（Corak, Fertig, & Tamm, 2008; Andresen & Meiland, 2019）。欧盟自2005年起将儿童贫困纳入议程，强调从儿童视角审视贫困，发展多维指标（Atkinson et al., 2005）。然而，德国联邦制下，东德地区（如梅克伦堡-前波莫瑞、勃兰登堡、萨克森-安哈尔特、萨克森、图林根及东柏林）结构性较弱，需要区域特定的政策应对（Sánchez & Navarro, 2021; G?rzig, Gornig, & Werwatz, 2004）。现有研究多集中于收入贫困，缺乏对多维贫困原因和后果的深入分析，尤其在东德地区（Bradshaw & Chzhen, 2009; Parit?tischer Gesamtverband, 2023）。为弥补这一空白，本研究结合Sen的可行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 CA）与Bourdieu的资本理论（Capital Theory），构建了针对11–15岁儿童和17岁青少年的多维贫困指数（Multidimensional Poverty Index, MPI），旨在探究东德弱势青年多维贫困的决定因素，并提出有效政策建议。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数据来源于德国社会经济面板（SOEP v38, 2021），包括儿童问卷（11–12岁）、早期青少年问卷（13–15岁）和青少年问卷（16–17岁），覆盖11–15岁儿童（2014–2021年，共8,115个观测值）和17岁青少年（2000–2021年，共9,223个观测值），样本东德占比约17%–19%。采用Alkire-Foster双截止法构建MPI，涵盖五个维度：教育（阅读能力）、健康（生活满意度、体育活动频率）、住房（感知拥挤、拥有私人房间）、生活标准（年度家庭假期、适当衣物、零花钱）和关系（亲密朋友、家庭活动/同伴群体）。每个维度内指标等权重，截止点设为1/3（即个体在至少1/3指标上被剥夺则视为多维贫困）。运用逻辑回归模型（Logit Model）分析多维贫困的决定因素，控制性别、移民背景、家庭规模、照顾需求、地区等变量，并应用个体权重确保代表性。
**研究结果**
**4.1 描述性统计**：11–15岁样本中80.65%来自西德，19.35%来自东德；17岁样本中82.97%来自西德，17.03%来自东德。两个年龄组中，男孩与女孩比例接近，约73%–75%无移民背景，约3%有直接移民背景，约3%生活在有照顾需求成员的家庭中。
**4.2 货币贫困**：东德有21.5%的儿童（11–15岁）家庭处于相对货币贫困（收入低于中位数的60%），高于西德的13.9%；贫困差距在东德也更大（4.8% vs 3.3%）。
**4.3 多维贫困**：全德范围内，约14%的11–15岁儿童和14.8%的17岁青少年被识别为多维贫困。东德11–15岁儿童多维贫困率为11.8%，低于西德的14.4%，但东德贫困儿童平均在47.4%的维度上被剥夺，高于西德的42.5%；17岁青少年中东西差异不显著。
**4.4 指标相对贡献**：11–15岁组中，住房（21.4%）和关系（21.8%）维度贡献最大；17岁组中，教育（22.5%）和关系（24.7%）贡献突出。具体指标上，阅读能力、公寓面积、家庭假期、同伴聚会（clique）等剥夺最为常见。
**4.5 东西部比较**：在东德，有直接移民背景的11–15岁儿童多维贫困率高达38.7%，而无移民背景者仅10.8%；男孩多维贫困率高于女孩；货币贫困儿童多维贫困率（17.1%）显著高于非货币贫困儿童（10.3%）。在东德17岁青少年中，无移民背景者多维贫困率（15.1%）高于有直接或间接移民背景者（6.1%–8.3%）；货币贫困者多维贫困率（26.7%）明显高于非贫困者（13%）。
**4.6 多维贫困的决定因素**：通过四个逻辑回归模型（M1–M4）分析发现，对于11–15岁儿童（全德M1），男性、家庭有3个以上孩子、货币贫困在1%水平上显著增加多维贫困概率，与有照顾需求者同住在5%水平上显著，直接移民背景在10%水平上显著，但生活在东德不显著。东德子样本（M2）中，男性、货币贫困、大家庭在1%水平上显著，直接移民背景在10%水平上显著。对于17岁青少年（全德M3），货币贫困和有照顾需求者在1%水平上显著；东德子样本（M4）中，有照顾需求者在1%水平上显著，货币贫困在5%水平上显著，家庭有6个以上孩子在10%水平上显著。研究假设H1（东德儿童多维贫困更严重）被拒绝，而H2（货币贫困显著增加多维贫困概率）被接受。
**讨论与结论**
研究表明，儿童贫困不仅在东德，而且在整个德国持续存在，约14%–15%的儿童和青少年受多维贫困影响。尽管货币贫困在东德仍显著较高，但东西部多维贫困差异不显著，这印证了Sen的论断：转化因素（如性别、移民背景）比地理位置更具决定性。Bourdieu的资本理论则揭示，经济资本的缺乏限制了文化和社会资本的积累。两个年龄组在关系维度上的剥夺最为严重，与近期青年孤独感研究一致，提示政策需关注社会关系重建。研究人员提出一系列针对性措施：增加儿童福利以促进资本积累；实施包容性早期教育改革，特别关注弱势儿童（如难民、移民儿童、残疾人）；简化财政援助获取流程；扩大青年基础设施（如廉价公共交通、免费休闲活动、安全青年中心）；加强家庭心理健康支持以改善关系维度。这些政策旨在拓宽儿童获取多种资本的机会，增强其可行能力（capabilities），减少结构性不平等。然而，研究存在局限性：未直接与儿童互动以获取主观经验；MPI指标选择受数据可得性影响；逻辑回归模型无法确立因果关系；未涵盖儿童主体性和关系性剥夺的全部层面。未来需整合儿童视角，持续多维测量儿童贫困。研究人员强调，随着德国人口老龄化，儿童是国家的未来，必须通过包容性社会超越社会背景或惯习（habitus）的限制，确保每个儿童都能发展其可行能力，不被落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