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ean & Coastal Management》：Stakeholders’ perceptions of eagle ray aggregation management in a Mediterranean marine protected area: a Q methodology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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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保护区（Marine Protected Areas，MPAs）作为海洋生态系统保护的空间工具已被广泛采用。在许多情况下，已有证据表明，其在保护敏感生境与物种以及为地方居民提供社会和经济效益方面具有有效性。然而，MPAs 往往伴随着处于不同社会领域的利益相
海洋保护区（Marine Protected Areas，MPAs）作为海洋生态系统保护的空间工具已被广泛采用。在许多情况下，已有证据表明，其在保护敏感生境与物种以及为地方居民提供社会和经济效益方面具有有效性。然而，MPAs 往往伴随着处于不同社会领域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冲突，而治理与沟通问题有时会进一步加剧这些矛盾。渔业与旅游业是两个经常与 MPA 保护目标发生张力的部门。
地中海被视为生物多样性热点，并拥有大量 MPAs；这些保护区在实现保护目标及渔业相关目标方面通常已被证明是有效的。埃加迪群岛海洋保护区（Egadi Islands Marine Protected Area，EI-MPA）设立于 1991 年，是欧洲最大的海洋保护区之一，面积约 53992 ha，位于西西里岛西北海岸外海。该 MPA 旨在在可持续发展框架下保护海洋生境与生物多样性，同时规范人类活动，尤其是渔业活动。
EI-MPA 具有复杂的治理结构，并存在显著的社会议题与利益相关者冲突。当前，当地居民收入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旅游业，其次为小规模渔业。尤其是，由于自然价值高且海洋动物群丰富，该 MPA 对休闲水肺潜水者具有很强吸引力，其中包括若干濒危物种和“旗舰”物种。近年来，马雷蒂莫岛（Marettimo）自然吸引力进一步增强的一个因素是：近岸区域存在普通鹰魟（Myliobatis aquila）聚集区。这一现象构成了额外的自然资产，提升了该 MPA 对潜水者和研究人员的吸引力。普通鹰魟分布于东大西洋（从英国至南非）、整个地中海及印度洋西南部。在其分布范围内，该物种会作为兼捕物（bycatch）被捕获，并可能被保留供食用，尽管各区域开发水平存在差异；与西非部分地区相比，其在地中海的开发相对有限。尽管该物种在 IUCN-Italy 中被列为无危（least concern，LC），但在全球尺度上 IUCN 将其认定为极危（critically endangered，CR）。
这一聚集现象首次记录于 2020 年，此后一直是马雷蒂莫夏季水肺潜水活动的重要内容，3 家当地潜水中心几乎每日组织前往该地点的活动。在此之前，该聚集区域并非潜水员常规造访地点，也未曾正式记录到聚集现象，尽管当地小规模渔民曾报告偶发普通鹰魟兼捕。该聚集具有季节性，通常发生于 6 月至 10 月。基于水肺潜水者的观察，同时出现的个体数可达约 100 尾，但目击并不总是可预测。更常见的情况是潜水者遇到约 10–30 尾的小群体，同时也曾报告动物连续数日不出现在该地点。岛上其他少数潜点也偶有孤立个体被目击。当地职业性小规模渔民报告称，5 月至 11 月期间偶有捕获，登船个体可能已死亡，也可能仍然存活。
旅游活动、地方渔业与普通鹰魟之间这种紧密互动，凸显出有必要更好理解围绕其管理与保护的社会态度及潜在冲突。鉴于在岛上开展的非正式访谈揭示了复杂的价值交织与主观视角，研究人员采用 Q 方法论（Q methodology）系统考察马雷蒂莫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此议题的认知。
Q 方法论最早由 Stephenson 于 1935 年提出，是一种基于个体主观性收集特定议题意见的研究路径。与其他用于调查公众对社会或环境相关议题感知的方法不同，Q 方法论结合了定性探究与定量分析的优势，用于探索“话语集合”（concourse）的结构，即围绕某一特定议题持续存在的社会或利益相关者辩论（科学、政治或社会层面）。
Q 方法论的关键原则之一是，主观性是可交流且可被系统分析的。因此，该方法识别并表征围绕特定议题存在的主要观点，但并不量化某一观点相对于其他观点的流行程度。由此，Q 方法研究的结果描述的是“观点总体”，而不是持有某一特定观点的“个体总体”。
应用 Q 方法论的一项基本要求是，参与者可能来自不同利益相关者类别，但必须对所研究议题具有充分了解，在决策中发挥积极作用，或充当意见领袖。Q 方法论的目的并非基于年龄、性别或社会阶层等个体特征建立思维模式，而是识别在某一人群共同体中形成的理解模式，并探索个体如何理解某一特定议题。
本研究应用 Q 方法论考察多类利益相关者对普通鹰魟聚集存在及其在马雷蒂莫周边保护行动需求的看法。具体而言，本研究旨在：a）识别代表利益相关者不同视角的主要观点；b）发现这些观点之间潜在的冲突或趋同区域；c）评估提高利益相关者认知与参与度的可能路径。
该论文发表于《Ocean》，聚焦地中海埃加迪群岛海洋保护区（EI-MPA）马雷蒂莫岛近岸普通鹰魟（Myliobatis aquila）季节性聚集现象的治理议题。研究背景在于，海洋保护区（Marine Protected Area，MPA）虽然已被广泛证明能够在生态保护和地方社会经济收益之间发挥积极作用，但在具体运行中常因利益相关者之间目标差异、权力不对称、规则执行不足以及沟通机制缺失而产生治理摩擦。马雷蒂莫岛的普通鹰魟聚集区自 2020 年被正式记录以来，迅速成为夏季潜水旅游的重要吸引物。这一聚集现象不仅具有保护生物学意义，也逐渐成为地方经济和岛屿自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旅游活动、小规模渔业与物种保护目标在同一空间中叠置，使得是否需要保护、如何实施保护、由谁参与决策等问题成为治理焦点。研究人员据此开展本研究，核心目的不是调查鹰魟聚集的生物学机制，而是解析围绕这一新兴生态现象所形成的利益相关者认知结构、潜在冲突及可能的治理路径。
现有问题主要包括：第一，海洋保护区内部常见的保护目标与资源利用目标之间存在结构性张力，尤其在旅游和渔业对局地经济依赖较强的地区更为明显；第二，EI-MPA 本身具有较复杂的治理结构，以往已存在社会层面的争议与冲突；第三，普通鹰魟聚集作为一个新近受到关注的自然现象，虽然被普遍认可具有生态价值和吸引游客的经济价值，但围绕其管理措施、限制强度、执法方式以及公众沟通等方面，相关立场并不一致；第四，若缺乏提前的社会认知评估，未来任何管理干预都可能因合法性、透明度或分配公平性不足而引发新的对立。因此，研究人员采用 Q 方法论（Q methodology）对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主观观点进行系统辨析，具有明确的治理分析意义。
研究人员围绕马雷蒂莫普通鹰魟聚集管理问题构建了一个由约 100 条陈述组成的“话语集合”（concourse），并经筛选形成 30 条 Q-set 陈述，涵盖生态、社会经济和治理三个维度。随后从直接参与或受该议题影响的人群中选取 13 名知情参与者，包含小规模渔民、渔业管理组织、海岸警卫队、EI-MPA 管理机构工作人员、旅游经营者以及曾在当地开展研究的科学家。通过 Q 排序（Q-sorting），每位参与者按从 ?4 至 +4 的尺度对全部陈述进行排序。之后，研究人员利用 R 软件包“qmethod”对所得 Q-sorts 进行相关分析、主成分分析（PCA）和 Varimax 旋转，识别共享观点的因子结构。结果提取出 4 个因子，共解释 74% 的认知变异，分别对应四种不同的治理愿景：协作式守护、充足性、证据驱动型共存和生态中心主义。
研究得出的主要结论是：普通鹰魟聚集在马雷蒂莫不仅是一个具有保护价值的生态特征，也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和经济价值的自然资产；各利益相关者对于其重要性总体上存在共识，但分歧集中在治理过程层面，即决策应如何形成、由谁参与、现有规则是否充分、未来管制是否合理以及科学证据在管理中的角色为何。研究表明，未来管理成效更取决于治理机制的设计，而不是这一聚集现象本身的生态特征。论文进一步提出，建立一个由海洋保护区管理方、渔民、潜水经营者、旅游服务提供者、科学家和执法机构组成的正式、常设对话机制或工作组，可能是提升社会合法性、强化协同设计并降低冲突风险的关键工具。其重要意义在于：该研究不仅为马雷蒂莫普通鹰魟聚集管理提供了具有情境针对性的治理依据，也展示了 Q 方法论在地中海海洋保护区环境治理与冲突预判中的应用潜力。
方法概括：研究以意大利西西里外海埃加迪群岛海洋保护区马雷蒂莫岛为样区，采用 Q 方法论开展利益相关者认知研究。研究人员基于文献回顾、非正式访谈和实地观察构建约 100 条陈述，并筛选为 30 条 Q-set。样本队列由 13 名熟悉议题的参与者构成，包括小规模渔民、渔民合作组织、海岸警卫队、EI-MPA 管理人员、旅游经营者和科学家。参与者按照 ?4 至 +4 的三角分布网格完成 Q 排序。数据分析采用 R 软件“qmethod”程序包，结合相关矩阵、主成分分析（PCA）和 Varimax 旋转，依据特征值 >2、解释方差和因子可解释性提取 4 个因子，并通过 z-score 与区分性陈述解释各类观点。
以下结合论文结果部分各小标题，对研究发现进行解读。
3.1. Factor 1 – the collaborative stewardship vision
这一因子代表“协作式守护愿景”，体现出鲜明的保护导向与参与式治理取向。持有该观点的参与者高度认同加强公众认知、信息传播和合作治理的重要性，尤其强调渔民、潜水中心等地方行动者在普通鹰魟及其生境保护中的关键地位。通过对陈述 3、17、18、21、23 和 24 的高认同可见，该群体认为宣传教育、利益相关者协作、公众共享科学信息以及建立技术性工作组，是实现有效保护的必要条件。与此同时，他们明确反对“人类活动不会干扰聚集”以及“误捕罕见且可忽略”等判断，也不同意“无需新增保护措施”的立场。由此可见，研究人员通过 Q 排序分析得出，该愿景主张将生态保护、地方参与和透明沟通整合为相互支撑的海洋治理框架。
3.2. Factor 2 – the sufficiency vision
这一因子对应“充足性愿景”，体现出务实且对新增规制持怀疑态度的视角。持这一观点的参与者认为，马雷蒂莫现有管理制度已足以保护普通鹰魟聚集及周边海洋生态系统，因此不支持增设新的限制措施或技术性干预，如限制船只交通或安装系泊浮标。研究人员从陈述 6 的高度认同以及对陈述 7、9 的负向排序中识别出这一特征。该群体虽对认知提升和信息共享持一定开放态度，但其主要目的是改善信息流通，而非作为进一步管控的基础。他们同时弱化兼捕风险及船只噪声等因素的严重性，对过度保护主义叙事持保留态度，认为新增规则可能对地方生计产生不必要负担。该结果表明，这一愿景并不否认普通鹰魟的价值，而是强调现有制度框架的充分性与地方经济稳定的重要性。
3.3. Factor 3 – the evidence-driven coexistence vision
这一因子可概括为“证据驱动型共存愿景”，代表一种以科学证据为基础、但兼顾地方情境的平衡取向。该观点高度重视规则执行能力，对“仅靠宣传教育即可解决问题”的判断支持有限，说明其认为信息传播本身不足以应对管理挑战。通过对陈述 19、16、21 的积极评价以及对陈述 10、11、22 的否定排序，研究人员指出，这一群体将地方压力和人类活动视为主要风险来源，主张实施既具适应性又兼顾公平性的规制。与生态优先型立场不同，该愿景支持经济活动、旅游活动与保护目标的共存，但强调这一共存必须以有效执法、技术培训、规则一致实施和公开透明的科学依据为条件。对陈述 24 的极高认同尤其显示，科学知识应当以可获取、可交流的形式嵌入地方对话，而非作为脱离社区的外部权威。该结果揭示出一种将科学、实践和社区经验相结合的治理逻辑。
3.4. Factor 4 – eco-centric vision
这一因子代表“生态中心主义愿景”，表现出以生态完整性和制度权威为核心的保护立场。持该观点的参与者承认普通鹰魟聚集既具有生态意义，也具有一定旅游价值，但明显反对通过提高潜水价格来调节利用行为。他们优先考虑生态完整性和机构责任，而非短期经济灵活性，因此支持诸如设置系泊浮标、制定潜水行为准则等技术性管理手段，并高度认同建立技术委员会等正式参与结构。研究人员据此认为，这一愿景虽然接受参与式治理，但其前提是决策仍需以科学权威性和规制合法性为主导。总体来看，该因子体现出对制度能力与科学正当性的较强信任，并将其视为实现普通鹰魟聚集长期保护的最可靠路径。
在讨论部分，论文首先指出，利益相关者的核心分歧不在于是否承认普通鹰魟聚集的重要性，而在于治理方式、规则形成过程和参与边界。四种愿景共同揭示出，围绕普通鹰魟聚集的治理张力主要源自制度责任认知、规制强度接受度、参与机制设计和成本收益分配公平性，而非物种生态学本身。研究人员特别强调，小样本并不构成 Q 方法论框架下的缺陷，因为该方法旨在识别观点类型而非估计观点比例；因此，13 名经目的性选择的知情参与者足以支撑共享视角结构的提炼。
在“4.1. Synthesis of real and latent conflicts”中，研究人员总结认为，Q 分析识别出的不同愿景与马雷蒂莫及 EI-MPA 已存在或正在形成的社会—生态张力高度一致。尽管各方普遍认同普通鹰魟聚集具有生态与象征意义，但对于未来保护措施可能带来的海域进入限制及对生计依赖型活动的影响，部分群体存在明显担忧。冲突并非针对聚集现象本身，而是源于对未来管理方向的不确定性，以及新增规制可能造成不均衡社会经济后果的忧虑。
在“4.2. Management-orient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ur visions”中，论文将四类愿景转化为管理层面的含义：协作式守护愿景适合作为共同设计过程的合作基础；充足性愿景对外部施加的新规则最为敏感，因此管理方案必须特别关注合法性问题；证据驱动型共存愿景可作为制度与社区之间的知识和社会桥梁；生态中心主义愿景支持技术规制和更严格执行，但若缺乏参与式程序，可能与充足性愿景发生摩擦。由此得出的总体判断是，成功治理需要一种能够降低制度与地方行动者之间不对称性的机制，并确保保护措施被视为透明、正当且社会平衡。
在“4.3. Sources of conflict”中，研究人员进一步指出，冲突的根源主要在于不同主体之间的权力、影响力和经济依赖差异。强调正式治理和证据基础管理的观点可能在无意中边缘化地方权利主体，尤其当规则限制传统实践或参与仅停留在咨询层面时。相对地，强调地方知识和现有规则公平性的观点，则更关注自下而上的适应性实践与地方稳定性。此外，经济差异加剧了这些张力，因为保护收益往往较为广泛，而成本则更集中地由依赖旅游、渔业和小规模生计的地方行动者承担。论文结合马雷蒂莫拥有 EI-MPA 三大主岛中唯一完全保护区这一背景，指出这种空间性限制也是地方不满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4.4. Pathways toward consensus”中，论文提出了达成共识的若干路径。第一，应促进承认与公平，将渔民、潜水员和地方旅游经营者视为主动伙伴，而非被动受益者，使其地方性知识成为生态监测和决策的一部分。第二，参与不应停留于象征性层面，而应通过建立正式制度空间推动差异化包容，技术委员会和共同管理机制可在此发挥作用。第三，需要共同塑造一个兼顾生态保护、生计安全与科学研究的长期战略愿景，使保护从争议来源转化为集体社会契约。研究人员据此再次强调建立工作组的重要性。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述如下：本研究表明，马雷蒂莫普通鹰魟保护的未来，与其说取决于该聚集现象的生态特征，不如说取决于管理决策形成所依赖的治理过程。尽管利益相关者普遍认可这一自然现象的生态和象征价值，但在制度行动预期、可接受的规制程度以及潜在保护措施的社会经济影响方面存在显著差异。随着这一聚集现象从相对新近的发现逐步转变为更稳定的地方特征，利益相关者的认知也可能随时间演变。研究结果提示，诸如设置系泊浮标、限制潜水活动和规范船只交通等技术性干预，若缺乏透明、包容且具有社会合法性的决策程序，将难以实现可持续实施。为共同生产整合科学证据、地方知识和经济考量的管理方案，有必要建立一个由海洋保护区管理机构、渔民、潜水经营者、旅游服务提供者、科学家和执法机构共同参与的正式、常设对话机制。从这一意义上说，设立一个专门针对普通鹰魟聚集的常设工作组，将有助于确保保护措施实现协同设计、有效沟通和定期评估，从而强化生态成效、提升社会接受度，并使这一以普通鹰魟聚集为旗舰组成部分的自然遗产成为共享资源和长期韧性的驱动力。研究人员进一步指出，这些认识并不局限于马雷蒂莫。随着季节性普通鹰魟聚集在地中海其他区域及东大西洋被越来越多地报告，类似治理挑战可能在其他生态重要热点与旅游、渔业及地方身份交汇的地区同样出现。基于透明性、共同责任和适应性共同管理的决策框架，可能为此类自然资源在保护与经济双重价值并存条件下的有效治理提供可借鉴模式。
总体而言，该研究的学术贡献在于首次将 Q 方法论用于地中海海洋保护区内普通鹰魟聚集治理议题，揭示了利益相关者观点结构、潜在冲突轴线及协商性治理方向。其结论表明，治理设计的社会合法性与参与质量，是此类新兴生态现象能否被可持续管理的核心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