肠道微生物群作为重要的代谢和免疫器官,影响着宿主的生理功能、能量平衡以及疾病易感性。这种微生物生态系统的紊乱——即菌群失调——与炎症性肠病、肥胖症、代谢综合征以及神经系统疾病密切相关(Lynch & Pedersen, 2016; Turnbaugh et al., 2006)。在恢复微生物平衡的各类饮食策略中,益生元作为一种不可消化的膳食成分,能够选择性促进有益共生微生物的生长,这类微生物已被证明是调节肠道生态的有效物质(Gibson et al., 2017)。
植物来源的益生元,如抗性淀粉、膳食纤维和多酚,能够避免在上消化道被消化,从而成为肠道细菌的可发酵底物。这些益生元经发酵后会产生短链脂肪酸——乙酸、丙酸和丁酸,它们有助于维持肠道屏障的功能、调节免疫反应以及影响宿主的代谢过程(Koh et al., 2016)。富含这类成分的天然食物包括香蕉(含有抗性淀粉和果寡糖)(Baek et al., 2023; Han et al., 2023)、含有独特硫酸半乳聚糖的海藻多糖(如Gracilaria属植物)(Kumari et al., 2024; Rodríguez-Luna et al., 2017)、酵母来源的β-葡聚糖和甘露聚糖(Lee et al., 2007; Oba et al., 2020),以及从Phyllanthus niruri中提取的多酚类物质(Bagalkotkar et al., 2006; Labu et al., 2026)。酵母残渣作为一种发酵副产品,含有丰富的细胞壁多糖,包括β-葡聚糖和甘露蛋白,它可通过促进有益肠道微生物的生长以及增加短链脂肪酸的产量,进一步发挥益生元的作用(Gautério et al., 2022; Horn et al., 2024)。食品工业的副产品也具备作为益生元载体的潜力,例如腰果副产品以及啤酒酿造过程中的废弃物,已被证实能够在模拟的胃肠道环境以及体内环境中作为有效的底物,有助于促进益生菌的生长和存活(Battistini et al., 2023; Herkenhoff et al., 2023, 2024; Horn et al., 2024)。尽管有大量的体外实验和流行病学证据支持益生元的作用,但针对其在人体内的作用机制的研究却面临着伦理和生物学方面的限制。鼠类模型虽可作为替代方案,但普通实验室小鼠的肠道微生物群在组成和功能上都与人类存在差异。这种差异并不仅体现在分类学层面:鼠类肠道微生物群的多样性明显较低,而且缺乏许多对益生元发酵至关重要的、与人类相关的微生物属,因此无法可靠地用于预测人类对不同饮食的反应。此外,即便将人类微生物群移植到无菌小鼠体内,也常常会出现移植不完全的情况,从而导致形成的微生物群为混合类型,其功能准确性较低。鼠类肠道微生物群以Lactobacillus属微生物为主,其多样性也低于人类肠道微生物群(Cani & Van Hul, 2024; Hou et al., 2022)。为弥补这一应用上的差距,人们通过从人类供体处获取粪便微生物群并进行移植,开发出了人类化鼠类模型。这类模型有助于更深入地研究与人类相关的肠道微生物动态,不过由于移植不完全,所形成的微生物群往往仍为混合类型(Graham et al., 2016; Lundberg, 2019; Turnbaugh et al., 2009)。
鸟枪法宏基因组测序技术的进步使得人们能够对肠道微生物群进行高分辨率的分类学和功能分析,从而克服了16S rRNA扩增子分析方法的局限性(Durazzi et al., 2021; Qin et al., 2010)。这样的分析精度对于检测那些含量较低但具有重要功能的微生物种类,以及将特定的微生物代谢途径与宿主反应联系起来至关重要(Bars-Cortina et al., 2024; Chitcharoen et al., 2025)。与肠道微生物群研究同步发展的,还有功能性食品的开发,这一策略为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际应用提供了可能。根据最新研究,农业食品副产品以及植物基材料可以被有效地用于制作含有益生元和益生菌功能的发酵食品及合生元产品,这凸显了它们在开发针对特定肠道微生物群的功能性食品方面的重要作用(Herkenhoff et al., 2023, 2024; Suzuki et al., 2024)。
在本研究中,我们旨在利用人类化和非人类化的BALB/c鼠模型,评估植物来源益生元配方对肠道微生物群组成的影响。具体而言,我们首先通过多次粪便微生物群移植建立人类化鼠模型,进而分析益生元补充对肠道微生物群组成和多样性的影响。通过结合饮食干预和宏基因组分析,本研究实现了实验性肠道微生物群研究与实际饮食应用之间的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