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Economics》：Stability of Cloninger’s temperament traits in adulthood: a study of major life events in the Northern Finland Birth Cohort 1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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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探讨了Cloninger气质与性格量表(TCI)中的气质特质及主动应对在15年成年期内的稳定性。具体而言，研究人员调查了重大的经济、家庭和健康相关生活事件与这些特质变化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性别差异。为此，研究人员使用了北芬兰1966出生队列(NFBC19
本研究探讨了Cloninger气质与性格量表(TCI)中的气质特质及主动应对在15年成年期内的稳定性。具体而言，研究人员调查了重大的经济、家庭和健康相关生活事件与这些特质变化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性别差异。为此，研究人员使用了北芬兰1966出生队列(NFBC1966)的数据和芬兰登记数据，利用了1997年和2012年收集的测量指标，当时个体分别为31岁和46岁。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Cloninger的气质特质和主动应对在各种生活事件中相对稳定。然而，伤害回避(HA)，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主动应对(ACS)，似乎对健康和工作能力的变化做出反应。Borghans等人(2008)建议，人格特质在经济决策模型中充当内生约束，而非固定的偏好参数。研究人员的发现与此观点一致，表明气质特质，特别是伤害回避(HA)，以及主动应对(ACS)作为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在一定程度上可随着健康投资而塑形。这些特质涉及风险感知、社交能力、压力脆弱性和毅力，在概念上与风险、时间和社交偏好密切相关。
一、 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非认知技能，尤其是人格或气质特质，对于理解广泛的生活结果至关重要。它们在预测劳动力市场成功、教育程度、健康和犯罪行为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尽管传统文献常假设人格在成年期是稳定的，但近期研究对此提出了挑战，指出 simultaneity 或反向因果关系可能带来的潜在偏差。以往研究主要关注大五人格特质的稳定性，而本研究利用另一种非认知技能概念——Cloninger气质与性格量表(TCI)中的气质特质。基于神经生物学的气质特质为大五分类法提供了重要的替代方案，且先前文献已将这些特质与教育、职业选择和股票市场参与等多种结果相关联。本研究旨在检验成年期气质特质和主动应对策略在15年间的稳定性，并探讨不同领域的重大生活事件与这些特质变化的关系，同时承认性别对生活事件反应的特异性。
二、 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于无选择的、基于人群的北芬兰1966出生队列(NFBC1966)。研究对象在1997年（31岁）和2012年（46岁）完成了评估Cloninger气质特质和主动应对的问卷调查。研究人员考察了三个领域的重大生活事件/变化：经济（如收入大幅波动、失业）、家庭（如生育、结婚、离婚、丧亲）和健康（自评健康及工作能力变化）。为了减少内生性问题，主要规范中仅纳入了在评估成人气质特质之前测量的预定协变量（如母亲婚姻状况、父母职业等）。此外，为了评估生活事件与特质变化之间的关联，研究人员采用了类似于先前研究的回归分析方法，并应用Bonferroni校正来控制多重假设检验带来的I类错误膨胀风险。
三、 研究结果
1. 平均水平变化
在1997年至2012年的15年间，除新颖寻求(NS)外，气质特质和主动应对总体上表现出极小的平均水平变化。女性和男性的新颖寻求均显著下降（效应量d分别为-0.358和-0.336）。其他特质的平均水平变化存在性别差异：女性的伤害回避(HA)有所下降，男性则无变化；男性的奖励依赖(RD)略有增加，女性则无变化；女性的坚持性(P)略有增加，男性则下降。主动应对未表现出规范性变化。
2. 重大生活事件与气质特质及主动应对的变化
健康和劳动能力的变化与伤害回避的改变存在明确关系。对于两性而言，自评健康、整体工作能力或工作心理/生理要求的负面变化均预示着伤害回避的增加；反之，这些变量的积极变化则预示着伤害回避的降低。男性的健康和劳动能力变化也与主动应对的转变有关：健康和工作心理要求能力的负面变化与主动应对减少相关，而后者的积极变化则与主动应对增加相关。经济和家庭相关的生活事件通常不预测气质特质或主动应对的改变，女性中存在少数例外（如首次生育导致HA轻微增加，未再婚离婚导致NS增加，收入大幅下降导致HA增加）。当纳入1997年测量的个体人口统计学特征作为协变量时，除经历收入下降的女性继续表现出HA增加外，两性的经济或家庭事件均与特质变化无统计显著关联。
四、 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部分：
本研究强调了将性别分开分析气质特质平均水平变化的重要性。大多数经济和家庭重大事件通常不预测气质特质或主动应对的变化，这与之前使用大五人格和控制点进行的研究一致。然而，本研究结果与大五人格的部分现有文献存在差异，即在控制了广泛的基线社会人口学特征后，未发现婚姻、离婚、生育、丧亲或多年失业等事件与任何气质特质或主动应对的变化有关。健康和工作能力相关变化与伤害回避之间存在显著关系，这种关联在两性中是一致的。鉴于伤害回避与神经质呈强正相关，未来研究应探索工作能力变化与神经质之间的关系。本研究的优势在于评估了成年期15年间气质和主动应对的稳定性，并使用大规模人群数据增强了结果的稳健性和普遍性。局限性在于无法确定健康和工作能力相关生活事件与伤害回避改变之间的因果关系。
结论部分翻译：
本研究为理解人格/气质特质的稳定性提供了宝贵的贡献。虽然气质特质伤害回避和主动应对表现出对健康和工作能力变化的敏感性，但其他三种气质特质在生活事件中通常保持稳定。在预测模型中应考虑新颖寻求的年龄相关下降。研究结果强调了在研究和政策中谨慎使用伤害回避的必要性，并支持了Borghans等人(2008)的观点，即人格特质在经济模型中是部分可塑的约束，而非稳定的偏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