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REHENSIVE REVIEWS IN FOOD SCIENCE AND FOOD SAFETY》:Principles of Food Safety and Toxicological Risk Assessment: Refining Hazards, Risk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and Common Misconcep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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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6世纪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确立“剂量决定毒性”这一基本原则以来,毒理学已发展为一门严谨的科学学科。毒理学通常首先与化学和制药行业相关联;然而,它在评估食品化学安全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领域正日益受到科学界和消费者的关注。尽管食物对人类
自16世纪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确立“剂量决定毒性”这一基本原则以来,毒理学已发展为一门严谨的科学学科。毒理学通常首先与化学和制药行业相关联;然而,它在评估食品化学安全方面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这一领域正日益受到科学界和消费者的关注。尽管食物对人类生存至关重要,但也可能带来风险,这凸显了毒理学原则“剂量决定毒性”的相关性。毒理学的基本原则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语境中常常被误解、误传和误判。重要的是,科学家与科学传播者之间的这种偏差可能会进一步导致虚假信息、混乱和不信任在消费者中蔓延。本文旨在阐述食品毒理学中使用的关键术语和概念,最终目标是促进食品科学广泛领域内的科学家和传播者达成准确且一致的理解。
**1 引言**
自16世纪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奠定基础以来,毒理学领域认识到定义“毒物”具有挑战性,因为原则上任何物质在高剂量下都可能成为毒物。帕拉塞尔苏斯被称为“毒理学之父”,他提出了“剂量决定毒性”的原则,为现代毒理学家发展阈值概念(如未观察到有害作用水平
(NOAEL))铺平了道路,并区分了危害(hazard)与风险(risk)。数个世纪后,毒理学在食品行业中的应用显著增长,但关于食品化学安全的政策辩论依然存在。这些辩论的根源通常并非科学不确定性,而是公众认知和政策的差异,特别是认为“安全”意味着零风险这一误解。与微生物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不同,化学污染通常采用基于风险的方法进行管理,涉及剂量-反应关系和暴露阈值。1983年美国国家科学院(NAS)发布的报告强调了评估和管理有毒物质暴露方面的争议,这些争议至今仍存,且媒体和“意见领袖”的报道可能加剧公众风险认知的偏差。食品安全评估应优先考虑口服暴露数据,并需在正确的暴露背景下评估食品成分的安全性。此外,区分一般饮食效应与特定膳食成分的毒性是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一个特殊难点,因为食物是多种物质的组合,且通常长期摄入。
**2 用于描述和分类食品物质的术语**
食品含有多种化学性质各异的物质,其含量和生物利用度受产地、加工和配方等因素影响。一个关键概念是“化学物质”(chemical)一词本身不暗示风险,无论其来源是天然的还是化学合成的(如乙酸异戊酯),其毒理学特性均相同。对物质的人为分类(如“化学品”)可能误导消费者。“固有(inherent)”物质指构成食品不可分割部分的物质,例如咖啡豆中的咖啡因。“过敏原(allergens)”是能引发敏感个体免疫介导反应的天然蛋白质。对于故意添加物,不同地区的定义不同:在美国,“食品添加剂(food additive)”定义广泛;而在国际(如欧盟和中国食品法典委员会),该术语仅指具有技术功能的物质。“加工助剂(processing aids)”在最终产品中通常仅有痕量残留且无技术功能。其他分类包括“新食品原料(novel foods)”(一种监管类别)和“污染物(contaminants)”(非故意存在)。污染物通常按照监管限量进行管理。此外,提出“可避免(readily avoidable)”和“不可避免(not readily avoidable)”的分类,分别指制造商可通过配方控制避免的物质和源自环境或加工过程、难以消除的物质。
**3 食品安全风险分析**
风险分析是毒理学家的核心职责之一,由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和风险沟通(risk communication)三部分组成。食品安全是确保食用一种食品很可能不会对人体造成伤害。风险的关键在于区分危害(hazard)与风险(risk):“危害”是物质固有的伤害能力,而“风险”是伤害发生的可能性。在风险沟通中,仅强调“危害”而忽略“暴露”容易误导公众。风险评估包括危害识别、危害特征描述(剂量-反应评估)、暴露评估和风险特征描述,需结合定量的危害与暴露数据。估计每日摄入量(EDI)是暴露评估的关键指标,可通过确定性模型(deterministic models)或概率模型(probabilistic models)计算。确定性模型采用点估计,适用于筛查;概率模型则利用暴露数据分布,提供更精确的估计。不同模型各有其适用场景。
**4 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旨在回答“是否存在健康问题”,而风险管理旨在回答“如何处理”。风险管理的措施多样,如禁止使用、设定污染物限量、提供行业指南或消费者建议。美国、欧盟和中国食品法典委员会的风险评估与管理流程基本一致,但具体监管机构可能不同。监管限量包括最大限量(ML)和最大残留限量(MRL)。不可避免物质限量的制定需结合技术可行性和分析方法能力。不同国家间限量差异可能源于土壤成分、专家判断等因素。风险管理需基于风险评估,但也受政策考量影响,例如美国对FD&C红色3号(赤藓红)的禁令是基于《德莱尼条款》(Delaney Clause)这一法律要求,尽管科学证据显示其啮齿动物致癌性不适用于人类。预防原则(precautionary principle)是一种基于危害的风险管理政策,在有科学不确定性时仍采取限制措施,其应用存在争议。对于没有安全阈值的物质,可采用“尽可能低水平(ALARA)”原则或“暴露边界比(MOE)”及“毒理学关注阈值(TTC)”等更精细的方法进行风险评估。
**5 毒理学方法**
用于支持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科学数据生成方法已显著演变。从早期的“毒物小组”到标准的体内动物研究(急性和慢性毒性试验)和体外遗传毒性试验。经过验证的研究方法(如OECD指南)提供可靠数据。近年来,“新方法学方法(NAMs)”(包括体外、
in silico和
in chemico方法)等被用于减少动物试验并提高人体相关性。其中一种NAMs是计算毒理学中的“交叉参照(read-across)”,它通过结构与毒理学特征相似的已知物质信息填补数据空白。另一种是TTC方法,它利用已知毒性物质数据库建立保守的暴露阈值,用于低暴露水平食品成分(如香料)的评估。TTC已得到更新,如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发布的扩展决策树(EDT)框架。人类流行病学和临床研究在食品安全评估中发挥支持作用,但存在暴露估算困难等局限性。临床研究可建立因果关系,常用于评估有意添加物质。最佳实践是采用“证据权重(weight of evidence)”方法,系统整合多种研究类型,并考虑每项研究的质量和人类相关性。这与仅评估支持性研究强度的“证据强度(strength of evidence)”方法(如IARC分类)不同。布拉德福德-希尔(Bradford Hill)标准等工具可用于判断观察效应与物质暴露之间的因果关系。
**6 与食品毒理学相关的其他术语**
本节定义了关键术语。健康指导值(HBGV)是远期罹患显著健康风险的可能性很小的每日摄入量。几种常见的HBGV包括:可接受每日摄入量(ADI,用于可避免物质)、耐受每日摄入量(TDI,用于不可避免物质)、临时性耐受每周摄入量(PTWI,用于累积性污染物)、参考剂量(RfD,常见于美国EPA)、急性参考剂量(ARfD,用于急性毒性评估)、可耐受最高摄入量(UL,仅用于营养素)和最大允许暴露水平(MADL,主要用于加州第65号提案)。安全边界(MOS)和暴露边界比(MOE)是风险特征描述指标,其中MOS使用NOAEL,而MOE使用起点(POD)。对于遗传毒性致癌物,通常认为MOE大于或等于10000时公共卫生关注度较低。
风险评估中导出HBGV的POD可通过基准剂量(BMD)或基准剂量下限(BMDL)方法计算,也可使用未观察到有害作用水平(NOAEL)或最低观察到有害作用水平(LOAEL)。BMD方法利用所有数据点进行数理建模,更为先进。剂量-反应曲线通常为S形,直观体现了“剂量决定毒性”的原则。中位致死剂量(LD
50)是衡量急性毒性强度的指标,但较少用于慢性低水平暴露的食品风险评估。不确定系数(uncertainty factors)用于弥补外推过程中的未知变异,通常包含一个标准100倍系数(种间10倍×种间10倍)。
风险沟通中需区分绝对风险(absolute risk,如一生中患癌的概率)和相对风险(relative risk,与另一事件比较后的风险倍数),两者会显著影响公众对风险的感知。分析方法相关的关键术语包括检出限(LOD)和定量限(LOQ),以及如何处理低于LOQ的数据:上限(UB,设结果为LOQ)、中限(MB,设结果为1/2 LOQ)和下限(LB,设结果为0)。
**7 结论**
自1902年哈维·威利(Harvey Wiley)进行食品添加剂人体试验以来,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取得了巨大进步,但其核心仍是帕拉塞尔苏斯16世纪确立的原则。该领域将继续随科学进步而演化。全球风险评估机构(如美国FDA、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在风险评估方法和结论上高度一致。然而,术语的不统一可能造成误解。本文旨在厘清支撑这些机构评估方法的基本概念和原则。鉴于凯勒姆(Lehmann)在20世纪中叶所言“成为毒理学家需两个十年的学习”,该领域的复杂性要求从业者和传播者不断适应。将风险评估的复杂概念清晰、透明地传达给公众至关重要,这有助于消费者区分危害与风险,理解“剂量决定毒性”原则,避免受到错误信息的影响,从而做出明智的、支持自身健康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