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cover Public Health》:TCCM-based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of consumer behavioral drivers influencing sustainable and responsible e-waste management
编辑推荐:
电子设备的快速普及导致全球电子废弃物(e-waste)产生量激增,有毒排放、非规范处置及非正式回收实践对环境可持续性与公共卫生构成严峻挑战。高效的电子废弃物管理对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推进可持续性转型、支撑循环经济(CE)实践、降低消费者与废弃物处理工人的健康风险
电子设备的快速普及导致全球电子废弃物(e-waste)产生量激增,有毒排放、非规范处置及非正式回收实践对环境可持续性与公共卫生构成严峻挑战。高效的电子废弃物管理对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推进可持续性转型、支撑循环经济(CE)实践、降低消费者与废弃物处理工人的健康风险及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至关重要。消费者行为驱动因素在塑造安全可持续的电子废弃物管理结果中发挥关键作用。研究人员基于PRISMA协议,采用理论-情境-特征-方法(TCCM)框架对2009–2025年发表的133篇同行评审文献开展系统性文献综述,通过整合主题编码与TCCM框架合成,从多维度解析电子废弃物管理中的消费者行为。研究结果显示,现有文献高度集中于以计划行为理论(TPB)为基础的意向导向型回收研究,意向、态度、主观规范、认知及感知行为控制等关键行为驱动因素被广泛探讨,并与回收及处置行为的参与程度显著关联。然而,意向-行为差距的持续存在表明,基础设施不足、便利性缺失及隐私顾虑等结构性约束可能显著影响行为结果。现有研究在地理分布上以亚洲为主导,方法学层面高度依赖定量研究尤其是结构方程模型(SEM),跨文化研究与纵向研究相对匮乏。综述同时指出,尽管消费者行为与循环经济实践及SDG目标的关联日益受到关注,但其与公共卫生议题的显性整合仍处于探索阶段。通过三角验证主题分析与TCCM分析结果,研究人员识别出理论、情境与方法学层面的关键缺口,并提出强调跨学科路径、数字化维度及系统层面干预的未来研究议程。总体而言,将行为洞察与循环经济策略及公共卫生视角相融合,有助于构建更高效、可持续的电子废弃物管理系统。
1 引言
电子技术的快速迭代叠加消费者对高端科技产品的需求增长,推动电子废弃物总量持续攀升。电子产品使用寿命缩短、消费偏好快速转移、售价下降及经济增长等因素共同加速了旧设备被短生命周期新品替代的进程。据《2024年全球电子废弃物监测报告》统计,2022年全球电子废弃物产生量达6200万公吨(Mt),预计2030年将增至7470万公吨。印度中央污染控制委员会数据显示,2021–2022财年印度电子废弃物产生量为161万公吨,仅53万公吨得到有效收集与处理。“电子废弃物”概念于20世纪90年代形成,旨在回应废弃电子设备激增及其处置带来的环境挑战。电子废弃物兼具有害性与资源性特征,含镉、砷、铅、汞、聚氯乙烯及多类溴化阻燃剂等有毒物质,可持续发展与循环经济原则强调资源效率、废弃物减量化及材料再融入生产循环。消费者作为电子废弃物的产生端与流向决策者,其存储、捐赠、转售或回收决策直接决定物质流动路径——既可能推动设备回归循环经济体系,也可能导致不可持续的废弃物排放。现有研究虽已关注电子废弃物管理中的消费者行为,但多数综述仅聚焦回收或再制造意向等孤立维度,未将其与可持续发展、循环经济或SDG框架进行显性关联。本研究采用TCCM框架对文献进行系统性整合,评估理论应用、情境动态、行为特征及方法学路径,旨在填补上述缺口。本研究的创新性体现在三方面:首次将主题分析与TCCM框架结合,实现电子废弃物管理消费者行为的多维合成;突破既往以回收行为为核心的局限,将消费者行为驱动因素与公共卫生视角、循环经济原则及SDG目标建立关联;识别数字化、隐私顾虑及行为差距等未被充分探索的维度,提出结构化的未来研究议程。研究围绕四个核心问题展开:第一,电子废弃物管理消费者行为研究在主题、地理分布及方法学层面的演化规律;第二,影响消费者电子废弃物管理决策的关键行为驱动因素及其与可持续性和循环经济的关联;第三,现有研究在TCCM四维框架下的差异特征;第四,当前文献的核心缺口及未来研究中行为洞察与循环经济实践、SDG目标及公共卫生考量的整合路径。全文结构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第三部分阐述研究方法,第四部分呈现研究结果,第五部分提炼关键洞见并指出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第六部分为结论。
2 理论基础
2.1 电子废弃物定义
依据《2002年巴塞尔公约》,电子废弃物(WEEE)指被认定为废弃的任何电气设备及其组件、子装配件与耗材,判定标准为设备达到报废状态。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07年电子废弃物管理手册》将其定义为依赖电磁场或电流运行但已失效或过时的用电设备。印度《2022年电子废弃物(管理)规则》进一步明确其涵盖太阳能光伏组件、面板及电池等电气设备的整体、部件或制造商、翻新商、维修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弃部分。综合上述定义,电子废弃物指生命周期各阶段产生的、被消费者弃置或不再需要的废弃电子设备及其零部件。
2.2 循环经济与可持续发展目标
循环经济(CE)作为应对资源稀缺、环境退化及废弃物产生的变革性框架,强调通过再利用、回收、再制造及材料回收构建闭环系统。在电子废弃物语境下,循环经济原则旨在通过延长产品生命周期、减少材料泄漏及提升资源效率实现价值留存。消费者行为通过复用、维修、转售及回收决策对循环流动发挥枢纽作用。电子废弃物管理与多项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高度契合,核心关联目标包括SDG 12(负责任消费与生产)、SDG 11(可持续城市与社区)及SDG 13(气候行动),同时通过减少有害物质暴露间接支撑SDG 3(良好健康与福祉),并通过可持续回收技术研发助力SDG 9(产业、创新与基础设施)。然而,即使最先进的回收基础设施,若缺乏消费者参与负责任处置实践,仍难以充分发挥效能,凸显在循环经济框架下解析行为驱动因素的必要性。现有文献中行为洞察与上述框架的整合仍显不足,本研究采用的TCCM框架可为这一整合提供方法论支撑。
2.3 公共卫生视角
电子废弃物因含铅、汞、镉及溴化阻燃剂等有害物质,对公共卫生构成显著威胁。发展中国家盛行的非正式回收实践使工人与社区居民暴露于有毒物质中,可导致呼吸系统疾病、神经损伤及长期生态退化。铅与汞暴露可引发神经损伤,有毒烟雾可致呼吸系统疾病,长期暴露还存在致癌与内分泌干扰风险,儿童与孕妇尤为易感。不当处置导致的环境污染还可能通过食物链生物富集放大健康风险。从行为视角看,消费者对电子产品的存储、处置及回收决策直接影响上述公共卫生结果:长期闲置延迟设备进入正规回收体系,不当处置则加剧环境暴露。因此,安全可持续的电子废弃物管理既是环境刚需,也是公共卫生要务。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遵循PRISMA(Preferred Reporting Items for Systematic Reviews and Meta-Analyses)协议保障筛选、识别与纳入过程的透明度与可靠性,采用ATLAS.ti与MS Excel开展主题分析,并应用TCCM框架对文献进行结构化解读。文献检索于2025年10月11日通过Scopus与Web of Science核心合集完成,检索策略采用布尔运算符(“AND”“OR”)组合“电子废弃物管理”“WEEE管理”“电子废弃物”与“消费者行为”“回收行为”“处置行为”“认知”“意向”“态度”等多组关键词,Web of Science检索结果限定于SSCI、SCI-Expanded及ESCI索引。纳入标准包括:同行评审期刊论文、2009–2025年发表、英文撰写、聚焦电子废弃物管理中的消费者行为并包含行为洞察;排除会议论文、书籍章节、社论、非消费者行为研究、纯技术类电子废弃物研究及跨数据库重复文献。检索记录导出后经DOI匹配、标题匹配、作者姓名比对、出版年份核验及人工核查近重复记录完成去重,预筛选阶段剔除1908条不符合纳入标准的记录,随后按PRISMA指南分四阶段开展筛选:标题筛查识别消费者行为与电子废弃物管理相关研究;摘要筛查评估主题相关性与行为聚焦度;关键词/引言筛查确认与消费者行为维度的契合度;全文 eligibility评估保障概念与方法学相关性。最终纳入133篇文献(12篇综述与121篇实证研究)。主题分析仅针对121篇实证研究以保障初级行为证据的一致性,TCCM框架应用于全部133篇文献,其中综述仅用于高层级合成而非初级行为数据提取,避免证据重复计数。
为保障方法学严谨性,研究从三个维度开展质量评价:研究设计质量(区分横截面、纵向与实验设计,评估研究目标与假设的清晰度)、测量效度(评估量表与构念的验证情况)、分析严谨性(评估统计或质性方法的先进性),每项指标采用3分制评分(低=1,中=2,高=3),总分3–9分,据此将研究分为高质量、中等质量与低质量三类。质量评价不用于排除研究,而是用于加权解释结果:高质量研究的发现赋予更高解释权重,中等质量研究用于支持模式识别但谨慎解读,低质量研究仅用于探索性洞察。评分指南与研究层面质量得分详见补充附录,整体质量分布显示多数研究处于中高质量区间,表明该领域证据基础具备合理稳健性。
4 研究结果
4.1 综述研究总结
对12篇既往综述的分析显示,研究焦点涵盖消费者行为与循环经济的关联、概念框架构建、欧盟情境下的亲环境行为、印度消费者处置习惯与认知、回收行为文献计量分析及电子废弃物复用等。多数研究采用Web of Science与Scopus数据库,应用系统性文献综述(SLR)结合内容分析、文献计量分析(工具包括VOSviewer与Biblioshiny)。既往研究虽提供了有价值的信息,但多聚焦特定废弃物类型,对演化趋势与影响因素的探索有限,且较少提出连接理论、方法与新兴社会技术现实的展望性研究议程。本研究通过ATLAS.ti主题分析与TCCM框架的应用,实现了理论、情境、特征与方法学的系统合成,并提出批判性未来研究议程。
4.2 主题分析
对121篇实证研究的主题分析识别出9个核心主题,分析过程借助ATLAS.ti完成编码,结果导出至MS Excel可视化呈现。补充文件中的表A1详细列示了实证研究采用的理论、方法及关键影响因素。
4.3 TCCM框架
TCCM框架从理论、情境、特征、方法四个维度对133篇文献进行系统评估。
4.4 研究采用的主流理论
行为理论为解析人类意向、动机与信念提供基础。计划行为理论(TPB)在电子废弃物行为研究中应用最广,其次为规范激活模型(NAM)、价值-信念-规范理论(VBNT)及理性行为理论(TRA)。上述理论多以原版、修正版(增加变量)或整合版形式出现,少量研究引入创新扩散理论、习惯理论或游戏化行为模型。印度情境中TPB应用相对有限,为本土消费者电子废弃物行为研究留下广阔空间。
4.4.1 情境
情境维度解析研究的环境背景,包括地理分布、行业分布与参与者特征。地理分布显示中国发文量最高(约占总量的21%),与其全球电子废弃物主要产生国的地位相关;印度次之(17%),反映其人口基数与技术产品渗透率特征;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与阿联酋紧随其后,体现区域研究重点与电子废弃物管理优先级的差异。洲际层面,亚洲占71%,可能与该区域较高的电子废弃物产生量及政策关注度相关;欧洲占16%,主要来自发展中国家;美洲与澳大利亚等发达地区研究相对匮乏,且缺乏跨文化比较研究以解析文化、经济与监管差异对消费者行为的影响。行业分布聚焦移动电话(35%)与IT产品(15%),消费电子产品(电视、冰箱等)占45%;消费者研究显示家电存储行为与手机存在差异,但跨品类行为动态的深度解析不足;小型家用电器等其他类别研究更为薄弱。行为类型方面,回收行为受认知、基础设施与激励措施影响,处置常伴随转售或捐赠,存储则多由数据安全顾虑或未来效用预期驱动;手机与笔记本电脑等设备因数据安全问题常被长期闲置,回收研究较多但存储与处置行为亟待深入探索,印度等非正规渠道主导的情境尤为如此。参与者分布显示60%–65%的研究以家庭消费者为对象,20%–25%聚焦年轻群体(因其高IT使用率与早期技术采纳特征),企业员工与机构消费者研究极少;印度研究集中于大都市,农村与半城市化地区代表性不足,尽管这些区域的智能手机普及率与数字化水平正快速提升;人口统计特征显示年轻、高学历、高收入群体对回收规范的认知度更高,但行为一致性不足,未来需拓展多元参与者群体的行为研究。
4.4.2 特征
特征维度聚焦行为驱动因素。高频驱动因素分析显示,意向/意愿(77项研究)是最核心的关联因素,与TPB理论预期一致,但基础设施不足等情境障碍常导致意向-行为差距,这一差距的弥合对减少有害废弃物泄漏(可持续性目标)与保障材料回收(循环经济原则)至关重要。态度(62项研究)为第二大驱动因素,积极态度通常与亲环境意向正相关,通过宣传运动与生态标签培育积极态度可直接支撑可持续性转型与SDG 12目标的实现。主观规范(53项研究)反映同伴、家庭与社会影响,在印度、中国等集体主义文化中效应尤为显著,可加速修复、复用与回收等循环实践的文化主流化。环境认知(52项研究)与电子废弃物管理知识(42项研究)与更高的回收信心相关,契合生态管护的可持续性理念与SDG 4.7倡导的环境素养目标。感知行为控制(44项研究)与基础设施支持/便利性(37项研究)直接关联消费者参与度,充足的设施供给显著提升其参与循环流动的可能性,凸显系统层面对接个体动机与制度机制的必要性。收益/激励(26项研究,含经济回报)通过逆向物流方案、回购计划与置换优惠支撑循环实践;习惯/过往经验(25项研究)通过将回收嵌入日常惯例促进长期可持续行为;隐私顾虑(23项研究,尤其针对IT设备)因数据滥用担忧抑制处置行为。此外,价格公平性、感知、创新性、情感价值、影响力及回收抵触等低频驱动因素,以及收入、教育、年龄、性别等社会经济因素也塑造着电子废弃物管理实践。消费者行为是多维情境敏感型现象,需心理与系统干预协同发力。
进一步从结构视角可将驱动因素分类:自变量包括态度、主观规范、环境认知、感知行为控制、激励与隐私顾虑,驱动决策过程;中介变量如感知与价值,桥接驱动因素与行为结果;因变量为最终产出,包括行为意向或实际行为及支付意愿;调节变量引入情境因素,如收入水平、习惯、价格公平性等,可调节自变量与因变量的关系。
行为驱动因素还与公共卫生结果存在隐性关联:消费者存储、复用、处置、捐赠、维修与回收决策决定电子废弃物进入正规还是非正规渠道,不当处置与非安全回收可能导致铅、汞、镉等有害物质的环境释放,诱发神经障碍、呼吸系统疾病等健康问题。积极的行为驱动因素可促进正规回收参与,减少非环境友好型处置;而便利性不足、认知低下及对回收系统的不信任则可能强化非正规处置渠道的依赖,加剧职业健康与环境风险。理解这一关联有助于政策制定者、公共卫生机构与环境管理部门设计更有效的干预措施、宣传运动、基础设施系统与监管机制。
4.4.3 方法
方法维度显示定量研究占绝对主导(93%),定性研究仅占4%,混合方法为2%。分析层面,54%的研究整合TPB、TRA、VBNT等行为理论与EFA、CFA、SEM、偏最小二乘法(PLS)、回归分析、多组分析、Logit回归模型等高级统计技术,体现领域研究的理论扎根与统计进阶特征;37%的研究未整合理论,仅通过回归与相关分析进行实证解读,理论构建潜力受限;剩余9%采用内容分析与描述性案例研究等简易方法,虽具叙事性,但可为未来构建文化嵌入型框架奠定基础。软件使用方面,SPSS(41%)主要用于EFA与回归分析,SPSS AMOS(24%)聚焦CFA与SEM,SmartPLS(21%)多用于基于PLS的SEM,仅14%的研究采用LISREL、STATA、MAXQDA、Atlas.ti、NVivo等替代工具,方法学多样性有待拓展。未来研究需平衡预测性路径与解释性路径,捕捉可持续性相关消费者行为的社会、文化与行为复杂性,通过多范式技术与情境敏感型工具的应用实现更整体的行为理解。
4.5 主题分析与TCCM结果的三角验证
三角验证显示主题分析识别的9个核心主题(行为决定因素、认知、外部影响、障碍等)与TCCM框架维度高度契合:行为决定因素与认知相关主题对应“特征”维度,凸显意向、态度、感知行为控制等心理驱动因素的主导性;外部影响、障碍与社会经济因素等情境主题对应“情境”维度,强调政策、基础设施与人口统计变异的重要性;数字化与技术创新等新兴主题延伸至“理论”与“方法”维度,指示研究方向的演化。这种收敛性强化了研究发现的效度,表明定性质主题洞察与结构化TCCM分类在驱动因素、缺口与未来方向上达成了一致结论。
4.6 行为驱动因素与循环经济机制及SDG的映射
将微观消费者行为与宏观可持续性结果建立关联是本研究的重要贡献。映射结果显示,意向、态度、认知等高频驱动因素与循环经济实践及SDG 12(负责任消费与生产)高度契合,其在研究中频繁出现且与亲环境行为稳定关联;感知行为控制与激励等因素则发挥促进性作用,表明结构与经济条件可能影响意向向行为的转化。证据强度评估显示,上述关联多为强证据(多研究一致支持且直接关联消费者行为与循环经济实践),部分为中等证据(支持研究较多但情境一致性有限且关联间接),少数为新兴证据(证据有限但呈增长趋势且具概念关联性)。总体而言,消费者行为可贡献于循环经济结果,但其效能取决于心理驱动因素与基础设施、政策、技术创新等系统赋能因素的互动。
5 关键洞见
研究发现电子废弃物管理中的消费者行为是受心理、经济、技术、基础设施驱动因素共同塑造的多维现象,可提炼出八项关键洞见:第一,需通过消费者中心策略弥合意向-行为差距。结构约束(正规回收设施可达性低、便利性不足、对授权回收商信任缺失)与数据安全顾虑常阻碍积极意向转化为实际行动,削弱循环经济目标实现,加剧健康风险。未来需从意识驱动干预转向系统导向解决方案,优化收集系统可及性、保障数据安全、提升回收流程透明度,并将行为洞察与押金返还制度、绿色产品置换等循环经济激励机制对接。第二,理论集中度高且概念多样性有限。TPB的主导地位虽源于其简洁性与预测力,但也限制了情感、道德与情境维度的探索。未来需整合道德规范模型、行为推理方法与数字行为框架,捕捉技术采纳与数据隐私等新兴影响。第三,情境集中度高且全球代表性不足。亚洲(尤其中国与印度)研究主导的现状虽与区域电子废弃物产生量及政策关注度相关,但非洲、拉丁美洲及小岛屿经济体的行为模式未被充分捕捉。未来需拓展地理覆盖,开展跨文化比较研究,并将研究范畴从手机与IT设备延伸至小型家电与消费电子产品,挖掘新的回收机遇。第四,方法失衡且情境深度有限。横截面问卷调查的泛滥虽便于数据收集与分析,但难以捕捉社会文化深层动因。未来需采用质性、纵向与混合方法设计,提供更丰富的行为动态洞察,支撑情境敏感型干预的开发。第五,维度间碎片化。现有研究常孤立考察理论、情境、特征与方法,未考虑其相互依赖性。未来需更整体地应用TCCM框架,例如将数字素养(特征)与创新扩散理论(理论)结合,在印度农村(情境)开展实地实验(方法),生成独特实用洞察。第六,数字化作为可持续系统的赋能因素。数字素养、数据安全与技术信任等新兴因素未被充分探索,传统行为模型难以解释数据相关顾虑对处置行为的影响。未来需将这些维度纳入行为模型,通过安全数据销毁机制与透明回收系统提升消费者信任,支撑SDG 9(产业、创新与基础设施)与循环经济可追溯性原则的实现。第七,强化政策-消费者协同。延伸生产者责任(EPR)等政策的成效依赖消费者配合,当前许多消费者对其责任认知不足或对回收系统缺乏信任。未来政策需强调包容性、透明度与社区驱动,通过多方协作界定角色与激励,将城市打造为循环创新枢纽,支撑SDG 11(可持续城市与社区)目标。第八,与公共卫生结果的整合不足。现有研究多聚焦环境或经济视角,健康关联的显性整合匮乏。未来需探索行为干预如何减少有害物质暴露,尤其在非正式回收盛行的区域。
5.1 公共卫生与政策启示
消费者电子废弃物管理行为不仅是环境或废弃物管理议题,更是重要的公共卫生与社会议题。其存储、处置、转售、捐赠、维修与回收决策直接决定废弃物流向,进而影响环境污染、职业安全与社区有毒物质暴露水平。行为驱动因素(认知、态度、主观规范、感知行为控制、基础设施可及性、激励、隐私顾虑)显著影响正规回收参与度,进而关联环境健康风险。实践层面需开展大规模认知教育与干预,通过学校、高校、企业与社区组织推广安全处置实践、环境健康风险与正规回收渠道信息。需强化正规回收基础设施,拓展收集设施、逆向物流系统与社区级回收计划,减少非正规回收依赖。地方政府应将电子废弃物管理纳入环境健康与城市可持续性项目,通过定期收集活动、社区投放点与回收宣传提升参与度。隐私顾虑作为关键行为障碍,需配套安全回收渠道、认证数据销毁服务与数字素养提升措施。政策层面需完善EPR、经济激励、置换计划与监管执行机制,生产者可通过便捷回收系统、生态设计与消费者宣传活动支撑可持续行为。同时需加强对非正式回收工人与脆弱社区的防护,通过监测体系、安全培训与安全技术应用降低职业健康与环境风险。总体而言,可持续电子废弃物管理需整合行为科学、环境治理、公共卫生系统、教育机构、产业与社区的 multidisciplinary协作路径。
5.2 未来研究方向
基于TCCM框架的洞见,未来研究需在理论层面探索道德认同、情感依恋、数字信任等未被充分检验的构念,整合多学科理论构建更全面的解释框架;情境层面拓展地理覆盖,开展跨文化比较,纳入农村、低收入群体及非正规部门参与者,探索小型家电、智能穿戴设备等新兴品类的处置行为;特征层面解析意向-行为差距的形成机制,识别情绪价值、价格公平性等边缘驱动因素的边界条件,探索数字素养、数据隐私的动态影响;方法层面采用纵向追踪、实地实验、混合方法设计,结合大数据分析与机器学习技术捕捉行为动态。具体方向详见表9。
5.3 研究局限
本研究存在四点局限:第一,仅纳入Scopus与Web of Science收录的英文文献,可能遗漏其他数据库或非英文研究成果;第二,纳入标准限定为2009–2025年发表的同行评审论文,排除了可能具价值的书籍章节与会议论文;第三,检索关键词集可能无法覆盖领域内所有相关出版物;第四,虽采用PRISMA协议保障透明度,但未应用SALSA、SPAR-4-SLR等替代框架,也未采用文献耦合、共被引分析等高级文献计量技术及元分析,未来研究可拓展方法学视角。
6 结论
本研究围绕四个核心问题形成系统性结论。针对RQ1,电子废弃物管理消费者行为研究已从早期的公众认知、感知与知识探索,演化为基于 grounded理论与统计技术的心理驱动因素解析,综述研究聚焦概念框架与亲环境行为,文献计量工具应用增多但理论发展相对滞后,纵向研究、跨文化比较与数字情境整合的匮乏限制了行为洞察的全球适用性。针对RQ2,意向、态度、主观规范、环境认知、知识与感知行为控制是最核心的行为决定因素,与循环经济原则高度契合,但意向-行为差距表明隐私顾虑与便利性不足等结构性障碍仍阻碍行为转化,情感价值、公平感知等未被充分探索的因素提示需构建整合心理、社会与经济维度的 holistic行为框架。针对RQ3,TPB主导理论景观,常与NAM、VBNT、TRA整合解释意向与行为;研究聚焦IT设备与消费电子产品,中国、印度与印度尼西亚为贡献主力,非洲、拉丁美洲等区域代表性不足;回收行为研究占优,处置与存储行为探索有限;定量调查占绝对主导,质性、混合方法与纵向研究匮乏。消费者参与既是行为议题,也是循环经济推进与SDG实现的 structural刚需。针对RQ4,理论、情境、特征与方法层面的缺口明确,未来需拓展未被充分研究的电子废弃物品类,开展跨品类行为分析,整合多元理论,应用多样方法,强化行为洞察与循环经济策略、SDG目标及公共卫生考量的融合。总体而言,电子废弃物管理消费者行为研究需构建整合行为科学、可持续性框架与公共卫生视角的多维路径,以支撑更高效、公平的电子废弃物管理系统建设,推动循环与可持续资源利用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