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od and Energy Security》:Multidimensional Energy Poverty, Food Expenditure, and Dietary Diversity Among Rural Househol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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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考察多维能源贫困对中国农村家庭食物支出、膳食多样性以及关键食物组消费的影响。基于2023年采集的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家庭调查数据,研究人员构建了多维能源贫困指数,并采用条件混合过程模型(CMP)处理家庭能源贫困的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多维能源贫困显著降低
本研究考察多维能源贫困对中国农村家庭食物支出、膳食多样性以及关键食物组消费的影响。基于2023年采集的中国东部、中部和西部家庭调查数据,研究人员构建了多维能源贫困指数,并采用条件混合过程模型(CMP)处理家庭能源贫困的内生性问题。结果表明,多维能源贫困显著降低家庭食物支出和膳食多样性。其负向影响主要集中于低收入家庭,并且因户主性别而异:女性户主家庭的食物支出降幅更大,而男性户主家庭的膳食多样性损失更明显。进一步分析表明,多维能源贫困显著减少营养上具有重要意义的食物消费,包括蔬菜、水产品和猪肉。这些发现表明,能源剥夺通过影响家庭食物消费和膳食质量而带来显著福利成本,凸显了将农村能源贫困缓解与粮食和营养安全政策相结合的重要性。
该文发表于《Food and Energy Security》,聚焦中国农村家庭多维能源贫困与食物消费之间的关系,核心问题是能源贫困是否会通过预算挤出效应和福利损失,降低农村家庭的食物支出、膳食多样性及营养质量。研究背景在于,能源贫困已被广泛认为是制约农村发展的关键障碍,不仅影响居住环境、身体健康和教育结果,还可能进一步阻滞人力资本积累。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农村地区普遍面临食物与营养供给不足问题,食物消费结构单一、营养摄入不均衡现象突出。既有研究更多关注能源贫困对环境、健康和教育的影响,或从外部冲击、女性赋权、饮食习惯和收入生成等角度讨论粮食安全决定因素,而对能源贫困如何影响农村家庭食物消费,尤其是其对膳食多样性和具体食物组消费的作用,证据仍较有限。因此,开展该研究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一方面可揭示农村长期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另一方面可为能源减贫与食物营养安全协同治理提供经验依据。
文章以中国为研究场景具有明显针对性。中国拥有庞大的农村人口,近年来虽持续推进农村电力保障和清洁能源利用,但农村能源使用结构仍表现出显著不平衡,煤炭、柴火等非清洁能源在炊事和取暖中的使用仍较普遍。与此同时,农村居民膳食结构优化任务仍然艰巨,主食类淀粉性食物占比偏高,而优质蛋白、维生素和矿物质来源食物消费仍显不足。在这一政策与现实背景下,文章强调,识别能源贫困对食物消费的不利影响,是理解农村福利损失和营养安全短板的重要切入点。
研究人员基于家庭预算约束理论和Becker时间配置理论构建概念框架,认为能源贫困对食物消费存在直接与间接两条作用路径。直接路径表现为:在固定预算条件下,家庭为缓解能源贫困而增加能源相关支出,挤压食物预算,导致食物支出下降并促使家庭集中消费基础性食物,从而削弱膳食多样性。间接路径表现为:能源贫困恶化居住环境,损害身心健康,并挤出教育和培训投入,阻碍人力资本积累,最终削弱收入获取能力,进一步压缩食物消费与膳食改善空间。基于此,文章提出两项假设:多维能源贫困会损害农村家庭食物支出,并阻碍其实现膳食多样化。
研究方法方面,研究人员使用2023年中国东部、中部、西部农村住户调查数据,经多阶段分层随机抽样获得江苏、湖北、云南三省1527个有效样本。研究以多维能源贫困指数(MEPI)识别家庭能源贫困状态,涵盖炊事、取暖/降温、家电使用、教育/娱乐和通信等维度,并按阈值界定多维能源贫困(MEP)。在计量识别上,采用条件混合过程模型(CMP)处理内生性,并使用“邻居是否拥有沼气池”作为工具变量(IV);结果还通过证伪检验和稳健性设定加以支持。食物消费结果变量包括食物支出、膳食多样性以及小麦制品、蔬菜、食用油、水产品和猪肉消费量。
在研究结果部分,文章首先保留并展开“4.1 Primary Empirical Results”的主线。研究显示,多维能源贫困的确存在不可忽视的内生性问题,CMP模型中误差项相关系数显著,说明采用该模型具有合理性。
在“4.1.1 Determinants of MEP”部分,研究人员分析了多维能源贫困的决定因素。结果表明,户主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陷入多维能源贫困的概率越低;老年成员占比越高,家庭越容易陷入多维能源贫困;家庭收入增加和拥有房产均显著降低多维能源贫困发生概率。这说明经济条件和资产基础是缓解能源贫困的重要支撑。工具变量“邻居沼气池拥有情况”与多维能源贫困显著负相关,进一步支持了工具变量的有效性。
在“4.1.2 Impacts of MEP on Rural Households' Food Expenditure and Dietary Diversity”部分,文章给出了核心发现。多维能源贫困显著降低农村家庭食物支出,陷入多维能源贫困的家庭平均每周每人少支出28.3元用于食物消费,约相当于均值水平的25.44%。与此同时,多维能源贫困还显著降低家庭膳食多样性,表明能源贫困不仅压缩食物消费总量,也使饮食结构更趋单一。这一结果与理论预期一致,说明能源贫困通过预算挤出和长期收入能力受损双重机制,对农村家庭食物福利形成系统性抑制。
在“4.1.3 Impacts of Control Variables on Rural Households' Food Expenditure and Dietary Diversity”部分,研究进一步揭示了其他影响因素。教育对食物支出和膳食多样性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说明知识水平提高有助于家庭形成更优的营养认知和消费行为。老年成员占比对食物支出具有显著负向影响,反映医疗负担可能挤压其他生活消费。交通条件便利显著提升膳食多样性,表明市场可达性有助于家庭接触和购买多样化食物。村庄产业发展也能显著提升食物支出和膳食多样性,说明乡村产业通过创造就业和增收渠道改善了家庭食物消费能力。
在“4.2 Results of Disaggregated Analyzes”部分,文章从异质性角度深化结论。总体上,多维能源贫困对不同家庭群体的作用存在明显差异。
在“4.2.1 By Household Income Tertiles”部分,研究按收入三分位组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多维能源贫困对低收入家庭的食物支出和膳食多样性均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中高收入家庭的影响不显著。这说明低收入家庭承担了能源贫困的大部分食物福利损失,其预算缓冲能力有限,更易受到能源成本压力冲击;而中高收入家庭由于财务约束相对宽松,对能源贫困导致的食物消费下降具有更强韧性。
在“4.2.2 By Household Head Gender”部分,研究发现户主性别会调节多维能源贫困的影响方向和强度。对于食物支出,男性户主和女性户主家庭均受到显著负向影响,但女性户主家庭降幅更大,说明其在社会资本、就业机会和收入获取方面可能更易受限。对于膳食多样性,多维能源贫困对男性户主家庭和女性户主家庭均产生负面作用,但男性户主家庭受影响更强。这意味着女性户主在家庭财务安排和膳食组织方面可能具有更强的调适能力,从而在遭遇能源贫困时更能维持饮食多样化。
在“4.3 Impact of MEP on the Consumption of Specific Food Items”部分,研究从具体食物组层面检验能源贫困对营养摄入的影响。结果显示,多维能源贫困并未显著影响小麦制品和食用油消费,但显著减少蔬菜、水产品和猪肉消费。其中,陷入多维能源贫困的家庭每周每人少消费1618 g蔬菜、729 g水产品和768 g猪肉。由于这些食物是维生素、膳食纤维和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这一发现说明能源贫困不仅降低食物消费规模,还会损害营养密度更高食物的摄入,从而削弱膳食质量和健康基础。
讨论部分围绕能源贫困的福利成本展开。文章认为,能源贫困并非单纯的能源获取问题,而是与家庭资源禀赋、消费结构和人力资本积累紧密相连的综合性贫困表现。研究结果表明,能源贫困会通过食物预算挤出效应和营养性食物消费下降,实质性地削弱农村家庭福利,并可能进一步影响健康、学习能力和长期发展潜力。特别是低收入家庭、女性户主家庭和男性户主家庭在不同维度上的脆弱性差异,提示政策设计不能停留于统一式补贴或单一能源供给扩张,而应结合家庭类型、经济条件和性别差异实施更具针对性的干预。文章据此强调,应将农村能源贫困治理与粮食安全、营养改善和乡村发展政策统筹推进。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优化农村居民食物消费对于提升其营养摄入和福利水平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加快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关键。能源贫困一方面会直接挤出农户食物支出,另一方面还会通过阻碍人力资本积累而削弱农户经济绩效,进一步降低农村家庭食物消费。因此,本研究利用中国江苏、湖北和云南三省农村家庭数据,构建多维能源贫困指数(MEPI),考察能源贫困对农村家庭食物消费的影响。在使用条件混合过程模型(CMP)处理多维能源贫困(MEP)内生性之后,结果发现,MEP显著使农户食物支出每周每人减少28.3元,并显著降低农村家庭膳食多样性。异质性分析表明,低收入家庭承受了MEP对食物支出和膳食多样性的主要负向影响,而中高收入家庭基本不受影响;女性户主家庭在食物支出方面更易受到MEP冲击,男性户主家庭则在膳食多样性方面更为脆弱。进一步分析还表明,MEP通过减少蔬菜、水产品和猪肉消费而削弱农村居民营养摄入。总体而言,该研究揭示了能源贫困对农村食物消费和营养质量的显著抑制作用,表明能源减贫与食物和营养安全政策协同推进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