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性报告的儿童期父母间冲突与老年期基于活动记录仪(actigraphy)获得的睡眠结局

《Sleep Epidemiology》:Retrospectively Reported Childhood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Actigraphy-Derived Sleep Outcomes in Older Adulthood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09日 来源:Sleep Epidemiology CS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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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童期暴露于父母间冲突(interparental conflict, IPC)是一种常见的不良童年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 ACE),与全生命周期的睡眠障碍相关。然而,现有证据主要依赖主观性、自我报告的睡眠测量。IPC

  
儿童期暴露于父母间冲突(interparental conflict, IPC)是一种常见的不良童年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 ACE),与全生命周期的睡眠障碍相关。然而,现有证据主要依赖主观性、自我报告的睡眠测量。IPC是否与老年后期基于活动记录仪(actigraphy)获得的睡眠结局相关,仍不明确。本预注册研究使用前瞻性队列研究——英国老龄化纵向研究(English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ing, ELSA)的二手数据,考察了16岁前频繁IPC的回顾性报告(第3波:2006–2007)是否与约15年后评估的基于活动记录仪获得的睡眠结局(第10波:2021–2023,n = 1,158)相关。基于活动记录仪获得的睡眠结局包括入睡潜伏期(sleep onset latency, SOL)、入睡后觉醒时间(wake after sleep onset, WASO)、睡眠效率(sleep efficiency, SEff)以及夜间睡眠时长。在儿童期暴露于IPC的参与者中(n = 263),研究人员进一步在提供了有效首次暴露年龄数据的子样本中(n = 179,首次暴露平均年龄 = 7.84岁,标准差 = 3.56)检验首次暴露年龄是否可预测睡眠结局。探索性分析检验了性别、儿童期社会经济不利和年龄的调节作用。儿童期IPC暴露作为主效应与任何基于活动记录仪获得的睡眠结局均无显著相关,首次暴露年龄也不能预测睡眠结局。性别或儿童期社会经济不利均未发现显著调节效应。年龄显著调节了IPC与睡眠效率及夜间睡眠时长之间的关联,即在暴露于IPC者中,基线年龄更高与更差的睡眠效率及更短的睡眠时长相关。然而,这些调节效应未被预注册,效应量较小,且在多重比较校正后不再显著。因此,这些发现仅应被视为假设生成性结果,并需在更大样本中重复验证。总体而言,在本分析样本中,未观察到儿童期IPC与基于活动记录仪获得的睡眠结局之间具有统计学意义的关联。
该论文发表于《Sleep Epidemiology》,聚焦儿童期父母间冲突(interparental conflict, IPC)这一不良童年经历(adverse childhood experience, ACE)是否会对老年期客观睡眠产生长期影响。既往研究已较一致地提示,早期逆境暴露与成年期情绪障碍、焦虑、物质使用问题以及心血管、代谢和死亡风险升高有关;与此同时,睡眠被视为连接早期压力与远期健康损害的重要生物行为通路。尤其是,家庭环境中的慢性冲突可能通过持续警觉、应激反应增强和睡眠调节失衡影响睡眠。但该领域现有证据多来自主观睡眠报告,易受情绪状态、知觉偏差及回忆偏倚影响。相较之下,基于活动记录仪(actigraphy)的睡眠测量可更客观地评估入睡潜伏期、入睡后觉醒、睡眠效率和睡眠时长等多个维度,因此有助于更精确地检验儿童期IPC是否与后续睡眠损害相关。此前尚无研究在老年群体中考察儿童期IPC与活动记录仪睡眠指标的长期关系,这构成了本研究开展的直接原因。

研究人员利用英国老龄化纵向研究(English Longitudinal Study of Ageing, ELSA)数据,检验16岁前频繁IPC的回顾性报告是否与约15年后客观测得的睡眠结局相关。研究同时关注首次暴露年龄是否具有预测作用,并进一步分析性别、儿童期经济困难和年龄是否会调节IPC与睡眠的关系。研究最终得出核心结论:在该分析样本中,儿童期IPC暴露与老年期4项基于活动记录仪获得的睡眠结局之间均未观察到显著主效应;首次暴露年龄也不能预测任一睡眠指标;性别和儿童期社会经济不利并未构成显著调节因素。尽管探索性分析显示年龄可能调节IPC与睡眠效率、夜间睡眠时长之间的关系,但这些结果效应量较小,未通过多重比较校正,因而只能视为假设生成性发现。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对“儿童期家庭冲突必然导致老年期客观睡眠受损”的推断提出了谨慎修正,提示主观睡眠困扰与客观睡眠参数可能并不一致,也强调了在ACE—睡眠研究中引入客观测量的重要性。

在方法方面,研究以ELSA这一英格兰≥50岁成年人全国代表性队列为样本来源。研究使用第3波(2006–2007)生活史访谈中的回顾性童年信息评估IPC暴露,并将其与第10波(2021–2023)加速度计子研究中的睡眠数据链接,最终纳入1,158名参与者。睡眠通过腕戴三轴加速度计Axivity AX3连续8天24小时记录,并经SleepNet机器学习算法判定睡眠—觉醒状态,提取SOL、WASO、SEff和夜间睡眠时长。统计上采用分层多元回归分析主效应,并在暴露子样本中检验首次暴露年龄作用;采用调节分析评估性别、儿童期经济困难和年龄的交互作用;对偏态分布变量进行Log10转换,并使用Benjamini-Hochberg假发现率(false discovery rate, FDR)校正多重比较。

下面结合论文结果部分的小标题,对主体内容进行凝练解读。

Study Sample
研究首先报告了样本构成与选择偏倚评估结果。ELSA第10波加速度计子研究中,5,429名受邀者里有4,400人同意参加,3,922人达到最小佩戴时长要求,3,869人提供了足够有效的睡眠数据。进一步与第3波生活史数据匹配并剔除缺失值后,形成最终分析样本1,158人。样本平均在第3波时60.25岁,在第10波时75.29岁;55.9%为女性;22.7%报告儿童期存在IPC暴露;20.9%报告儿童期经济困难。选择偏倚分析显示,进入第10波加速度计评估者较未进入者更年轻,且更可能报告儿童期IPC暴露,而性别与儿童期经济困难与留存无关。这表明当前分析样本在年龄和IPC经历方面可能并不完全代表更广泛的ELSA样本,因此后续结果需结合这一限制加以理解。

Exposure to Interparental Conflict and Actigraphy-Derived Sleep Outcomes
该部分是论文的主分析。研究人员分别以SOL、WASO、SEff和夜间睡眠时长为因变量,建立未调整模型与调整协变量后的模型。调整因素包括第3波年龄、性别、族裔、儿童期经济困难和全日制教育结束年龄。结果显示,虽然部分整体回归模型在统计上显著,但关键自变量——儿童期IPC暴露——无论在未调整模型还是调整模型中,均不能显著预测任何一个基于活动记录仪的睡眠指标。换言之,在本样本中,回顾性报告的儿童期频繁父母争吵或打斗,并未表现为15年后老年期客观睡眠结构或连续性的显著差异。该结果直接回答了研究核心问题,也构成全文最重要发现。

Age of First Exposure and Actigraphy-Derived Sleep Outcomes
在报告曾暴露于IPC且提供了首次暴露年龄信息的179名参与者中,研究人员进一步检验“更早暴露是否意味着更差睡眠”。分析前先比较了提供与未提供首次暴露年龄信息者的人口学差异,结果未见年龄、性别、族裔或儿童期经济困难上的显著差异,说明该缺失模式不明显受这些变量影响。正式分析显示,首次暴露年龄与4项睡眠结局均无显著关联,不论是入睡潜伏期、入睡后觉醒、睡眠效率还是夜间睡眠时长,均未出现统计学意义上的预测效应。这表明在本研究框架下,首次接触IPC的年龄早晚并不能解释老年期客观睡眠差异。

Sensitivity Analyses
为检验结果稳健性,研究开展了多项敏感性分析。首先,针对SOL中存在零值,研究改用Log10(SOL+1)转换重新回归;其次,对SOL和WASO使用未转换原始值重新估计模型;再次,在调整模型中加入原预注册但因样本中过少而被剔除的long COVID变量;此外,还评估了离群值影响。所有敏感性分析结论一致:IPC暴露仍不是任何睡眠结局的显著预测因子。这说明主分析的阴性结果并非由特定数据处理方式、变量变换策略、long COVID控制与否或离群值驱动,增强了结论的稳定性。

Moderation analyses
在调节分析中,研究考察了性别、儿童期社会经济不利和年龄是否改变IPC与睡眠结局的关联强度。结果显示,性别与儿童期社会经济不利对4项睡眠结果均无显著调节作用。年龄对SOL和WASO也无显著调节作用。然而,在完全调整模型中,年龄对SEff和夜间睡眠时长的调节达到名义显著水平:随着基线年龄增加,IPC暴露与较低睡眠效率和较短夜间睡眠时长相关。也就是说,在更年长的参与者中,儿童期IPC可能与较差客观睡眠表现更相关。但作者进一步强调,这些交互项在FDR多重比较校正后均不再显著,而且年龄调节分析并非预注册内容,因此只能作为探索性信号,而不能作为稳健证据。

讨论部分围绕“为何主效应为阴性”进行了较为审慎的解释。研究人员指出,既往关于ACE与睡眠障碍的阳性证据多依赖自我报告,所反映的更可能是主观睡眠困难、睡眠相关痛苦或对睡眠的感知,而非活动记录仪捕捉到的客观睡眠参数。老年群体尤其可能出现主客观睡眠不一致现象,因此本研究阴性结果并不必然否定儿童期IPC对睡眠体验的影响,而是提示其与客观睡眠指标之间未见清晰统计学联系。另一个解释是,老年期睡眠本身受到衰老相关昼夜节律减弱、睡眠结构改变、慢性疾病、疼痛、认知障碍、社会角色变迁等多因素影响,这些因素可能增加睡眠结局变异度,从而削弱童年逆境与老年客观睡眠之间直接关联的可检测性。

论文同时系统讨论了研究优势与局限。优势在于填补了老年期IPC—客观睡眠研究空白,遵循预注册设计,并采用腕戴加速度计和机器学习睡眠判别实现多维客观睡眠测量。局限则主要包括:IPC仅以单题回顾性测量,无法区分冲突严重度、慢性化程度、持续时间及破坏性性质;回顾性报告可能存在回忆偏倚;样本以白人且存活并持续参与研究的老年人为主,外推性有限;加速度计评估虽然客观,但仍非多导睡眠图(polysomnography)标准;首次暴露年龄分析样本较小,统计效能有限;此外,药物使用、咖啡因、饮酒、吸烟、体力活动、体重指数和慢性病等影响老年睡眠的重要变量未能纳入模型。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旨在检验儿童期父母间冲突(IPC)(16岁前)暴露与老年样本中基于活动记录仪获得的睡眠结局之间的关联。研究使用了ELSA数据,这是一个居住于英格兰老年人群的全国代表性队列。与假设相反,在这一选定分析样本中,将IPC作为主效应检验时,未观察到IPC与老年后期基于活动记录仪获得的睡眠结局之间存在统计学显著关联。首次暴露年龄同样与睡眠结局无关。研究亦未发现性别或儿童期社会经济不利具有显著调节作用。尽管年龄显著调节了IPC与睡眠效率及夜间睡眠时长之间的关联,但这些探索性发现效应量较小,未被预注册,且在多重比较校正后不再显著。因此,这些结果仅可视为假设生成性发现,仍需在更大且更多样化的样本中加以重复,方可作出明确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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