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Knock, knock: The impact of large subsidized housing developments on the surrounding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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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制性的地方分区管制(zoning)通常限制大型多户型住房(multifamily housing)的建设,其背后部分原因在于居民担忧此类开发将加重市政预算压力并降低公共服务质量。本文利用马萨诸塞州《Chapter 40B》框架下于2002—2019年建成的大
限制性的地方分区管制(zoning)通常限制大型多户型住房(multifamily housing)的建设,其背后部分原因在于居民担忧此类开发将加重市政预算压力并降低公共服务质量。本文利用马萨诸塞州《Chapter 40B》框架下于2002—2019年建成的大型混合收入住房开发项目的证据,对这些担忧进行评估。研究采用交错事件研究双重差分(staggered event-study difference-in-differences)设计,并结合匹配控制组(matched controls),结果发现:此类开发会持续提高人口规模,但不会影响市镇(municipalities)的长期财政健康状况;市政债券评级(municipal bond ratings)与创收灵活性(revenue-generating flexibility)均未受到影响。短期内,新税收增长(new tax growth)上升,在项目开放后的三年内合计超过每人2000美元,这足以抵消为新增居民提供服务的成本,而无需显著提高对既有建筑的税率。研究未发现公共服务与公共便利设施(amenities)出现可测量下降的证据;在学校质量(school quality,班级规模与停学率)、安全(safety,逮捕率)以及交通结果(traffic outcomes,非致命车祸与通勤时间)方面,均未检测到显著影响。这些发现表明,在这一制度情境下,市镇能够在不牺牲财政稳定性或公共服务质量的前提下容纳大规模可负担住房(affordable housing)。
该文发表于《Journal of Housing Economics》,聚焦美国地方土地使用规制与可负担住房供给之间的核心矛盾。研究背景在于,美国住房建设长期落后于需求,地方政府主导的严格分区管制抑制了大型多户型住房供给,尤其在高机会郊区社区更为突出。围绕大型补贴性或可负担住房开发,地方居民常提出几类典型反对意见:其一,新增居民会推高教育、治安、基础设施等公共支出,从而削弱地方财政健康;其二,学校会因生源增长而拥挤,教育质量下降;其三,犯罪与交通拥堵可能恶化;其四,地方政府可能不得不提高税率或调整预算结构。既有研究较多考察住房补贴对受益家庭的影响,或补贴住房对邻里人口结构、周边房价的溢出效应,但对接收此类项目的市镇层面财政承受能力与公共服务供给后果,证据仍相对有限。正是在这一缺口下,研究人员以马萨诸塞州《Chapter 40B》为制度场景,系统识别大型混合收入住房开发对周边社区的真实影响。
《Chapter 40B》是美国最具代表性的“公平份额住房政策”(fair-share housing policy)之一。该制度允许在可负担住房占比低于10%的市镇中,开发商通过综合许可(comprehensive permit)程序绕开部分地方分区限制,建设包含一定比例收入限制单元(income-restricted units)的住房项目。虽然这些项目中通常只有20%—25%的单元为收入限制单元,但全部单元都计入州补贴住房清单(Subsidized Housing Inventory, SHI),因而会对地方住房存量和人口规模产生实质影响。研究人员指出,这类政策在突破排他性分区(exclusionary zoning)、推动高机会郊区增加多户型住房供给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持续遭遇地方阻力,因此有必要直接检验相关财政与公共服务担忧是否成立。
为开展研究,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新的开发项目数据集,纳入2002—2019年间65个位于不同市镇的大型租赁型《Chapter 40B》项目,样本来源包括马萨诸塞州SHI、地方行政记录、新闻报道与公开公寓评价信息。核心方法为基于匹配控制组的交错事件研究双重差分(staggered event-study difference-in-differences),按处理前人口、收入、种族结构、财政灵活性与人口增长等变量进行Mahalanobis距离匹配,并以从未受处理的市镇作为对照组;同时采用Callaway and Sant’Anna(2021)估计量与Rambachan and Roth(2023)敏感性框架进行稳健性检验。研究主要使用州税务部门、教育部门、FBI统一犯罪报告系统(UCR)/国家事件报告系统(NIBRS)、交通部门及美国社区调查(ACS)数据。
研究结果首先体现在人口效应上,论文以“Impact on population”为小标题展开。研究人员将项目首次有居民入住的年份定义为处理时点,结果显示处理前不存在显著差异趋势,也没有明显的预期性人口变动。项目开放当年,市镇人口即出现上升,随后数年继续增加,最终稳定在约增加422人左右,数量级与样本项目平均约206个住房单元的规模相吻合。这一结果一方面证明经验识别成功捕捉到离散性的住房供给冲击,另一方面也表明,处理前并不存在强烈的“Tiebout式排序”(Tiebout sorting,即居民基于地方公共品差异进行迁移选择)干扰。
在“Impact on Fiscal health”部分,研究人员考察了长期财政健康。核心指标是征税上限剩余能力占比(override capacity as a percentage of the levy ceiling, OCP),这是马萨诸塞州税务部门用于衡量地方未来创收灵活性的首选指标,用以反映市镇在达到法定征税上限前仍能增加财产税收入的空间。事件研究结果显示,大型《Chapter 40B》开发并未导致OCP下降,处理后各期系数在经济意义和统计意义上均接近于零。研究进一步引入Moody’s市政债券评级作为外部财政状况评价指标,结果同样未见项目开放后评级恶化。由此可见,大型混合收入住房开发并未侵蚀地方政府的长期财政韧性,也未削弱其信用状况。
在短期财政调整方面,论文通过“Impact on tax revenue per capita”揭示了收入端机制。研究发现,项目开放后,新税收增长显著增加,且主要来源于住宅税基(residential tax growth)的扩张,而非工业或商业增长。开放后三年内累计新增税收增长超过每人2000美元,说明大型住房项目自身形成的税基扩张,在短期内足以抵消新增居民带来的公共服务成本。重要的是,研究并未发现地方政府因此更频繁地诉诸《Proposition 2.5》框架下的额外税率上调或通过override投票增加既有房产税负,这意味着财政平衡主要通过新增税基实现,而非向原有居民转嫁税收压力。
在“Impact on budget”部分,研究人员进一步分析支出端变化。由于马萨诸塞州地方政府必须维持预算平衡,若新增居民导致支出增加,则必须由新增收入、预算重分配或服务质量下降来吸收。结果表明,一般基金(general fund)人均支出在项目开放后并未下降,研究能够排除具有经济意义的人均支出明显下滑。同时,预算结构整体稳定,教育、公共安全、公共工程、行政管理、文化与娱乐等功能性支出份额均未出现大幅变化,仅在公共安全和文化娱乐方面存在轻微上升迹象。总体而言,地方政府在维持人均服务支出水平的同时,也没有明显改变既有财政优先序。
在公共服务与地方便利设施部分,论文以“Impact on schools”检验学校系统是否承压。研究发现,大型开发使学校总入学人数小幅增加,平均约增加101.5名学生,但这种增长相对于市镇原有入学规模较为有限。更关键的是,班级规模(class size)与停学率(suspension rate)均未出现统计显著变化。班级规模结果基本排除了每班增加超过1名学生的情况,显示学校系统通过师资或教室配置调整,吸收了新增生源而未导致可观测拥挤。停学率估计较为噪声化,但没有出现明确恶化证据。因此,关于大型可负担住房显著压低学校质量的观点,未得到本文数据支持。
在“Impact on crime and traffic”中,研究人员检验了治安和交通问题。以每千人逮捕率(arrest rate)衡量公共安全,处理后估计值始终较小且不显著,说明没有证据表明大型住房开发系统性提高犯罪或执法事件发生率。交通方面,研究使用非致命交通事故(non-fatal crashes)和ACS通勤时间(commute time)两个代理指标。前者代表交通强度及相关安全外部性,后者更接近居民实际出行时间成本。两项指标在项目开放后均未显示系统性上升,提示在市镇尺度上,大型住房开发并未造成可测量的交通拥堵恶化。论文同时谨慎指出,市镇级数据不能完全排除高度局部化影响,但至少从整体层面看,常见的交通与治安担忧并未转化为显著的平均处理效应。
讨论部分的核心在于:为何在缺乏可测量负面后果的情况下,地方反对仍然强烈。研究人员并未对此作超出证据范围的推断,而是指出两种可能:其一,反对可能源于市镇层面数据无法观测的结果;其二,某些影响可能高度局部化,因而在市镇平均指标中被平滑。论文的重要贡献在于,将关于新建可负担住房外部性的讨论,从传统的房价资本化与邻里构成变化,推进到地方预算约束与公共品供给能力这一更直接的政策争议核心,并提供了因果识别下的证据。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既有研究表明,补贴性住房和多户型住房短缺,部分源于居民基于社区负面影响预期而推动实施的限制性分区法。本文在此基础上回答了一个相对研究不足的问题:大型补贴性住房开发如何影响周边社区居民。研究考察了此类开发对地方政府提供高质量公共服务与公共便利设施能力的影响。基于多项财政能力指标,未发现大型补贴性住房开发开放后出现长期财政恶化。征税上限剩余能力占比这一前瞻性财政健康指标保持不变。短期内,住宅财产税带来的新增税基扩张提高了市镇税基,并抵消了新开发带来的财政负担。人均公共服务支出没有变化,预算相对分配也未发生显著改变。正如预期,大型补贴性开发会持续增加人口规模;然而,利用学校停学率与师生比指标,未发现学校质量受到影响;总逮捕率亦无变化;以交通事故和通勤时间为代理指标时,也未发现交通拥堵影响。总体而言,这些结果表明,在马萨诸塞州《Chapter 40B》的制度情境下,地方政府能够吸纳大规模混合收入可负担住房,而不必以牺牲财政稳定性、公共服务质量或地方便利设施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