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框架化尼古-殖民主义(nico-colonialism)与尼古-种族灭绝(nico-genocide):对烟草行业作为健康商业决定因素(commercial determinant of health)的批判性公共卫生综述
《Cogent Public Health》:Framing nico-colonialism and nico-genocide: a critical public health review of the tobacco industry’s role as a commercial determinant of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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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商业烟草(commercial tobacco)和尼古丁(nicotine)的危害常被框架化为个体行为、产品风险或疾病负担的问题。此类框架化可能掩盖了那些产生并维持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s)中结构性不平等和不成比例伤害的定居者殖
摘要
背景:商业烟草(commercial tobacco)和尼古丁(nicotine)的危害常被框架化为个体行为、产品风险或疾病负担的问题。此类框架化可能掩盖了那些产生并维持原住民(Indigenous peoples)中结构性不平等和不成比例伤害的定居者殖民(settler colonial)和公司结构。目的:本批评性论文(重新)框架化商业烟草和尼古丁行业(commercial tobacco and nicotine industry)为定居者殖民暴力(settler colonial violence)的一种结构性机制,该机制导致对原住民的系统性消除。研究人员引入了尼古-殖民主义(nico-colonialism)和尼古-种族灭绝(nico-genocide)的概念,以更精确地概念化这些伤害。批评性分析:借鉴原住民学术(Indigenous scholarship)、种族灭绝理论(genocide theory)和批评性公共卫生(critical public health),研究人员审视了行业实践,包括神圣植物的商品化(commodification of sacred plants)、工程化成瘾(engineered addiction)、监管操纵(regulatory manipulation)和针对性伤害,这些实践作为生物学、文化、法律和经济暴力的互锁形式发挥作用。贡献:尼古-殖民主义描述了行业实践,这些实践通过成瘾、政策干预、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和商业剥削维持殖民控制。尼古-种族灭绝描述了这些实践的累积结果,包括成瘾、过早死亡、文化抹除(cultural erasure)、监管阻碍(regulatory obstruction)和代际伤害(intergenerational harm)。结论:研究人员呼吁一种以原住民主权(Indigenous sovereignty)、真相讲述(truth-telling)、问责(accountability)、社区主导转型(community-led transformation)和健康权(right to health)为核心的废奴主义公共卫生回应(abolitionist public health response)。废奴主义(Abolition)不是作为一种隐喻,而是作为公共卫生的必要性。通过从监管转向结构性拆除,本文有助于去殖民化(decolonising)对公司危害的公共卫生回应。
关键词:健康的商业决定因素(Commer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原住民健康(Indigenous health)| 定居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 烟草行业(tobacco industry)| 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
主要代码:批评性公共卫生(Critical Public Health)| 原住民健康(Indigenous Health)| 健康的商业决定因素(Commercial Determinants of Health)
次要代码:去殖民化方法论(Decolonising Methodologies)| 健康公平与正义(Health Equity and Justice)| 公司危害(Corporate Harm)| 结构性种族主义(Structural Racism)| 烟草控制(Tobacco Control)
**引言:商业烟草作为结构性暴力(Commercial tobacco as structural violence)**
本批评性论文将商业烟草和尼古丁行业(commercial tobacco and nicotine industry)视作殖民和商业健康决定因素(colonial and commercial determinant of health),并引入术语“尼古-殖民主义(nico-colonialism)”和“尼古-种族灭绝(nico-genocide)”,以更准确地描述商业烟草和尼古丁产品如何作为嵌入定居者殖民系统(settler colonial systems)及当代公共卫生不平等中的结构性暴力(structural violence)系统发挥作用。研究人员不再将烟草相关危害仅视为个体行为、消费者或个人选择问题,而是考察商业烟草和尼古丁市场如何通过成瘾、政治影响、文化挪用(cultural appropriation)和针对社区的行为,积极(再)产生结构性不平等。这些概念旨在命名该行业在工程化成瘾、削弱原住民主权(Indigenous sovereignty)、阻碍拯救生命的监管以及通过公司和殖民权力维持代际伤害(intergenerational harm)方面的作用。论文中,“烟草和尼古丁行业”这一术语统指跨国烟草公司、尼古丁产品制造商、关联实体、前沿组织、商业零售商以及其他参与生产、推广、分销、科学合法化、正常化和政治保护商业成瘾性烟草和尼古丁产品的主体。研究人员有意使用单数术语“行业”而非“产业”,以反映商业烟草和尼古丁市场日益互联和趋同的性质,包括重叠的公司所有权、整合的产品组合、共同的政治策略、协调的游说实践、共同的利润动机以及可燃烟草和商业尼古丁产品的日益融合。这种框架将商业烟草和尼古丁行业视为更广泛的商业生态系统,而非孤立或不相关的部门。该行业已导致全球数百万人死亡,而某些人群,包括原住民,受到不成比例的影响。例如,在澳大利亚,34%的土著和托雷斯海峡岛民(Aboriginal and Torres Strait Islander)成年人吸烟,而非原住民人口中这一比例低于10%;在新西兰奥特亚罗亚(Aotearoa New Zealand),18%的毛利(Māori)成年人目前吸烟,而总人口仅8%;在美国,美洲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American Indians and Alaska Natives)的吸烟率最高,为19%,而全国平均水平为12%。
**命名尼古-殖民主义和尼古-种族灭绝(Naming nico-colonialism and nico-genocide)**
这些差异并非偶然,也非个体行为或生活方式“选择”的产物,而是反映了定居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的持续影响:这是一种结构而非单一历史事件,旨在消除原住民以获取土地、权力和社会控制。定居者殖民主义通过法律、文化、政治和经济暴力的互锁系统运作,削弱原住民主权,破坏文化连续性,并产生跨代危害健康的条件。在此框架内,对人民的消除不仅仅通过直接身体暴力实现,还通过剥夺、强制依赖、文化抹除、政策排斥以及施加有害的社会和商业条件等结构性方式运作。这些累积过程可导致学者所称的结构性种族灭绝(structural genocide):通过相互关联的生物、文化、法律和经济危害,系统性地削弱一个民族的生存和繁荣能力。本文认为,商业烟草和尼古丁行业就是此类殖民伤害结构之一。为更精确地概念化这些过程,研究人员引入“尼古-殖民主义”和“尼古-种族灭绝”术语。尼古-殖民主义描述了历史及当代过程,商业烟草和尼古丁行业通过使用成瘾产品、政策干预、针对性营销、公司游说以及原住民文化的商品化,从原住民和社区中获利并维持殖民控制系统。尼古-种族灭绝则描述了尼古-殖民主义的结果,其作为系统消除的商业驱动力,通过成瘾、疾病、过早死亡、文化抹除以及原住民连续性和福祉的侵蚀而运作。
**原住民抵抗与改革的局限(Indigenous resistance and the limits of reform)**
引入这些术语对于命名、描述和挑战商业烟草和尼古丁行业的实践至关重要,这些实践常通过去政治化的公共卫生语言被美化。若缺乏精确的术语,公司暴力就有被(重新)框架化为个体选择、行为失败或不可避免的差异的风险,进而掩盖产生伤害的结构性和殖民条件。未能使用强有力且准确的语言,会个体化结构性责任、削弱问责、常态化行业危害并限制变革性公共卫生回应。在此意义上,语言不仅是描述性的,也是政治性的,它塑造了哪些伤害变得可见、哪些行为者被问责以及哪些未来变得可想象。原住民植物知识和烟草实践的商业化和商品化,反映了更广泛的殖民剥削和剥夺过程。这种对原住民知识和植物药物的挪用可被理解为早期殖民生物剽窃(colonial biopiracy)的一种形式。通过(重新)框架化这些实践为殖民伤害形式,研究人员的论述超越了个体指责,转向基于公平、正义、真相讲述、爱和去殖民化(decolonisation)的废奴主义方法(abolitionist approach)。该方法旨在拆除有害行业、系统和公司殖民权力结构,同时优先考虑人类健康权、治愈、问责、原住民主权以及社区控制和原住民主导的替代方案,而非渐进式改革。论文中使用强有力术语是刻意的。公共卫生语言常软化、中立化或个体化商业烟草和尼古丁行业造成的伤害,然而该行业明知故犯地通过成瘾、过早死亡、文化破坏和政策阻碍在全球范围内获利。早在1971年,英国皇家内科医师学会就将全球烟草流行及由此造成的死亡人数称为“大屠杀(holocaust)”,2012年罗伯特·普罗克特(Robert Proctor)将烟草流行描述为一种种族灭绝形式。尽管此类术语可能令人不安,但通过较弱语言美化公司暴力,有模糊问责、常态化结构性伤害并限制变革性公共卫生行动的风险。过渡期正义(transitional justice)和原住民认知正义(Indigenous epistemic justice)学术强调,真相讲述和准确命名暴力是问责、治愈、修复性正义(reparative justice)和结构性转型的必要前提。
**尼古-殖民主义:商业烟草和尼古丁行业使用的殖民实践(Nico-colonialism: colonial practices used by the commercial tobacco and nicotine industry)**
商业烟草和尼古丁行业经常在定居者殖民系统内运作并强化该系统,该体系持续构成原住民的剥夺、依赖和不平等。这种对原住民国家的消除并非总是通过直接暴力实现,也通过系统性手段,包括法律抹除、文化破坏和施加有害条件。这种消除逻辑体现在该行业持续针对原住民使用成瘾产品和已知殖民策略。这些策略可理解为尼古-殖民实践,包括:将烟草作为配给系统的一部分以诱发依赖和顺从;用烟草而非工资补偿原住民劳动;在原住民社区中进行激进营销和价格针对;故意将烟草嵌入创伤和社会经济不利的背景;挪用和商品化神圣文化符号及传统烟草;以及持续游说反对能减少伤害的监管措施。虽然这些机制旨在增加公司利润,但其累积效果作为结构性暴力的互锁系统运作,表现为尼古-种族灭绝。必须区分商业烟草和尼古丁行业与许多原住民文化中神圣使用烟草的做法。对众多原住民国家而言,烟草是一种植物药物,是具有仪式、精神和关系意义的礼物,其历史早于殖民化。该行业对这种神圣植物的收编、挪用和商品化,代表了一种深刻的文化暴力形式。这一策略体现在历史和当代行业营销中,该营销将烟草定位为“现代化”产品,同时贬低原住民烟草实践为原始或过时。
**收编与文化挪用:龟岛(北美洲)的神圣烟草植物(Co-optation and cultural misappropriation of the sacred tobacco plant in Turtle Island (North America))**
烟草植物原产于龟岛(“美洲”),其许多品种已被原住民在仪式、医药和社会实践中识别、种植、贸易和使用数千年。与许多其他原住民植物药物一样,烟草植物被入侵这些土地的欧洲人“发现”并挪用。1492年,克里斯托弗·哥伦布派出的两名水手首次观察到吸烟,他们将该植物以原住民对烟斗的称呼(tabaco)命名,后又以欧洲人让·尼科(Jean Nicot)的名字命名。这种对原住民植物知识和烟草实践的挪用可理解为早期殖民生物剽窃形式。吸烟习惯和该植物迅速风靡欧洲并传播至亚洲。到1620年代,欧洲人已在弗吉尼亚殖民地建立烟草种植园,使用他们最初鄙视后挪用的原住民种植方法。全球对烟草的需求导致种植繁荣,带来更多定居者,加剧了对原住民土地的剥夺和对其抵抗的压制。民族历史学家海伦·朗特里(Helen Rountree)将这种剥夺识别为弗吉尼亚原住民土地丧失四个阶段的开始:初始接触与领土侵犯;循环战争与胁迫性条约制定;强制限制到保留地;以及旨在分割原住民土地和消除主权的配给与终止政策。这些阶段共同通过土地盗窃、原住民流离失所和种族化劳动剥削系统促进了定居者殖民扩张,同时巩固了烟草经济。同时,商业烟草行业推动了早期跨大西洋非洲奴隶贸易:烟草种植、收获和准备比欧洲契约仆人和被奴役原住民的供应更劳动密集型。随着烟草行业在全球的扩张和盈利,对被奴役劳动力的需求在随后的几个世纪中扩大。欧洲人观察到原住民将烟草与其他植物混合以获得风味和药用效果,并几乎立即添加调味剂和填充物。商业烟草和尼古丁行业延续了添加填充物和调味剂的做法,并通过对烟草植物进行基因操作以增加成瘾潜力并推动销售。例子包括操纵尼古丁递送系统以增强成瘾性,以及使用薄荷醇、水果、糖果和薄荷调味剂以降低刺激性并增加对年轻人和种族化人群的吸引力。其他产品工程策略包括使用糖、氨化合物和化学添加剂以改变尼古丁吸收和味道。通风系统也被设计用于制造“更淡”或“更安全”香烟的误导性感知。最近,电子烟产品和尼古丁袋已被工程化以最大化吸引力、掩盖刺激性并维持长期尼古丁依赖和公司利润。商业烟草产品已嵌入国际贸易协议,这限制了曾被殖民的国家实施已知能减少伤害的更强监管保护,包括税收、零售限制和平装措施。同时,贸易系统促进了商业烟草和尼古丁市场的持续扩张。与此同时,在美国,原住民被禁止使用仪式性或神圣烟草及所有传统药物,直至1970年。
**尼古-种族灭绝:尼古-殖民主义的结果(Nico-genocide: the outcome of nico-colonialism)**
当前,商业烟草和尼古丁行业的尼古-殖民实践作为结构性系统性的殖民暴力形式运作。这些实践通过死亡、疾病、经济依赖和文化抹除系统性地削弱原住民生存,导致尼古-种族灭绝。沃尔夫(Wolfe)关于定居者殖民结构作为持续性事件而非一次性事件的框架,为分类这些影响提供了有用视角。在该框架内,尼古-种族灭绝可在三个层面理解:生物性尼古-种族灭绝(Biological nico-genocide)发生于该行业故意工程化产品导致成瘾、疾病和过早死亡,且不成比例地影响原住民人口。例子包括操纵尼古丁递送系统以最大化成瘾性;使用薄荷醇、糖果、水果和薄荷调味剂以降低刺激性并增加对年轻人和种族化人群的吸引力;以及工程化电子烟和尼古丁袋产品以维持长期尼古丁依赖和公司利润。在奥特亚罗亚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和美国等国家,其影响尤为明显,吸烟相关疾病仍是原住民可预防性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文化性尼古-种族灭绝(Cultural nico-genocide)发生于该行业商品化和扭曲神圣烟草使用,破坏传统治疗和仪式实践。通过以高度成瘾的商业产品劣化传统烟草,该行业侵蚀了原住民与烟草的关系,扭曲其文化意义,同时加深对商业替代品的依赖。法律和经济性尼古-种族灭绝(Legal and economic nico-genocide)发生于该行业使用监管、科学和政治策略维持市场主导地位,确保原住民自决权仍受成瘾和疾病削弱。该行业一贯反对并试图延迟、削弱或挑战烟草控制措施,包括平装法、消费税和零售限制,声称此类政策侵犯经济自由。例如,该行业利用游说、第三方团体、协调公关活动以及法律或监管压力,在多个司法管辖区延迟、削弱或挑战平装、增税和零售减少措施,同时忽视其对原住民健康和福祉的不成比例影响。此外,公司对政府政策的影响可对原住民主导的烟草控制措施构成障碍,阻碍通过文化安全及社区主导的项目和政策降低吸烟率的努力。尽管“尼古-种族灭绝”一词可能令人不适且需对照法律框架进行评估,但其概念旨在捕捉成瘾、过早死亡、文化抹除、监管阻碍和代际伤害的累积效果作为系统性消除机制,而非孤立的公共卫生结果。重要的是,此术语的目的并非修辞挑衅,而是概念精确和结构性问责。商业烟草和尼古丁行业是公共卫生威胁,致力于对原住民生命、福祉和精神进行系统和结构性的破坏。研究人员必须防止法律语义的争论掩盖核心问题:该行业明知故犯地通过大规模成瘾、疾病和可预防性死亡延续全球烟草流行以谋取利润。该行业造成的伤害不仅应被视为局部和全球的公共卫生问题,更应视为根深蒂固的公司和殖民暴力表达。因此,存在健康、道德、政治和去殖民化的必要性要求废除该行业。
**前进之路:废奴主义与真相讲述(The path forward: abolition and truth-telling)**
仅靠公共卫生措施无法拆除商业烟草和尼古丁行业维持的互锁暴力和系统结构,尤其是在该行业继续保护并(再)产生自身权力的情况下。研究人员必须聚焦同时解决行业角色和尼古-殖民主义持续影响的方法。真相讲述方法的例子可包括对行业干预的公开调查、原住民主导的历史记录项目、揭露行业针对实践以及正式承认该行业在殖民和种族化危害中的作用。此类方法有助于挑战公司暴力的正常化,同时开辟通向问责、治愈和结构性转型的路径。一种这样的方法是采用废奴主义策略(abolitionist strategies)。与主要旨在监管、管理或减轻商业烟草和尼古丁行业危害同时允许行业结构和市场继续运作的改革主义(reformist)方法不同,废奴主义方法旨在拆除那些从根本上依赖成瘾、剥削和结构性伤害的系统、结构、政治关系和商业实践。废奴主义回应通过聚焦结构性转型、原住民主权、真相讲述和拆除行业权力,区别于改革主义方法。重要的是,废奴主义不同于禁令(prohibition),它聚焦于拆除维持成瘾和伤害的公司系统,而非惩罚使用尼古丁产品的个体。改革主义方法的例子可包括与行业行为者的有限减害伙伴关系、自愿公司责任倡议,或仅聚焦于在维持长期商业尼古丁市场的同时减少伤害的政策。相反,废奴主义方法寻求逐步减少行业权力、去正常化商业烟草和尼古丁产品、消除行业对政策和科学的影响,并最终根除使公司成瘾市场持续存在的结构性条件。废奴主义不应被理解为单一事件或即时终点,而应是一个基于去殖民化、正义和原住民主权的阶段性结构转型。中间废奴主义策略可包括逐步减少零售可得性、终止行业政治捐款和游说渠道、消除行业对科学和政策制定的影响、在《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第5.3条下实施更强保护、扩大原住民主导的预防和戒烟倡议、支持社区控制的健康回应、推进机构撤资(divestment),以及去正常化商业烟草和尼古丁行业的社会政治合法性。这些策略共同不只是作为改革,而是作为过渡机制,在建立长期结构性根除基础的同时减少行业权力。重要的是,撤资不应仅被理解为经济或财务策略。在废奴主义和去殖民化公共卫生框架内,撤资也作为真相讲述、机构问责和拒绝共谋公司危害的一种形式发挥作用。通过撤回对商业烟草和尼古丁行业的财务、政治、科学和社会合法性,撤资挑战了行业影响力的正常化,同时帮助拆除维持公司殖民暴力的机构基础。在此意义上,撤资代表了经济脱离,但也是通向正义、治愈、原住民主权、修复性转型和集体解放的实践路径。从尼古-殖民主义危害中解放出来,正通过原住民抵抗、主权、真相讲述和集体行动积极争取。原住民主导的运动、社区驱动的政策和废奴主义策略,提供了通往摆脱行业驱动剥削的未来的路径。例子包括奥特亚罗亚新西兰毛利人主导的Tupeka Kore策略、原住民主导的商业烟草根除和废奴倡议、对行业赞助和干预的抵抗、社区控制的戒烟项目,以及帮助推进世界领先烟草终结政策的原住民倡导。这些努力表明,废奴主义并非假设,而是已经通过原住民主权、抵抗和集体行动出现。这不仅仅是一场健康斗争,更是一场正义、主权和让后代免受公司殖民暴力影响的斗争。
**结论(Conclusion)**
该行业针对原住民社区的战略性靶向、对成瘾和疾病的人为制造,以及在阻碍拯救生命政策中的作用,使其成为对原住民主权和生存的直接威胁。超越修辞和渐进式改革,要求研究人员拆除那些继续正常化公司成瘾和可预防死亡的结构性和殖民系统。反对商业烟草和尼古丁行业的斗争是一项公共卫生干预,也是一项紧迫的去殖民化、正义、主权和集体解放工程。改革时代已过,前进之路是废奴主义。
**基础:不为种族灭绝改革(The foundation: no reform for genocide)**
本文以原住民利益、权利和义务为主导,符合《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以及原住民主权原则。论文的概念化、发展和撰写由原住民主导,并基于作者的生活经验和关系问责。研究人员承认,其学术和社区贡献植根于对亲属、国家和社区的责任。关系性(relationality)作为认知和本体论框架,塑造了研究人员对知识生产的方向,确保这项工作源于并对原住民的存在、认知和践行方式负责。研究人员的立场性、社区义务和联系影响了本手稿的构思方式,不仅是身份反映,更是对研究和实践中原住民主权的宣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