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lthcare》:Integrating Health Belief Model and Human Factors Engineering to Prevent Musculoskeletal Injuries Among Operating Room Nurses: A Quality Improvement Prospective Pilo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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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由于体力负荷较高的工作任务以及沉重铅围裙的使用,手术室(OR)护士属于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WMSDs)的高风险人群。
目的:本研究评估一项多维度人体工效学干预对手术室工作人员损伤预防认知、依从性及健康结局的影响。
方法:本研究纳入33名手术室护
背景:由于体力负荷较高的工作任务以及沉重铅围裙的使用,手术室(OR)护士属于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WMSDs)的高风险人群。
目的:本研究评估一项多维度人体工效学干预对手术室工作人员损伤预防认知、依从性及健康结局的影响。
方法:本研究纳入33名手术室护士,开展前瞻性质量改进试点研究。该干预基于健康信念模型(HBM)和人因工程(HFE),将人体工效学教育与环境改造相结合。研究于基线、干预后及6个月随访时,采用问卷、现场稽核和病假记录进行结局评估。
结果:认知评分由68.7%提升至98.8%(p < 0.001)。观察性稽核显示,非工效学动作由2227次降至440次(每名护士平均偏差次数:111.4次降至22.0次,p < 0.001),且改善在6个月时仍得以维持。年度病假例数由3例降至1例。
结论:在真实世界试点情境中,联合教育与系统层面工程改造的多要素干预与人体工效学依从性提升及不安全行为减少相关。该方法有助于形成实现WMSD风险持续缓解所必需的自我效能,适用于高强度临床环境。
本文发表于《Healthcare》,是一项针对骨科手术室护士职业性肌肉骨骼损伤风险的前瞻性质量改进试点研究。研究背景在于,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WMSDs)已成为全球重要职业健康负担,而手术室护士因长期站立、搬运重型器械盘、推动大型设备、穿戴沉重防护铅围裙等特殊工况,面临更高的人体工效学风险。既往研究虽提示教育干预或环境改造均可在一定程度上降低风险,但在高度专业化的手术室场景中,如何将行为改变理论与人因工程(HFE)系统整合,并同时评估知识、行为与健康结局,相关证据仍较有限。研究人员因此开展本研究,目的在于将健康信念模型(HBM)与人因工程框架结合,构建多要素预防策略,以改善护士损伤预防认知、工效学行为依从性及相关健康结局。研究结果表明,该综合干预与认知显著提升、非工效学行为明显减少以及病假例数下降相关,提示在高风险临床环境中,将行为教育与系统工程改造联合实施,具有现实可行性与职业健康促进意义。
方法概括:研究对象来自同一医疗机构7间骨科手术室,共35名护士,其中33人完成基线问卷并纳入前后测分析,20名日班护士接受现场观察与访谈。研究采用单中心、无对照、真实世界前后对照式质量改进设计。主要方法包括:应用标准化北欧肌肉骨骼问卷(NMQ)与OSHA肌肉骨骼疾患核查表识别风险;使用研究者编制的“手术室护理人员肌肉骨骼损伤预防认知问卷”评估认知;使用“人体工效学动作核查表”开展现场稽核;结合一对一访谈分析工作流程障碍;在HBM与HFE指导下实施教育、器械盘减重、轻量化铅围裙配置、器械摆位优化等综合干预,并于干预后及3个月、6个月随访评估效果。
3.1. 人体工效学危害需求评估
研究人员通过结构式访谈识别出手术室环境中的三类主要高风险因素。首先是重体力手工搬运。护士需反复搬运重量≥10 kg的器械盘及无菌包,每台手术往返搬运物品可超过5件,每日参与4~5台手术,累计负荷极高。其次是设备移动负担。脊柱手术透视床、骨折牵引床等专科手术台往往重逾200 kg,且常需单名护士完成推移定位,狭窄走廊与较长转运距离进一步增加身体负担。第三是放射防护负担。需移动透视的手术中,洗手护士在穿戴6 kg铅围裙状态下重复传递器械,流动护士则需推动最高可达400 kg的移动式X线透视设备,显著增加肩部、颈部、腰椎及膝部损伤风险。该部分结果说明,手术室护士暴露于复合型、持续性和高强度的人体工效学危险之中,是开展系统干预的直接依据。
3.2. 肌肉骨骼损伤预防认知
研究人员对33名护理人员再次施测“手术室护理肌肉骨骼损伤预防认知问卷”。结果显示,干预后总体认知得分由68.7%升至98.8%,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 < 0.001)。从条目层面看,各维度均有改善,其中对高风险工作情境识别和预防策略的提升更为明显,而在工效学任务设计与不适管理方面的改善相对较小。该结果表明,基于HBM的教育内容能够有效增强护士对WMSDs风险、危险姿势及预防方法的理解,从认知层面为行为改变奠定基础。
3.3. 人体工效学动作依从性
研究人员于2024年7月25日至8月30日期间,对20名护士执行高风险任务时的动作进行现场观察,包括搬运器械盘、移动设备及穿戴铅围裙作业。依据“人体工效学动作核查表”,基线共记录2227次非工效学偏差,平均每名护士111.3次;干预后总数降至440次,平均每名护士22.0次,提示不安全动作显著下降。进一步随访发现,3个月和6个月时平均偏差次数继续降至21.2次和11.6次,说明改善至少可维持6个月。具体而言,躯干相关姿势及长时间站立问题改善最明显,而上肢姿势相关项目改善幅度相对较小。该结果说明,教育与环境改造结合,不仅能够促成短期行为改变,也可能支持中期维持。
3.4. 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结局
研究人员分析了2024年7月至12月的病假记录。干预后仅1名员工因工作相关肌肉骨骼损伤请假,而前一年同一队列中有3/33人(9.1%)因此请假,干预后降至1/33人(3.0%)。此外,既往存在肩、颈或下背不适的员工报告症状有所缓解,经适当休息后职业性肌肉骨骼不适更易控制。该部分结果提示,综合性人体工效学干预除改善认知与行为外,也与较有利的临床相关结局相一致,但作者同时强调,此类结果仍需谨慎解读,因为病假变化可能受到制度、 staffing 与外部环境等多重因素影响。
讨论部分总结
研究人员认为,本研究的核心发现是:将人体工效学教育与人因工程整合的结构化干预,与手术室护士工效学认知提高、非工效学行为减少及症状缓解相关。文章将这一效果归因于行为层面与环境层面的协同作用。教育干预可能通过HBM提升风险感知、疾病严重性感知及自我效能,从而促进个体愿意采取保护性行为;而HFE主导的器械盘减重、工作区重整、轻量化铅围裙配置等系统性改造,则降低了执行正确动作的现实障碍,使安全行为更具可行性和可持续性。研究还指出,6个月时观察到的持续改善,与自我效能在健康行为维持中的理论作用相一致。
与此同时,作者对研究局限进行了清晰说明:其一,单中心、小样本设计限制了结果的外推性与统计稳健性;其二,无对照组设计无法进行因果推断,霍桑效应、时间趋势及其他外部因素均可能影响结果;其三,部分测量工具虽经专家效度评估并显示较好内部一致性与观察者间一致性,但问卷尚未完成全面心理测量学验证;其四,多组分干预同步实施,无法分离各单一组成部分的独立效应;其五,干预后未再次测量自我效能,因而无法直接判断其在行为变化中的中介作用。基于此,作者建议未来开展多中心、设对照组的研究,并考虑采用可穿戴运动传感器或基于人工智能(AI)的姿势识别等客观工具,以提高评估精度并验证长期效果。
研究结论翻译
本研究提示,将人体工效学教育与人因工程(HFE)策略相整合,与肌肉骨骼症状减少相关。既往研究已表明,单一组分人体工效学干预和多要素项目均可改善护理人员的肌肉骨骼健康。在此基础上,本研究特别聚焦于骨科手术室护士这一高度专业化人群,其暴露于重复性重体力搬运、长期穿戴铅围裙以及大型手术设备操作等独特工效学危害。研究项目并非评估孤立的单项干预,而是有意将健康信念模型(HBM)与人因工程(HFE)整合为多要素干预,内容包括行为教育、系统层面人体工效学改造、直接观察性工效学稽核及纵向随访。通过同时针对行为决定因素与环境决定因素,该方法可能增强人体工效学认知、改善安全作业依从性,并支持持续性行为改变。所观察到的改善更可能反映行为与环境共同改造的综合效应,而非任何单一干预成分的作用。
这些发现支持职业健康领域日益增强的观点,即应将行为策略与系统层面策略相结合,以应对工作相关肌肉骨骼疾患。作为一项探索性的真实世界质量改进研究,本研究提示,在专科手术室环境中整合健康信念模型与人因工程是一种可行且实用的促进工作场所安全行为的方法。然而,鉴于本研究采用单中心前后对照设计、样本量相对较小且缺乏对照组,所观察到的关联仍应谨慎解释,因为这些因素限制了因果推断与结果推广性。尽管如此,本研究为高风险外科环境实施多要素干预提供了实践框架,并为未来研究提出了可检验假设。后续仍需开展多中心对照研究,以验证这些发现、评估其推广性与成本效果、识别各具体干预成分的独立贡献,并探索该多要素干预在不同外科专科及其他高风险医疗环境中的应用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