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cers》:Holistic Management of Obesity in Patients with Incidental Cancer After Unprovoked Deep Vein Thrombosis: A Cardiometabolic and Antithrombotic Framework
背景:肥胖已从一种形态学描述指标演变为一种慢性、复发性、多系统疾病,其特征是低度脂肪组织炎症、胰岛素抵抗、内皮功能障碍以及促血栓形成和促肿瘤发生的微环境共存。静脉血栓栓塞症(VTE)和恶性肿瘤通过一个明确的双向关联共享这一病理基础:在无诱因深静脉血栓形成(DVT)后的12个月内,6-15%的患者被诊断出隐匿性癌症,其中相当一部分在发现时已处于局部晚期或转移状态。在此背景下,肥胖作为血栓和肿瘤风险的双重放大器,使得偶发癌症诊断的DVT后患者成为综合管理的典型候选。目的:基于截至2025年发表的证据,研究人员提出一个循证的、统一的心脏代谢和抗血栓临床框架,该框架协调了(i)无诱因DVT后隐匿性恶性肿瘤的风险分层筛查,(ii)当代肥胖药物治疗,以及(iii)癌症相关血栓形成(CAT)管理。方法:基于结构化文献检索(PubMed/MEDLINE、Embase、Scopus;2000年至2025年3月)对当前指南(国际血栓与止血学会(ISTH)、美国血液学会(ASH)、欧洲心脏病学会(ESC)心脏肿瘤学、欧洲肥胖研究学会(EASO))以及关于GLP-1和双重GLP-1/GIP受体激动剂(司美格鲁肽、替尔泊肽)、SGLT2抑制剂(恩格列净、达格列净)和直接口服抗凝剂(DOACs)的关键随机证据进行叙述性综合,并对近期关于肿瘤信号、心血管结局和出血安全性的荟萃分析数据进行批判性解读。结果:形成了三个基于证据的支柱:(1)在无诱因DVT且年龄≥50岁的患者中,采用有限的筛查方案,辅以年龄和性别特异性检查,并针对高危表型,在肥胖本身降低了临床检查和常规影像学敏感性的情况下,增强使用FDG-PET/CT;(2)基于GLP-1/GIP受体激动剂的抗肥胖药物治疗,在观察性队列中与总体癌症发病率降低17%相关(HR 0.83;95% CI 0.76–0.91),并显示出中性至令人安心的肿瘤信号,但由于存在加速肌肉减少症和恶病质的风险,在活动性癌症患者中需要谨慎、逐例使用;(3)阿哌沙班作为癌症相关血栓形成首选DOAC,在网络荟萃分析中显示出优越的疗效-出血比,且API-CAT试验现已验证了减量延长治疗策略。结论:表现为无诱因DVT和偶发癌症的肥胖患者体现了心脏代谢-抗血栓的连续谱。一个整合了结构化隐匿性癌症筛查、审慎的肥胖药物治疗和以阿哌沙班为首选的抗凝治疗——由多学科团队协调并通过案例路径展示——的框架,提供了最合理、最符合循证医学的方法。针对该特定表型的前瞻性、专门试验亟待开展。
**1. 引言**
肥胖、静脉血栓栓塞症(VTE)和恶性肿瘤在同一患者中的共存已不再是一种临床偶见,而是一种由共同病理生理基质驱动的可预测的汇聚。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定义,肥胖(身体质量指数(BMI)≥30 kg/m
2)已成为全球最常见的营养不良形式:非传染性疾病风险因素协作组估计,2022年有超过10亿人患有肥胖,其中包括近8.8亿成年人和1.59亿儿童及青少年,自1990年以来,成年人年龄标准化患病率已增加一倍以上[1]。同时,在西方人群中,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每年影响约1-2/1000人,而在诱发性病例中,恶性肿瘤是最容易识别的归因原因之一。这三种情况在同一患者身上的交集,构成了任何一个单一专科都无法独立解决的诊断和治疗挑战。
重要的是,过度肥胖与癌症之间的联系不仅仅是关联性的。多项大型队列和荟萃分析研究表明,与正常体重个体相比,肥胖个体中特定部位癌症——尤其是乳腺癌、结直肠癌、子宫内膜癌和胰腺癌——的发病率更高,其风险梯度与肥胖的程度和持续时间相关[2,3]。这一流行病学信号为将肥胖视为DVT后患者肿瘤风险的主动驱动因素而非旁观者提供了临床依据。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肥胖经历了根本性的概念重构。欧洲肥胖研究学会(EASO)和当代临床实践指南正式将肥胖视为一种慢性、复发性、多系统疾病,而不仅仅是一个人体测量指标[4]。这种重新分类将治疗任务从症状性减重转变为疾病修正,需要类似于高血压、糖尿病或心力衰竭使用的长期药物和行为策略。在这种疾病模型中,脂肪组织不再被视为惰性的能量储备,而是一个复杂的内分泌器官,能够维持全身性的低度炎症、高凝状态和有丝分裂信号传导[2,5]。
VTE与癌症之间的关系是双向的,且在数量上具有重要意义。静脉血栓形成最初由Armand Trousseau于1865年确认为副肿瘤现象,随后的观察数据已在大型流行病学队列中巩固了这一联系。在首次出现无诱因近端DVT或肺栓塞的患者中,6-15%会在随后12个月内获得新的癌症诊断,其中相当一部分肿瘤在发现时已处于局部晚期或转移状态[6,7,8]。这种高风险情景迫使主治医生超越血栓管理,系统地参与恶性肿瘤筛查,而这一任务因肥胖引入的混淆性临床和生化特征而变得复杂[9,10]。
肥胖放大了VTE-癌症二元关系的两个分支。在血栓形成方面,它促进内皮功能障碍、血小板高反应性、组织因子(TF)过表达、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PAI-1)升高以及纤溶活性降低,共同创造了一个持续存在的促凝血环境[4,11]。在致癌方面,脂肪组织功能障碍驱动高胰岛素血症、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1)升高、瘦素过量、脂联素缺乏以及白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介导的慢性炎症——每一种都会激活经典的致癌级联反应,包括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AKT/哺乳动物雷帕霉素靶蛋白(mTOR)和RAS/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3,12,13]。其结果是创造了一个同时降低静脉血栓形成阈值并加速恶性转化的生物学环境。因此,肥胖充当了一个“双重放大器”,而表现为无诱因DVT并随后发现携带偶发肿瘤的患者,在这一连续谱中占据了一个独特的易损位置(图1)。
> 图1. 肥胖作为血栓和致癌风险的双重放大器。功能失调的脂肪组织滋养了两个相互加强的循环。血栓形成循环(左)——PAI-1升高、组织因子升高、血小板高反应性、纤溶功能受损和内皮功能障碍——产生了一个促凝血状态,易导致无诱因静脉血栓栓塞症。致癌循环(右)——高胰岛素血症、IGF-1升高、瘦素/脂联素失衡、PI3K/AKT/mTOR和RAS/MAPK激活以及VEGF升高——产生了一个促肿瘤发生的微环境,易导致隐匿性恶性肿瘤。双向的特鲁索联系和癌症驱动的凝血病(虚线)闭合了该系统。IGF-1,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PAI-1,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1;vWF,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EGF,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两种药理学革命——胰高血糖素样肽-1(GLP-1)受体激动剂和直接口服抗凝剂(DOACs)——的出现,首次创造了一套能够同时应对这一心脏代谢-抗血栓连续谱中多个节点的临床工具。本叙述性综述追求三个整合的目标:首先,评估无诱因DVT后结构化隐匿性癌症筛查的证据,特别关注高风险肥胖表型;其次,批判性评估GLP-1/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GIP)受体激动剂和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SGLT2)抑制剂在该人群中的心脏代谢和肿瘤学特征,包括活动性恶性肿瘤提出的特定注意事项;第三,综合基于DOACs的抗凝治疗用于癌症相关血栓形成(CAT)的证据,特别关注阿哌沙班在不同BMI分层中的应用。最终目标是提出一个基于证据、可通过病例路径实施、并准备进行前瞻性验证的整体的、多学科框架。
**文献检索策略**
本叙述性综述基于对PubMed/MEDLINE、Embase和Scopus的结构化检索,检索时间为2000年1月至2025年3月,并辅以对关键文章参考列表和最新指南文件的手工检索。检索结合了控制词汇和自由文本术语,涵盖三个主题板块:(i)“肥胖”、“内脏脂肪”、“脂肪因子”、“胰岛素抵抗”和“肥胖相关癌症”;(ii)“无诱因静脉血栓栓塞症”、“深静脉血栓形成”、“隐匿性癌症”、“癌症相关血栓形成”和“FDG-PET/CT”;(iii)“GLP-1受体激动剂”、“替尔泊肽”、“司美格鲁肽”、“SGLT2抑制剂”、“直接口服抗凝剂”和“阿哌沙班”。优先考虑随机对照试验及其主要出版物、个体患者数据和网络荟萃分析,以及当前学会指南(ISTH、ASH、ESC心脏肿瘤学、EASO)。综述用于提供机制背景,但未取代主要试验引用。纳入英文人类研究;排除病例报告和未后续全文发表的会议摘要。在讨论里程碑式试验时,优先引用原始报告而非二次综合。
**2. 肥胖的肿瘤生物学环境:与血栓形成和癌症的共享通路**
**2.1. 脂肪组织作为一个活跃的内分泌器官**
白色脂肪组织作为被动能量储存库的传统观点,已被其作为高度活跃的内分泌、旁分泌和免疫器官的作用所取代。脂肪细胞和脂肪驻留基质细胞分泌多种脂肪因子,这些因子调节全身代谢稳态、血管张力和免疫监视[14]。在肥胖中,脂肪细胞发生肥大,基质血管成分扩张,巨噬细胞浸润从抗炎(M2)转变为促炎(M1)极化状态,产生以TNF-α、IL-6、单核细胞趋化蛋白-1(MCP-1)和C反应蛋白(CRP)升高为特征的慢性低度炎症[12,15]。
瘦素,其血浆水平与脂肪量成正比,通过JAK2/STAT3通路发挥有丝分裂、血管生成和抗凋亡作用,其受体在乳腺癌、结直肠癌和子宫内膜恶性肿瘤中表达[14,16]。相反,脂联素——随着肥胖增加而减少——作为一种胰岛素增敏剂,通过AMPK和PPAR-α信号传导发挥抗增殖、抗炎和促凋亡作用。瘦素与脂联素的比率随BMI升高而上升,是肿瘤和代谢风险的综合生物标志物[14]。抵抗素,在人类中主要由巨噬细胞来源,通过NF-κB激活促使胰岛素抵抗和炎症信号传导[16]。
**2.2. 胰岛素抵抗、高胰岛素血症和IGF-1轴**
肥胖驱动的胰岛素抵抗导致代偿性β细胞过度分泌和慢性高胰岛素血症。胰岛素及其功能类似物IGF-1通过受体酪氨酸激酶信号传导激活PI3K/AKT/mTOR和RAS/MAPK通路——这是人类癌症中最常失调的级联反应之一[3,16]。高循环胰岛素降低肝脏IGF结合蛋白-1和IGFBP-2,增加生物可利用的IGF-1,后者促进增殖、抑制凋亡并促进非锚定依赖性生长。流行病学数据将高胰岛素血症与独立于BMI的结直肠癌、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胰腺癌的发病联系起来[3]。在VTE背景下,胰岛素抵抗也通过MAPK通路促进PAI-1转录,损害纤溶并有利于血栓持续存在[11]。
**2.3. 内脏脂肪、心外膜脂肪和内皮功能障碍**
内脏脂肪组织(VAT)在代谢上不同于皮下脂肪,并表现出远大于皮下脂肪的炎症和内分泌活性。过量的VAT与游离脂肪酸升高、氧化应激、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OS)解偶联、一氧化氮(NO)生物利用度降低以及内皮素-1和血管紧张素原上调相关——共同产生内皮功能障碍,表现为血管舒张受损、血管通透性增加和白细胞粘附增强[4,11]。心外膜脂肪与冠状动脉血管相邻,增加了炎症介质的旁分泌层,并可能通过局部TF和血管性血友病因子(vWF)表达调节凝血。在患者层面荟萃分析中,代谢综合征与无诱因VTE独立相关[4]。
**2.4. 血小板高反应性、组织因子过表达和纤溶受损**
肥胖中的止血系统在凝血级联反应的多个节点都倾向于血栓形成。血小板高反应性部分由瘦素诱导的表面糖蛋白上调和血小板内NO减少所介导[11]。TF,外源性凝血的主要启动因子,在脂肪细胞膜上过表达,并通过脂肪细胞和肿瘤细胞微粒脱落进入循环,在癌症-肥胖背景下放大凝血酶生成[17]。PAI-1显著升高,尤其是在VAT过多的情况下,损害纤溶并延长血栓持续时间[11]。因子VIII、纤维蛋白原和vWF也慢性升高[4]。
**2.5. 由肥胖调节的肿瘤微环境**
癌症相关脂肪细胞,在肿瘤细胞附近发生脱脂和表型转化,为发育中的肿瘤提供能量底物、细胞因子和重塑酶[15]。它们释放脂肪酸——特别是油酸和棕榈酸——邻近的恶性细胞摄取这些脂肪酸以燃料β-氧化,这种共生关系在乳腺癌、卵巢癌和脂肪肉瘤模型中得到了充分表征。脂肪来源的基质细胞通过促进M2极化、调节性T细胞扩增和髓系来源抑制细胞积累,营造免疫抑制微环境[15]。富含脂肪因子的微环境还通过上调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促进血管生成,恶化肿瘤灌注和局部促凝血状态[13]。
**2.6. 综合:肥胖作为双重放大器**
综合来看,上述机制将肥胖置于两个汇聚放大环的交汇点,总结于图1。一个血栓形成环——血小板高反应性、TF过表达、PAI-1升高和内皮功能障碍——提高了VTE的内在可能性。一个致癌环——高胰岛素血症、IGF-1过量、脂肪因子失调和慢性炎症——编程了一个促肿瘤发生的微环境。这两个环是相互加强的,而癌症一旦出现,会进一步使止血功能失调。当VTE在此背景下发生时,它同时是一个医疗急症和该环境滋养隐匿性恶性疾病的症状性表现。与其重申第2.1、2.2、2.3、2.4和2.5节的机制细节,图1提供了支撑本综述提出的治疗策略的整合性方案。
**3. 肥胖患者无诱因DVT后的隐匿性癌症筛查**
无诱因VTE与隐匿性恶性肿瘤之间的关联已得到充分证实,筛查原则已在一般人群中得到广泛编撰;因此,本节重点关注肥胖所特有或由其修改的要素,而非重新推导通用算法(表1)。
> 表1. 支撑所提出框架的关键随机和观察性证据总表,以及每个领域的相应启示。
**3.1. 流行病学和风险分层**
在Van Es及其同事的前瞻性队列和个体患者数据荟萃分析中,无诱因VTE后12个月内新癌症诊断的累积发生率约为4%至12%,在较高风险亚组中上升到6-15%范围的上限;这些癌症中相当一部分在发现时已处于晚期,这意味着存在诊断机会窗口[6,7,8]。隐匿性恶性肿瘤最一致的预测因素是年龄≥50岁、复发性无诱因VTE、特殊部位血栓形成(内脏、脑、双侧盆腔或上肢)以及D-二聚体与血栓负荷不成比例——D-二聚体>4000 ng/mL的患者发生隐匿性癌症的几率比D-二聚体<2000 ng/mL的患者高出约四倍(校正后HR 4.12,95% CI 1.54–11.04),中位随访时间约为5.3年[6,9]。结直肠癌、肺癌、胰腺癌、泌尿生殖系统癌和血液系统恶性肿瘤占主导地位[6]。
**3.2. ISTH有限筛查和FDG-PET/CT的作用**
国际指南(ISTH、ASH)推荐一种分层方法,以通用的“有限筛查”策略为基础:临床病史、体格检查、标准实验室检查(全血细胞计数(CBC)、肝功能检查(LFTs)、乳酸脱氢酶(LDH)、肌酐)、胸部X光片以及根据国家计划进行的年龄和性别适宜的癌症筛查[9,31]。SOME试验显示,在有限筛查基础上增加常规胸腹盆CT并未显著减少漏诊癌症(绝对差异2%,p = 0.81)或死亡率,确立了有限筛查作为一线标准,并将扩展影像学检查保留给高风险患者[9]。全身FDG-PET/CT具有高阴性预测值(据报道高达~99%),并且在MVTEP试验中,阴性结果鉴定出在随后被诊断出癌症的可能性显著较低的患者(1/186 vs. 9/193; p = 0.02);正在进行的MVTEP2试验(NCT04304651)正在测试一种针对年龄≥50岁且首次无诱因VTE患者的PET/CT增强策略[18,32]。除传统标志物外,ctDNA、无细胞DNA甲基化、可溶性P-选择素和NET相关标志物仍处于研究阶段,不建议在研究方案之外使用[6]。
**3.3. 肥胖为何降低FDG-PET/CT的阈值**
肥胖特别降低了标准筛查的每个层级,并为在选定的患者中采取更积极的影像学策略提供了依据。首先,在严重肥胖患者中,体格检查的敏感性显著降低,降低了通过触诊检测肝肿大、淋巴结病或腹部肿块的可靠性。其次,D-二聚体与脂肪质量呈正相关,独立于血栓形成,因此源自正常体重人群的参考区间可能对肥胖患者进行错误分类[10]。第三,高BMI个体中的常规横断面成像容易出现束硬化伪影和对比度分辨率降低。综合来看,这些局限性证明,对于年龄≥50岁且具有一个或多个额外高风险特征——D-二聚体>4000 ng/mL、复发性或特殊部位DVT、或无法解释的全身症状——的肥胖患者,进行全身FDG-PET/CT是合理的,因为在该人群中诊断收益最高,且标准检查的局限性最为突出[6,10]。了解该人群的生理性和棕色脂肪组织FDG摄取对于准确解读是必要的。
**4. GLP-1和双重GLP-1/GIP受体激动剂在肿瘤学交叉路口**
**4.1. 作用机制**
GLP-1是一种由肠道L细胞餐后分泌的肠促胰岛素,通过GLP-1受体(GLP-1R)——一种与腺苷酸环化酶偶联的B类G蛋白偶联受体——发挥作用,增强葡萄糖依赖性胰岛素分泌并抑制胰高血糖素。GLP-1R也表达于下丘脑、脑干、迷走神经传入、心肌细胞、肾小管细胞、血管内皮和脂肪细胞,这解释了其食欲抑制、胃排空延迟、利钠、减少肝脂肪变性和抗炎信号传导等作用[19,20]。双重GLP-1/GIP受体激动剂(“双肠促胰岛素”)还能激活葡萄糖依赖性促胰岛素多肽受体(GIPR),协同增强GLP-1R激活的食欲抑制和脂肪分解作用;其临床结果,以替尔泊肽为例,是体重减轻超过GLP-1R单激动剂,在关键试验中平均减少15-22%[20]。
**4.2. 司美格鲁肽:心血管和代谢结局**
司美格鲁肽是一种长效GLP-1R激动剂,在SELECT试验中,在17,604名超重或肥胖且已确诊心血管疾病但无糖尿病的成年人中,其主要复合主要不良心血管事件(MACE)终点实现了20%的相对风险降低(HR 0.80; 95% CI 0.72–0.90; p < 0.001)[19]。SELECT试验确立了GLP-1R激动剂可提供至少部分独立于降糖作用的心血管保护,可归因于其抗炎和抗动脉粥样硬化机制;高敏CRP相对于安慰剂下降了约40%,这种抗炎效应的幅度具有合理的肿瘤学相关性[19]。
**4.3. 替尔泊肽:SURMOUNT和SURPASS项目**
替尔泊肽是首个获批的双重GIP/GLP-1受体激动剂,在针对2539名无糖尿病的肥胖或超重成年人的SURMOUNT-1试验中,平均体重减少20.9%(15 mg剂量),57%的参与者实现≥20%的体重减轻[20]。在SURPASS糖代谢项目中,头对头的SURPASS-2试验证明了在2型糖尿病中,替尔泊肽在降低HbA1c和体重方面均优于司美格鲁肽1 mg[21];随后的报告和真实世界数据证实了收缩压、甘油三酯和肝脏脂肪变性标志物的降低。对于偶然发现癌症的DVT后肥胖患者,其治疗潜力不仅限于减重,还包括内脏脂肪重新分布、改善胰岛素敏感性、脂肪因子正常化和减少全身性炎症生物标志物。
**4.4. 肿瘤信号:证据综合与批判性评估**
GLP-1/GIP受体激动剂的肿瘤学特征是心脏代谢医学中研究最活跃的课题之一,其信息来源于三个主要方面。首先,2025年发表在《JAMA Oncology》上的一项针对86,632名肥胖或超重成人的回顾性队列研究发现,GLP-1受体激动剂(GLP-1RA)的使用与总体癌症发病率降低17%相关(HR 0.83; 95% CI 0.76–0.91; p < 0.001),中位随访约3.5年,并观察到子宫内膜癌(HR 0.75)、卵巢癌(HR 0.53)和脑膜瘤(HR 0.69)的显著部位特异性降低,以及一个需要监测的肾癌非显著性信号(HR 1.38; 95% CI 0.99–1.93)[22]。其次,2025-2026年发表在《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上的一项包含48项随机对照试验(RCT,94,245名参与者)的系统评价和荟萃分析得出结论,GLP-1RA可能对甲状腺癌、胰腺癌、乳腺癌或肾癌风险几乎没有或没有影响(均为中等确定性),在司美格鲁肽和替尔泊肽亚组中结果一致[33]。
第三,2024年发表在《Cancers》上的一项基于超过110万患者的TriNetX队列研究报告了多种胃肠道癌症类型(合并HR 0.67)、乳腺癌(HR 0.72)和前列腺癌(HR 0.68)的风险比降低,其中司美格鲁肽对结直肠癌显示出特别强的保护作用(HR 0.45)[34]。为避免歧义,此处的“多种胃肠道癌症”指的是单独分析的几种不同的胃肠道原发癌类型(例如,结直肠癌、胃癌、食管癌、胰腺癌、肝胆癌),而非同一患者体内的多个同步原发癌或多灶性转移性疾病。这些关联的幅度可能反映了随访时间和人群特征的差异,并应在残留混杂因素方面谨慎解读。
**4.5. 甲状腺癌:药物警戒背景**
关于甲状腺髓样癌(MTC)和2型多发性内分泌腺瘤病(MEN2)的类别黑框警告源于啮齿动物C细胞致癌性研究。GLP-1受体在啮齿动物甲状腺C细胞上高密度表达,但在人类中水平显著较低,这使得种间外推具有不确定性。大型跨国药物流行病学研究在长达约4.5年的随访中并未显示甲状腺癌发病率有显著增加[33]。实际意义在于,GLP-1RA的使用在具有MTC或MEN2个人史或一级家族史的患者中受到限制,但无需对经过适当筛查且无这些风险因素的患者有所保留。
**4.6. 抗炎和抗肿瘤机制**
除减重外,多种机制使得肿瘤学获益具有生物学合理性。GLP-1R激动作用抑制NLRP3炎症小体,并降低CRP和IL-6(SELECT试验:CRP降低约40%)[19]。内脏脂肪组织的不成比例减少直接减弱了第2节中描述的脂肪因子介导的信号传导。改善的胰岛素敏感性降低了生物可利用的IGF-1,从而减少了转化细胞中PI3K/AKT/mTOR和RAS/MAPK的刺激。GLP-1R也在结直肠癌、胰腺癌和子宫内膜癌细胞系上表达,在这些细胞中,激活可能通过PKA介导的CREB磷酸化和β-连环蛋白去稳定化触发生长抑制级联反应[34]。
**4.7. GLP-1/GIP疗法在活动性癌症中的应用:肌肉减少症、恶病质和时机**
一个核心注意事项——也是研究人员刻意缓和其早期立场的一个点——涉及这些药物在活动性恶性肿瘤患者中的使用。GLP-1/GIP受体激动剂诱导的体重减轻并非纯粹是脂肪:一部分是瘦体重。在癌症患者中,这叠加于疾病和治疗相关的厌食、全身炎症的分解代谢驱动以及常常存在的致厌食化疗之上,造成加速肌肉减少症和癌症恶病质、侵蚀体能状态并损害化疗耐受性的真实风险。因此,在偶发癌症诊断时或诊断后立即启动强效的致厌食疗法,作为默认做法是不明智的。
因此,在活动性癌症患者中,这些药物应逐例考虑,而非立即启动,并且只有在进行仔细的营养评估(由营养师/临床营养师进行)、明确疾病分期和治疗意图(根治性vs.姑息性)之后才能使用。在实践中,这种方法应限于经过精心挑选、无显性或即将发生癌症恶病质的患者,并且最好在肿瘤学情况稳定后,在结构化多学科环境中启动,同时纵向监测身体成分、肌肉力量和营养状况。在该人群中,肥胖药物治疗最有力的理由仍然存在于处于肿瘤缓解期或患有惰性疾病且营养储备良好的患者中。
**4.8. 肾功能:在晚期慢性肾脏病(CKD)和透析中的应用**
肾功能的考虑主要与安全监测相关,而非疗效。司美格鲁肽和替尔泊肽均无需在轻度至中度肾功能损害中进行剂量调整,其药代动力学在不同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分层中无显著改变。对于严重肾功能损害(eGFR < 30 mL/min/1.73 m
2)和包括透析在内的终末期肾病,产品标签表明无需强制剂量调整,但建议谨慎使用,因为临床经验有限;主要危害是间接的——胃肠道不良反应导致脱水和肾前性急性肾损伤——因此,需要逐步滴定、止吐支持并关注容量状态,在此情况下启动应个体化[19,20,21]。这些药物不能替代肾脏替代治疗决策,当合并晚期CKD时,应与肾脏病学协调。
**5. SGLT2抑制剂:在肥胖肿瘤患者中的心脏和肾脏保护作用**
**5.1. 在肥胖-VTE-癌症三元组中的理由和定位**
钠-葡萄糖协同转运蛋白2(SGLT2)抑制剂在此被引入,并非作为抗肿瘤药物,而是作为一种器官保护疗法,针对肥胖且发生癌症相关血栓形成的患者所特有的两个易损点:多种肿瘤治疗的心脏毒性,以及肥胖相关的肾小球高滤过因肾毒性化疗和造影剂成像而加剧的肾脏风险。在此框架中,其作用是对抗凝治疗和肥胖药物治疗的补充,为安全部署抗血栓和代谢策略提供心脏和肾脏基础。
**5.2. 心血管和肾脏结局证据**
关键证据源自原始随机心血管和肾脏结局试验,而非二次综述。EMPA-REG OUTCOME试验将7020名2型糖尿病和已确诊心血管疾病患者随机分配至恩格列净或安慰剂组,并显示心血管死亡和心力衰竭住院显著减少[23]。DAPA-HF试验将获益扩展到4744名射血分数降低的心力衰竭患者——无论是否患有糖尿病——显示心力衰竭恶化或心血管死亡的复合终点减少(HR 0.74; 95% CI 0.65–0.85)[24]。DAPA-CKD试验随机分配了4304名慢性肾脏病患者,同样不考虑糖尿病状态,因达格列净降低了持续性eGFR下降、终末期肾病或肾脏/心血管死亡的复合终点(HR 0.61; 95% CI 0.51–0.72)而提前停止[25]。心脏和肾脏保护在糖尿病和非糖尿病人群中的一致性,使得这一类药物的相关性与肥胖肿瘤患者独立于血糖适应症。
**5.3. 在癌症治疗期间的相关性**
蒽环类药物、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靶向药物、血管内皮生长因子(VEGF)通路抑制剂和多种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具有公认的心脏毒性潜力,2022年ESC心脏肿瘤学指南将基线心血管优化视为肿瘤治疗不可或缺的一部分[35]。通过减少心力衰竭事件和稳定肾功能,SGLT2抑制在潜在心脏毒性方案期间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辅助心脏保护手段;对肿瘤-宿主界面的直接抗炎和代谢作用的临床前和早期临床信号仍是假设生成性质的,在此刻意不将其作为治疗指征提出[36,37,38]。肾脏保护作用在肥胖中特别有价值,因为肾小球高滤过与癌症治疗的累积性肾脏损伤并存。
**5.4. 与抗凝和肠促胰岛素疗法的安全性整合**
SGLT2抑制剂与直接口服抗凝剂无临床意义的药代动力学相互作用,其与GLP-1/GIP受体激动剂的联合使用在机制上是互补的。主要注意事项包括:血糖正常性酮症酸中毒——在活动性癌症期间热量摄入减少和手术前后相关,建议临时中断;在已有肾前性损伤风险的患者中出现容量不足;以及在免疫抑制患者中出现泌尿生殖系统感染。在所提出的路径中,SGLT2抑制在急性血栓和肿瘤情况稳定后引入,并由治疗团队共同监测。
**6. 肥胖患者中癌症相关血栓形成的抗凝治疗**
**6.1. 从无诱因VTE到癌症相关血栓形成**
按时间顺序,治疗性抗凝在深静脉血栓形成诊断的那一刻就开始了,远在任何隐匿性癌症被识别之前。随后发现恶性肿瘤并不会启动抗凝治疗;它是对已在进行中的治疗进行重新定义,作为癌症相关血栓形成(CAT),从而改变了首选药物、预期疗程和随访强度。认识到这一顺序,可以避免将癌症诊断视为抗血栓通路起点的概念性错误。
**6.2. 药物选择:DOACs对比低分子肝素(LMWH)**
直接口服抗凝剂——特别是阿哌沙班——现在是大多数CAT患者的一线用药。CARAVAGGIO试验将1170名癌症相关VTE患者随机分配至口服阿哌沙班组或皮下注射达肝素组,结果显示阿哌沙班在预防VTE复发方面非劣效(HR 0.63; 95% CI 0.37–1.07),且未显著增加大出血,包括未增加胃肠道大出血[28]。因此,阿哌沙班在肥胖中具有吸引力,因为它使患者免于体重依赖的皮下注射,并避免了低分子肝素(LMWH)在极端体重下的剂量不确定性。当口服吸收不可靠、对于具有高粘膜出血风险的空腔脏器胃肠道或泌尿生殖系统肿瘤以及严重肾功能损害(DOAC数据有限)时,低分子肝素仍保留其作用。
**6.3. 严重肥胖中的LMWH剂量不确定性**
在严重肥胖患者中——特别是体重超过约120-150 kg——对于治疗性LMWH是应严格按照实际体重给药还是凭经验设限,尚无共识,且固定剂量方案的药效学可靠性未经证实。在此情况下,通常会进行抗Xa因子监测,但该监测标准化程度低,且与临床结局的预测一致性差。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个论据,即倾向于使用固定剂量的DOAC(如阿哌沙班),其可用的CAT和肥胖数据令人放心,而非处理未经验证的截断剂量肝素方案。
**6.4. 与抗癌治疗的药物相互作用**
阿哌沙班是CYP3A4和P-糖蛋白(P-gp)的底物,因此同时使用的强烈调节这些通路的抗癌药物可以改变其暴露水平,必须在每次治疗方案变更时进行审查(表2)。强烈的双重诱导剂降低阿哌沙班水平并增加血栓风险,而强烈的双重抑制剂则提高其水平并增加出血风险;此外,损伤粘膜或作用于血管的药物可以独立于药代动力学而放大出血风险。明确的例子使这一点具有实用性:在诱导剂中,雄激素受体通路抑制剂恩杂鲁胺和阿帕他胺,以及常用的辅助用药皮质类固醇地塞米松,会降低阿哌沙班暴露;在抑制剂中,唑类抗真菌药伊曲康唑和泊沙康唑、蛋白酶抑制剂利托那韦以及PI3K-δ抑制剂艾代拉利司会提高其暴露;而抗血管生成药物(如贝伐珠单抗)通过非药代动力学机制增加粘膜出血风险。
> 表2. 阿哌沙班与抗癌治疗之间的代表性相互作用。具有具体实例的机制类别;该列表是说明性的,并非详尽无遗。AR,雄激素受体;P-gp,P-糖蛋白。
**6.5. 抗凝治疗持续时间**
CAT中的抗凝治疗持续时间在抽象意义上并非“无限期”。只要癌症保持活动性和/或正在接受治疗,就应继续治疗,并随着肿瘤情况、肾功能、血小板计数和出血风险的演变,定期重新评估获益-风险平衡。延长、减量或停止的决定是在定义的间隔内重新审视的,而非从一开始就固定不变。
**6.6. 减量维持治疗:API-CAT证据**
长期维持阶段的强度问题现已得到直接解决。API-CAT试验将1766名已完成至少6个月VTE抗凝治疗的活跃期癌症患者随机分配至减量阿哌沙班(2.5 mg每日两次)组与全剂量(5 mg每日两次)组,再治疗12个月;减量阿哌沙班在预防VTE复发方面非劣效,同时显著减少了临床相关出血[30]。这支持了在选定病情稳定的患者中,延长阶段采用降阶梯策略,补充而非取代CARAVAGGIO试验确立的全剂量初始治疗。然而,必须强调本框架特定的一项注意事项。处于极端体重的患者——特别是严重肥胖(BMI ≥ 40 kg/m
2或体重 > 120 kg)——在关键的CAT延长阶段试验中代表性严重不足:在API-CAT中,他们仅构成一个小亚组(BMI ≥ 35 k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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