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睡眠受稳态机制和生理节律的共同调控,这两种机制共同决定了睡眠的时间和结构[[1], [2], [3]]。生理节律系统调节着警觉性、核心体温以及褪黑素分泌的日常规律,从而影响人们的睡眠倾向以及REM睡眠的分布[[1], [2], [3]]。不同个体在生理节律时间上的差异——通常称为时间型——反映了这些内在节律相位相对于外界明暗周期的稳定差异[[4], [5], [6]]。时间型处于较早阶段的个体会在更早的时间进入生物夜晚状态,而处于较晚阶段的个体则生理节律相位较晚,当没有社会约束时,他们的睡眠-觉醒模式也会相应地推迟[[7], [8], [9]]。
时间型通常用分类标签来表示(如早型、中间型、晚型)[10],但这些分类反映的是人们偏好的睡眠-觉醒行为,而非直接的生理节律相位,这一点在针对生理节律术语的概念性批判中也有提及[5]。相比之下,调整睡眠不足后的自由日睡眠中点(MSFsc)是一种经过验证的睡眠时间行为标志,它与弱光条件下的褪黑素分泌时间存在关联[8,11,12]。
在临床多导睡眠图中,固定的关灯时间通常在21:30或22:00左右,这样的设定虽然有利于方法学上的标准化,但对于那些习惯性睡眠时间较晚的个体来说,却可能导致其习惯性睡眠时间与规定时间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当规定的实验室作息时间与个体的习惯性睡眠时间不匹配时,无论是睡眠启动还是睡眠连续性都会受到影响。那些睡眠中点较晚的个体若被安排在较早的实验室作息时间下,就会试图在比平常更早的时间入睡,这通常会导致入睡潜伏期延长;而过早的唤醒又会缩短睡眠中最后一段富含REM睡眠的时段[2,11,13]。这种睡眠与作息时间的不一致会降低睡眠效率,并改变实验室及临床环境中的睡眠结构[11,12,14,15]。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紊乱并不一定持续存在:即便只有一晚的睡眠时间不当,也已被证明会改变睡眠结构,包括减少REM睡眠以及增加入睡后的清醒时间[16,17]。在一份临床多导睡眠图样本中,Colelli等人[18]发现,属于晚型时间型的患者,其实际就寝时间与习惯性时间相比平均存在102分钟的差异,这类患者的入睡潜伏期更长、睡眠效率更低,REM睡眠比例也更低。因此,这样的标准化流程可能会无意中偏向那些习惯性睡眠时间较早的个体,从而在诊断当晚造成某种程度的急性负面社会时差效应[19,20]。因此,睡眠中点与关灯时间之间的间隔Δt,可以作为一种实用且连续的指标,用来衡量个体习惯性睡眠时间与实验室睡眠作息时间之间的差异。
目前用于分析多导睡眠图研究中这种睡眠时间干扰因素的方法存在诸多局限。分类时间型标签无法体现睡眠时间变化的连续性,也无法捕捉睡眠时间差异与睡眠参数之间的剂量-反应关系。社会时差虽然具有连续性,但它反映的是平日与休息日的长期时间差异,而非特定诊断当晚的短暂协议差异。为弥补这些缺陷,我们引入Δt这一指标,用于衡量个体习惯性睡眠时间与多导睡眠图检测当晚规定的实验室作息时间之间的差异。由于Δt是在测量睡眠结构的同一晚来反映这种差异的,因此它或许能够捕捉到分类时间型或社会时差所无法发现的具有生理学意义的差异。在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高发率的临床人群中,这种由时间差异导致的REM睡眠减少,可能会改变不同睡眠阶段的呼吸事件分布,进而影响AHI值的估算以及疾病严重程度的判断。
除了睡眠时间差异本身之外,还包括工作日与周末的睡眠差异以及习惯性卧床时间与实验室规定卧床时间之间的差异(ΔTIB)等行为因素,这些都可能独立影响基于多导睡眠图得出的睡眠参数。在以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为主的临床多导睡眠图样本中,REM睡眠的表现和碎片化程度都会发生改变,这使得分析睡眠时间因素的影响变得更加复杂[21]。尽管存在这些因素,但目前仍有少数基于多导睡眠图的研究定量探讨了在标准临床条件下,这种连续的、个体层面的作息时间差异与客观睡眠参数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旨在探讨在固定实验室作息时间下,大量因疑似阻塞性睡眠呼吸暂停而接受检查的临床患者群体中,Δt与多导睡眠图所显示的入睡时间、睡眠连续性以及REM睡眠表现之间的关系。我们预先将入睡潜伏期指定为主要研究结果指标,REM睡眠比例则作为次要指标。我们假设,较大的Δt值会导致更长的入睡潜伏期,因为患者需要在比平常更早的时间入睡;同时,较大的Δt值也会导致REM睡眠比例发生变化,因为REM睡眠多出现在夜晚的后半段。我们还研究了睡眠效率、N1、N2、N3阶段睡眠以及REM睡眠潜伏期等指标,作为辅助分析内容。此外,我们还测试了睡眠中点的分类情况是否会影响Δt与睡眠参数之间的关系。这些研究结果或许能为在安排和解读临床多导睡眠图时是否需要考虑睡眠作息时间差异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