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shes》：No-Take Protection Supports Richer Fish Assemblages at a Grey Nurse Shark (Carcharias taurus) Aggregation Si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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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捕海洋保护区（MPA）被广泛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重建鱼类种群，但其生态效益因地点和栖息地而异。鳕鱼场海洋公园（Cod Grounds Marine Park）保护了极度濒危的灰护士鲨（Carcharias taurus）的一个关键聚集地，这为评估禁捕保护是否
禁捕海洋保护区（MPA）被广泛用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重建鱼类种群，但其生态效益因地点和栖息地而异。鳕鱼场海洋公园（Cod Grounds Marine Park）保护了极度濒危的灰护士鲨（Carcharias taurus）的一个关键聚集地，这为评估禁捕保护是否与增强的鱼类群落和猎物可得性相关提供了机会。研究人员在2015年至2018年间的七个采样期，使用诱饵远程水下视频系统（BRUVs）对受保护和邻近可捕捞珊瑚礁的鱼类群落进行了调查。受保护的珊瑚礁支持了不同的群落，其物种数比可捕捞珊瑚礁多出约9%，鱼类丰度高出约50%。被确定为灰护士鲨潜在猎物的物种在保护区内的丰度高出约55%，且灰护士鲨仅在海洋公园内有记录。相比之下，水温和管理合规力度的变化对鱼类群落指标的变化解释甚少。这些发现凸显了通过支持更丰富的珊瑚礁鱼类群落和更高的猎物可得性，来保护灰护士鲨关键聚集栖息地所具有的生态价值。
论文解读
研究背景
全球范围内的捕捞压力和栖息地退化导致海洋生物多样性广泛下降，并改变了沿海生态系统的结构。海洋保护区（MPA），特别是禁捕保护区，被广泛实施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和重建生态系统功能。然而，保护的有效性因地点、栖息地和分类群而异，受到保护区面积、年龄、连通性及执法力度等多种因素影响。灰护士鲨（Carcharias taurus）是保护关注的大型捕食者，澳大利亚东海岸种群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因捕捞死亡率严重下降，被列为极度濒危。该物种表现出强烈的地点忠诚度，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近海岩石礁栖息地形成聚集，这些区域也是休闲渔业和潜水活动的热点。虽然建立了禁捕区以减少直接捕捞死亡，但这些区域维持猎物资源和生态过程以支持觅食机会的能力仍需评估。因此，研究人员旨在探究禁捕保护是否影响这些聚集地的鱼类群落和猎物可得性。
技术方法
本研究于2015年至2018年的七个采样期，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近海的鳕鱼场海洋公园（4 km2禁捕区）及附近可捕捞礁区开展。研究人员利用高分辨率测深图选择了8个研究站点，并使用诱饵远程水下视频系统（BRUVs）进行非破坏性采样，每个站点部署4个重复，以评估鱼类群落组成和相对丰度。视频分析采用MaxN指标量化丰度，并统计物种丰富度。研究人员将物种按渔业目标种、非目标种、板鳃亚纲（Elasmobranchs）及灰护士鲨潜在猎物进行分类汇总。多变量差异通过基于Bray-Curtis相似矩阵的置换多元方差分析（PERMANOVA）检验，群落结构通过非度量多维缩放（nMDS）可视化，相似性百分比（SIMPER）分析识别贡献最大的物种。单变量指标同样使用PERMANOVA分析。此外，研究人员利用线性混合效应模型（LMMs）评估了环境驱动因素，并使用简单线性模型检验了执法力度与生态响应的关系。
研究结果
3.1. 鱼类群落组成
在220次BRUV部署中，共记录了54科的114种鱼类。多变量分析显示，海洋公园内外的珊瑚礁鱼类群落组成存在显著差异，海洋公园内的群落在时间轨迹上更为集中和聚类，而外部则表现出更大的离散性。银鲳（Scorpis lineolata）、鲷鱼（Chrysophrys auratus）和彩绘隆头鱼（Coris picta）在公园内更丰富，而银鲹（Pseudocaranx dentex）和绿鳗（G. prasinus）在捕捞区更丰富。
3.2. 单变量群落指标
单变量分析揭示了鱼类种群对海洋公园保护的积极响应。受保护珊瑚礁平均支持多约9%的物种和多约50%的总鱼类丰度。目标物种（受渔业影响的物种）表现出最强的响应，丰度显著更高；非目标物种也显著更多。在主要分类群中，隆头鱼科（Labridae）、鲷科（Sparidae）和鲭科（Kyphosidae）在保护区内丰度显著更高，而鲹科（Carangidae）在两区之间无总体差异。
3.3. 板鳃亚纲、灰护士鲨及潜在猎物
研究共记录了20种板鳃亚纲物种。除灰护士鲨外，其他鲨鱼未显示整体区域效应，魟鱼则表现出显著的时空交互作用。灰护士鲨仅在鳕鱼场海洋公园内被记录到，参考点未发现。在海洋公园内，灰护士鲨丰度与猎物丰度呈正相关（r=0.78）。潜在的灰护士鲨猎物物种在海洋公园内的丰度比外部高出约55%。
3.4. 鱼类群落结构的环境驱动因素
水温和透明度在采样期间有所变化，但环境变量对鱼类群落指标的变化解释甚少。在模型中，保护状态（区域）仍然是几个响应变量的显著预测因子，表明短期环境变化不是造成受保护与可捕捞珊瑚礁差异的主要驱动因素。
3.5. 合规与执法
各采样期的执法力度（巡逻次数和执行行动）存在差异，但与海洋公园内的生态响应无明显关系。这表明在研究期间执法力度可能足以维持保护的有效性，且巡逻记录可能反映的是管理活动的变化而非实际的非法捕捞压力。
讨论与结论
4.1. 鱼类群落
鳕鱼场海洋公园的鱼类群落持续比邻近可捕捞珊瑚礁更丰富、更繁盛。目标分类群的强烈响应可能反映了保护后捕捞死亡率的降低，以及“捕捞边界线”行为导致保护区外丰度减少。非目标物种的增加表明保护影响了更广泛的生态过程，如营养级相互作用的改变。此外，执法力度虽未显示出短期生态相关性，但对于小型离散的海洋保护区而言，持续的合规至关重要。
4.2. 板鳃亚纲群落
尽管硬骨鱼类存在显著差异，但更广泛的板鳃亚纲群落对保护的响应有限。这可能是因为许多底栖礁石关联物种（如须鲨）本身受捕捞压力较小且具有强烈的地点依附性，而远洋鲨鱼的活动范围远超保护区面积。魟鱼的季节性移动也可能掩盖了保护效果。
4.3. 灰护士鲨与猎物
灰护士鲨仅在保护区内被记录，强化了该区域作为关键聚集地的重要性。猎物可得性的增加可能通过减少与渔业的竞争间接惠及灰护士鲨。然而，由于该物种的高流动性和低种群数量，局部保护不足以确保其恢复，需要更广泛的空间管理网络或缓冲区来降低偶遇捕捞风险。
5. 结论
本研究表明，鳕鱼场海洋公园的禁捕保护与更丰富、更繁盛的珊瑚礁鱼类群落相关，渔业目标物种响应尤为强烈。灰护士鲨仅在保护区内被检测到，且猎物类群在保护区内显著增多。尽管鲨鱼检测率随时间下降，但其完全缺席邻近参考点表明该公园仍是其重要聚集地。这些发现强调了局部禁捕保护的价值，同时也指出高度流动性物种的恢复还需更大尺度的保护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