员工董事与薪酬公平：来自中国的证据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Employee directors and pay equity: evidence from China

　　李晓燕|翟军|梁瑞新|李宇斌•员工董事能够显著缩小高管与员工的薪酬差距。•这种缩小得益于提高员工工资和限制高管薪酬。•通过加强监督和提高员工议价能力来实现公平。•在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地区，这种效应更为明显。•存在员工董事的公司，其全要素生产率也更高。引言世界银行2022年报告称，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474，已超过0.4这一通常被视为存在严重收入不平等的临界值。解决内部薪酬差距仍是重要的政策重点。过高的高管薪酬会进一步加剧这些不平等现象，扭曲激励机制并扩大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为此，一些国家在国有企业中引入了高管薪酬上限等措施来遏制这种失衡状况。（见图1）。与此同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从2017年1月1日起实施了一项规定，要求上市公司披露CEO薪酬与中位员工薪酬的比率（Cheng和Zhang，2024）。这一规定的目的是通过提高透明度、增强公平感以及提升员工士气来减少收入不平等——而这些因素都与企业生产力呈正相关（Boone等人，2020）。国际劳工组织的《全球工资报告》（2022–23）也支持了这些研究结果，强调了公平工资在推动社会正义和可持续发展中的核心作用。员工董事制度为员工参与决策提供了机制，同时保障了他们的合法权益。员工董事通过影响企业政策（包括薪酬结构）来促进内部薪酬公平。中国的员工董事制度可以追溯到199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颁布。该法律规定，两类国有企业必须设立员工董事，即全资子公司和由两家或以上国有企业共同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4员工代表应由公司员工民主选举产生。其他类型的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则可选择自愿任命员工董事。然而，关于员工董事制度的建立及其效果存在着不少争议。首先，从理论角度来看，一些学者基于“股东中心主义”理论认为，员工董事可能会过度保护员工权益，从而损害股东利益，导致“双重主人”困境（Kleinknecht，2015）；而另一些学者则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认为，员工董事有助于提升企业价值（Balsmeier等人，2013）。其次，从实际操作角度来看，一些专家担心员工董事在管理方面的专业能力有限，而且他们的双重身份会导致他们面临“身份困境”，难以有效履行治理职责；不过也有专家支持这一制度，认为这些董事的员工身份和信息优势使他们能够在企业治理中发挥独特作用（Huang和Huang，2022）。本研究利用从中国A股上市公司收集的2010–2022年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员工董事对薪酬差距的影响。稳健性测试和内生性分析表明，员工董事通过加强监督机制和提高员工议价能力，显著缩小了高管与非高管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这一效应体现在较低的平均高管薪酬和较高的平均员工工资上。进一步的条件分析显示，这种治理效应在制度和市场环境的作用下会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在国有企业、工会密度较高的企业以及处于竞争激烈的产品市场中的企业，薪酬差距的缩小效应更为明显。分析还表明，年龄较大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员工董事在缩小薪酬差距方面尤为有效。我们的横截面分析结果显示，在劳动密集型企业以及法律制度完善或人口老龄化严重的地区，薪酬差距的缩小更为显著。此外，存在员工董事的公司，其全要素生产率也更高。这些研究结果表明，员工董事的民主参与不仅加强了企业内部治理，还有助于实现收入公平和提高运营效率。本研究主要有三个贡献。首先，通过分析中国特殊制度背景下的员工董事的经济效应，本文部分回应了学界对其效力的质疑。它建立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这些研究对于员工董事的治理效应得出了不一致的结论，包括对企业绩效（Balsmeier等人，2013）、企业价值（Petry，2018）以及盈利质量（Overland和Samani，2021）的影响。本研究探讨了这一制度对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从而揭示了它在企业内部收入分配中的作用。尽管许多国家也存在员工董事制度（如德国、北欧国家），但中国的版本与国有制以及1993年和2005年《公司法》修订案中规定的国有企业民主管理要求密切相关。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员工董事仅能在国有企业中显著缩小薪酬差距，这表明其效力不仅取决于董事会中的员工代表比例，还取决于劳动治理、所有权结构以及国家政策目标之间的制度互补性。这就提示我们，不能简单假设在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的私营企业或西方国家中也能取得类似的结果。相反，中国为理解如何在国家支持下通过利益相关者治理来减轻内部不平等提供了良好的研究范例。其次，本研究为解决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影响薪酬结构的内部治理机制。虽然以往的研究是从董事长（Jiang等人，2019）、独立董事（Song等人，2024）和高管董事（Ye等人，2022）的角度来探讨这一问题，但本文强调了员工董事作为员工和董事会成员的双重角色，这体现了民主管理的原则。通过将员工董事视为一种独特的治理渠道，本研究为相关研究开辟了新途径，同时也为理解薪酬差距的成因及缓解机制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见解。第三，这些研究结果对企业的决策者和政策制定者都具有实际意义。它们强调了公平薪酬政策的重要性，并表明引入员工董事可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社会公平性。此外，研究还强调了员工董事的特征、企业特定属性以及外部制度环境在影响治理效果方面的作用，为设计适合特定环境的治理框架提供了依据。本文的其余部分结构如下：第二节概述研究背景并提出假设；第三节描述数据样本和研究设计；第四节展示实证结果并进行讨论；第五节分析作用路径和潜在机制；第六节研究调节效应，进行异质性分析并探讨经济后果；第七节进行稳健性检验；第八节总结全文。片段摘录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关于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的决定因素，现有研究主要围绕两种理论框架展开：薪酬契约理论和管理者权力理论。薪酬契约理论认为，企业会设计合理的激励方案，使高管薪酬与企业绩效相挂钩，从而激励管理者提升企业价值（Lin等人，2013；Xu等人，2025）。然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股东往往难以……数据与样本本研究使用了2010年至2022年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库。员工董事的相关信息是从WIND和CSMAR数据库中手工收集的，这些数据库提供了关于董事、监事和高管个人特征的详细数据。其他企业层面的数据则来自CSMAR数据库和国家统计局。根据以下排除标准对初始样本进行了筛选：（1）金融类企业……描述性统计表1展示了分析中所使用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信息。GAP的平均值为7.182，最小值为1.045，最大值为36.954，这说明不同样本企业的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存在很大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最低的GAP值也超过了1，这意味着在所有企业年度观测数据中，高管的平均薪酬都高于员工的平均薪酬。GAP值越高，企业内部的薪酬差距就越大。针对核心问题：是员工工资上升还是高管薪酬下降？为了进一步阐明员工董事影响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的机制，我们分别考察了他们对平均员工薪酬（AEP）和平均高管薪酬（AMP）的影响。AEP是指非高管员工平均薪酬的自然对数，而AMP则是前三名高管平均薪酬的自然对数。表3展示了研究结果。A组和B组表明，员工董事起到了……企业所有权类型的调节作用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有着不同的治理目标。虽然国有企业旨在创造利润，但它们也需实现政治目标，如维护社会稳定（Gao，2011）。因此，它们往往更加重视员工福利和集体利益。在这种背景下，员工董事的存在对于实现这些目标尤为重要，尤其是在缩小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方面。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的主要动机是……稳健性检验我们进行了多项稳健性检验，以验证主要研究结果。首先，我们用两种不同的定义重新测算了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薪酬差距的自然对数，以及平均管理薪酬（包括所有董事、监事和高管）与平均员工薪酬的比率。结果依然一致。其次，为了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们采用了多种方法：（i）使用差分模型来减少……结论本研究利用2010年至2022年间中国A股市场的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员工董事对高管与员工薪酬差距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员工董事通过加强监督职能和提高员工议价能力来强化企业治理，从而缩小高管与员工之间的薪酬差距。当员工董事年龄较大且受教育程度较高时，这种效应更为明显。CRediT作者贡献声明李晓燕：撰写——初稿，数据整理，概念构建。翟军：撰写——初稿，数据整理。梁瑞新：撰写——审阅与编辑。李宇斌：撰写——审阅与编辑，方法论。利益冲突声明作者声明没有已知的可能影响本文研究的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致谢李某感谢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4BGL076）、山西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项目编号2024QN076）的资助。此外，她还获得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2002059）和深圳市孔雀计划研究基金（项目编号GA11409006）的支持。李晓燕博士是山西财经大学会计学院的教师，她的研究领域包括企业治理、企业ESG等主题。她的学术成果发表在《Finance Research Letters》《Nankai Business Review》等国际知名期刊上。她还积极参与各项学术服务，担任相关领域期刊（包括《Accounting Research》等）的审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