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e Health》：Maternal slaughter and foetal wastage in Nigerian municipal abattoirs: Prevalence, drivers, economic losses and One Health imp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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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选择性母畜屠宰及其所致胎儿浪费，是非洲畜牧生产力、粮食安全与公共卫生持续存在但常被忽视的威胁。关于尼日利亚屠宰场胎儿浪费的驱动因素及其后果的综合数据仍然有限，制约了防控工作的开展。研究人员在尼日利亚埃努古州（Enugu State）4个主要屠宰场开展了一项为
非选择性母畜屠宰及其所致胎儿浪费，是非洲畜牧生产力、粮食安全与公共卫生持续存在但常被忽视的威胁。关于尼日利亚屠宰场胎儿浪费的驱动因素及其后果的综合数据仍然有限，制约了防控工作的开展。研究人员在尼日利亚埃努古州（Enugu State）4个主要屠宰场开展了一项为期6个月的横断面流行病学（cross-sectional epidemiological）研究，以确定1745头随机选取的待宰雌性动物（589头母牛、586只母山羊、570头母猪）的妊娠状态。采用单因素分析（univariable analysis）评估物种、年龄、品种和季节（自变量）与妊娠（结局变量）之间的关联。p ≤ 0.2的变量被纳入多变量模型（multivariable models），并采用描述性统计（descriptive statistics）对数据进行汇总。经济损失依据胎儿单位货币价值估算，并按产后5%死亡率进行校正。母畜屠宰流行率在山羊、牛和猪中分别为31.7%、31.1%和10.5%。炎热/旱季与山羊妊娠相关（AOR = 1.58；95% CI: 1.03–2.42；P = 0.036）。回收的907个胎儿多数处于妊娠第一阶段（38.3–52.2%），其中18.7–25.6%处于妊娠第三阶段。胎儿处置方式包括露天弃置（28%）、出售作犬粮（32%）、出售供人类食用（18%）以及作为养殖鱼类饲料（22%）。本研究持续的6个月内净经济损失为23,659.94美元。母畜屠宰与胎儿浪费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不了解妊娠状态（96%）、经济困难（38%）以及节庆期间肉类需求增加（20%）。母畜屠宰与胎儿浪费在很大程度上由畜牧生产与加工治理体系失灵所驱动。母畜屠宰对养殖盈利能力与生产力、遗传资源保护、粮食安全、人畜共患病传播、职业健康与环境健康均产生负面影响。实施强制性宰前妊娠筛查、利益相关者教育及改进屠宰场治理，对于限制母畜屠宰、胎儿浪费及其负面影响至关重要。
该文发表于《One Health》，聚焦尼日利亚埃努古州市政屠宰场中妊娠母畜被屠宰及由此造成的胎儿浪费问题，系统评估其流行水平、驱动因素、经济后果及“One Health”意义。研究背景在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LMICs）长期存在将繁殖母畜尤其是妊娠母畜常规屠宰的现象，但这一问题在畜牧生产、公共卫生和食品系统治理层面并未得到充分重视。胎儿浪费不仅直接削弱畜群补充能力，降低未来肉、奶和繁殖产出，还会加速遗传资源流失，削弱本地品种对热带环境和地方性疾病的适应能力，从而影响可持续畜牧业发展与食物安全。与此同时，屠宰妊娠动物使屠宰场工作人员更频繁暴露于羊水、胎盘组织和胎血等高风险生物材料，增加人畜共患病（zoonotic disease）传播、职业暴露和环境污染风险。论文指出，尼日利亚尤其是埃努古州关于该问题的实证资料仍较有限，尤其缺乏对猪胎儿浪费的研究，因此有必要通过现场调查获得证据，以支持监管与干预政策制定。
研究人员围绕这一现实问题，系统调查了埃努古州4个政府批准的大型屠宰设施中雌性牛、羊、猪的屠宰妊娠状况，分析与母畜屠宰相关的流行病学因素，量化胎儿损失规模，并评估其短期经济损失。研究结果表明，山羊和牛的母畜屠宰流行率均超过30%，猪也达到10.5%，说明该现象并非局限于单一物种，而是贯穿畜牧生产体系的结构性问题。6个月内共浪费907个胎儿，造成净经济损失36,318,500奈拉，即23,659.94美元。研究进一步指出，妊娠状态未被识别、经济脆弱性和节庆性肉品需求，是推动该现象持续发生的核心因素。由此可见，该问题不仅损害畜牧业生产效率和养殖收益，也对遗传资源保存、动物源性蛋白供给、食品卫生及公共健康构成复合性威胁。
方法上，研究采用横断面流行病学设计，于2025年1月至7月在尼日利亚埃努古州4个屠宰场开展调查，覆盖旱季和雨季。研究对象为在批准屠宰场待宰的雌性牛、羊、猪，按系统随机抽样纳入589头母牛、586只母山羊和570头母猪。通过宰后剖检生殖道判定妊娠状态，并测量胎儿顶臀长（CRL，crown–rump length）结合物种特异性回归公式估算胎龄和妊娠阶段。采用结构式问卷对50名屠夫、牲畜贩运者和胴体加工人员进行面对面访谈，并辅以现场观察验证胎儿处置方式。统计分析包括单因素Logistic回归、多因素Logistic回归、Hosmer–Lemeshow拟合优度检验、ROC曲线分析和基于断奶期市场价值的部分预算经济损失评估。
3.1. Socio-demographic profile of respondents
研究首先描述了受访者社会人口学特征。50名受访者中，男性占96%，34%从业超过10年，但仅8%接受过正规卫生胴体加工培训。所有受访者均承认曾屠宰妊娠动物。该结果表明，研究所涉及的屠宰场从业群体虽然具备一定从业经验，但卫生加工和生物安全培训严重不足，这为后续关于职业暴露风险和不规范处置行为的结果提供了背景支持。
3.2. Drivers of maternal slaughter and foetal wastage
关于母畜屠宰与胎儿浪费的驱动因素，问卷调查显示，不知晓动物妊娠状态是最主要原因，占96%；其次为经济困难，占38%；节庆期间肉类需求增加，占20%。此外，难产、买方偏好大体型动物、伤病导致紧急屠宰等也构成补充因素。对胎儿及妊娠子宫内容物的处置方式调查显示，32%的受访者将其出售用于犬粮，28%采用露天垃圾弃置，22%作为养殖鱼类饲料，18%出售供人食用。研究据此指出，母畜屠宰并非单纯个体行为，而是与妊娠识别缺失、经济压力、节庆消费驱动和废弃物治理失范等多重因素交织相关。
3.3. Prevalence of maternal slaughter
在流行率方面，研究统计了6个月内4个屠宰场的牛、羊、猪屠宰情况。被屠宰山羊中，雌性占49.20%，其中31.7%的母山羊经宰后检查证实妊娠；牛中雌性占41.31%，其中31.1%的母牛或小母牛妊娠；猪中雌性占48.10%，其中10.5%的母猪妊娠。物种与妊娠动物被屠宰比例之间存在显著统计学关联，山羊和牛的母畜屠宰比例明显高于猪。该结果表明，反刍动物在研究地区面临更严重的妊娠期屠宰问题。
进一步按流行病学因素分层分析发现，在山羊和牛中，年龄与季节同母畜屠宰分布存在显著关联；而猪中未见类似显著性。山羊方面，2–4岁年龄组妊娠被屠宰比例较高，热/旱季高于雨季；牛方面，4–8岁年龄组和热/旱季对应更高比例。该结果提示，处于生殖旺盛期的反刍母畜更容易在某些时段进入屠宰链条。
3.4. Multivariable logistic regression analysis
在控制年龄、品种和季节后，多因素Logistic回归显示，仅山羊的季节因素仍与妊娠状态显著相关：在热/旱季被屠宰的母山羊处于妊娠状态的可能性更高，调整比值比（AOR）为1.58，95%置信区间（CI）为1.03–2.42，P = 0.036。牛和猪中，纳入的自变量在多因素模型中均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模型拟合检验和ROC分析提示模型校准和判别能力可接受。该结果说明，在本研究条件下，季节是预测山羊母畜屠宰的重要因素，而牛和猪的妊娠屠宰可能受更多未测量因素影响。
3.5. Prevalence of foetal wastages
研究随后量化了胎儿浪费规模。186只妊娠母山羊中，18.3%为单胎、70.9%为双胎、10.8%为三胎，共回收358个山羊胎儿；60头妊娠母猪共回收366个猪胎儿；183头妊娠母牛共回收183个牛胎儿。总体共浪费907个胎儿。胎儿性别分布显示，山羊胎儿中53.1%为雌性，牛胎儿中55.7%为雌性，猪胎儿中27.9%为雌性。胎龄分布显示，三种动物回收胎儿均以妊娠第一阶段最多：山羊52.2%，牛49.7%，猪38.3%；但仍有相当比例处于妊娠第三阶段，分别为18.7%、20.8%和25.6%。这一结果表明，不仅早期妊娠个体被大量屠宰，晚期妊娠动物同样进入屠宰流程，提示动物福利、伦理和宰前监管方面存在明显缺口。
3.6. Economic loss estimates
经济损失评估显示，按各物种断奶期后代市场价值估算，山羊胎儿浪费造成总损失8,950,000奈拉，牛和猪各为14,640,000奈拉，总计38,230,000奈拉（24,905.54美元）。在扣除5%产后死亡率调整后，总净经济损失为36,318,500奈拉，即23,659.94美元。其中山羊净损失8,502,500奈拉，牛和猪各13,908,000奈拉。研究者指出，这一模型尚未纳入未来繁殖潜力、产奶量、遗传增益和产业链乘数效应，因此属于保守估计。由此可见，妊娠母畜屠宰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在短期层面已相当显著，长期损失可能更大。
讨论部分强调，本研究所见山羊和牛30%以上、猪10%以上的母畜屠宰率，与尼日利亚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其他地区报道总体一致，说明问题具有系统性和区域普遍性。将猪纳入分析填补了尼日利亚相关证据空白。研究人员认为，该现象首先是畜牧生产力危机：907个潜在补充个体在6个月内损失，削弱群体更新、繁殖扩张和未来动物蛋白供给。其次，这是明显的“One Health”问题。妊娠动物屠宰使工作人员暴露于可能携带Brucella spp.、Campylobacter spp.、致病性Escherichia coli和Staphylococcus aureus等病原体的胎盘、胎血和羊水；而受访者中92%缺乏正规卫生培训，加之露天倾倒、犬粮利用和供人食用等不安全处置途径，进一步增加环境污染和食源性传播风险。再次，较高比例的雌性胎儿损失提示本地适应性品种遗传资源可能持续流失。研究还指出，经济困难驱动养殖者出售妊娠动物，说明畜牧价值链中的信贷、保险、紧急兽医支持与监管执行均存在结构性短板。
论文结论指出，研究地区的母畜屠宰与胎儿浪费是横跨人畜共患病风险、食物尤其蛋白质不安全、经济损失、遗传侵蚀和伦理治理的多维威胁。其主要驱动因素是未诊断妊娠及畜牧价值链中的结构性经济脆弱性，反映出监测、监管与生产者支持方面的系统性缺口。应对这一挑战需要实施强制性宰前妊娠筛查、强化监管执法，并对屠宰场人员开展结构化认证培训和生物安全（biosecurity）培训，以减少可预防的胎儿损失和职业健康危害。与此同时，建立畜牧信贷、保险机制和紧急兽医支持等经济干预措施，对于减少因困境驱动的妊娠母畜出售同样必不可少。将这些综合措施嵌入国家畜牧业转型与粮食安全框架，并在协调一致的“One Health”路径下实施，对于保护遗传资源、提升可持续畜牧生产力和维护公共卫生至关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