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物道德化的认知基础
《Appetite》:The cognitive foundations of food mor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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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6年07月12日
来源:Appetite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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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莎贝尔·A·赫克|夏洛特·博格斯|塔玛尔·库什尼尔
摘要:到了成年阶段,我们会给食物赋予道德意义——将某些食物视为“好”的,而将其他食物视为“坏”的,并根据我们所选择的食物来评判自己和他人。本研究探讨了幼儿对于哪些食物是可以食用的看法,以及这些观念在幼儿期是否会发生变化——这
伊莎贝尔·A·赫克|夏洛特·博格斯|塔玛尔·库什尼尔
摘要:到了成年阶段,我们会给食物赋予道德意义——将某些食物视为“好”的,而将其他食物视为“坏”的,并根据我们所选择的食物来评判自己和他人。本研究探讨了幼儿对于哪些食物是可以食用的看法,以及这些观念在幼儿期是否会发生变化——这种规范对齐模式的变化可能反映出幼儿早期对社会关于食物观念的内化,为食物的道德化奠定了认知基础。我们向4至6岁的儿童展示了12种食物(4种健康食品、4种不健康食品、4种健康状况不一的食品;依据的是成年人的健康评估),并要求他们将每种食物归类为“健康”或“不健康”(健康维度);“喜欢”或“不喜欢”(可取性维度);以及“可以”或“不可以”(许可性维度)。尽管不同年龄段的儿童在可取性维度的分类上相似(不健康食物最常被归为“喜欢”),但年龄较大的儿童在健康和许可性维度的分类上更接近彼此以及成年人的健康判断。此外,年龄较小的儿童会将许可性与可取性正相关联,而年龄较大的儿童则不会。相反,年龄较大的儿童在许可性与健康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更为明显。儿童的父母在食物方面的行为进一步影响了儿童对许可性的理解。总体而言,这些发现揭示了幼儿期在关于何种食物可以食用的观念上的差异——这种变化模式可能为食物的道德化奠定基础。这项研究为进一步研究食物道德化的出现及其后果,以及如何以有助于建立健康饮食关系的方式教授健康知识提供了方向。
引言:到了成年阶段,我们会给食物赋予道德意义,将某些食物视为“好”的,而将其他食物视为“坏”的,并根据我们所选择的食物来评判自己和他人,正如那句俗语“人如其食”所反映的那样。关于食物的这种道德化,以及与之相关的概念如健康的道德化,在社会科学领域已有大量研究和记载(Askegaard等人,2014;Backett,1992;Conrad,1994;Delaney & McCarthy,2014;Hughner & Kleine,2004;Jackson等人,2023;Kraaijeveld & Jamrozik,2022;Lupton,1996;Metzl & Kirkland,2010;Rozin,1996;Thomas,2019)。例如,Backett等人(1992)通过对苏格兰中产阶级家庭的实地研究和访谈,描述了日常的“民间健康道德观”如何将“好”与“坏”的概念不仅与健康相关的行为联系起来,还与行为背后的个体联系起来。这些道德关联可能有助于鼓励人们做出健康的饮食选择,但它们也可能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导致与食物之间不健康的关系(Greville-Harris等人,2022;Lakritz等人,2022),并促使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身体及饮食行为进行评判(Lupton,1996;Manne,2024;Ringel & Ditto,2019),即便饮食选择受到食物体系、获取途径和资源等结构性因素的限制(Burrows,2009;Townend,2009;Walker等人,2010)。
那么,食物道德化是建立在怎样的认知基础之上的呢?本研究探讨了美国4至6岁的儿童是否认为某些食物可以食用而另一些则不可以,如果如此,这些关于许可性的判断是更符合儿童对食物可取性的看法(即儿童自身的食物偏好),还是更符合他们对健康的看法(即儿童和美国成年人对于什么食物是健康的看法)。我们还研究了这种规范对齐模式——即对常见食物的许可性判断与这些食物的可取性或健康状况之间的对齐——在幼儿期是否会发生变化。同时,我们也考察了儿童父母的饮食相关行为是否与这些观念和规范对齐模式有关。我们认为,即便在幼儿期,随着儿童越来越多地接触社会关于食物的信息,他们的许可性判断与对健康观念的规范对齐程度也会逐渐提高。而且,由于幼儿往往偏爱甜食、咸食和“不健康”的食物(Beauchamp & Moran,1984;Brecic等人,2022;Liem等人,2004;Rigo等人,2023),我们预计那些将许可性与健康联系起来的儿童,也可能开始认为自己喜欢的食物是“不可以”食用的。我们认为,这种预期中的模式为日后可能出现的健康饮食道德化倾向提供了认知和概念基础;在极端情况下,这可能导致年轻人将健康饮食视为一种义务,而将不健康饮食视为一种违规行为或道德缺陷(例如,参见Askegaard等人,2014;Fielding-Singh,2019)。
有明确证据表明,青少年时期年轻人就已经开始对食物进行道德化处理(Bailey等人,2022;Fielding-Singh,2019;McPhail等人,2011);例如,一项针对加拿大青少年的研究表明,他们认为自己吃健康食物时是“好人”,而吃不健康食物时则是“坏人”(McPhail等人,2011)。有一种可能性是,青少年时期的这类现象反映了这种倾向的最早起源;也就是说,食物道德化可能只有在青少年逐渐适应饮食和健康文化,或许还越来越关注外貌时才会出现(Jones等人,2004;Kumar & Docter,2023;Sabiston等人,2022)。然而,研究显示,即使在婴儿期,食物也具有强烈的社会属性(Liberman等人,2016;Lumeng等人,2007;Shutts等人,2009;Wertz & Wynn,2014),而且幼儿对于食物以及食用食物的人的思考也相当复杂(例如,DeJesus, Kinzler等人,2018;Nguyen & Lafraire,2020)。此外,幼儿对所在社会的规范极为敏感,能够根据对社会和道德规范的观察,迅速形成关于哪些行为是可以接受或不可接受的观念(S. O. Roberts等人,2017;Schmidt等人,2012;Schmidt & Rakoczy,2023;Tomasello,2025)。因此,我们认为,儿童对于哪些食物可以食用的判断,很可能在青少年时期之前就已经开始体现出道德化健康的倾向。
以往关于儿童食物观念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他们从生物学和营养学角度对健康饮食的理解上。例如,4岁的儿童就能根据成年人的评价将食物分为“健康”和“垃圾食品”(Nguyen,2007;Tatlow-Golden等人,2013);当被要求解释这些分类时,儿童会自然而然地提到疾病、成长和体力等健康结果(Nguyen,2007,2008)。事实上,在整个幼儿期,儿童都展现出关于饮食、营养以及食物对身体影响的丰富且日益复杂的知识(综述见Schultz & Danford,2016)。
儿童早期关于健康的观念会影响他们的饮食行为,不过研究结果并不一致。一方面,幼儿往往表示非常喜欢被标记为“不健康”的食物(例如,Brecic等人,2022;van der Heijden等人,2020),认为“不健康”的食物味道更好(即“不健康=美味”的直觉;例如,D’hondt & Briers,2024;D’hondt等人,2025),在一些研究中,当这些食物被描述为有助于实现某种健康目标时,儿童对其的喜爱程度和摄入量都会降低(例如,为了让自己“更强壮”,Maimaran & Fishbach,2014)。同样,另一项研究中的9至11岁儿童认为被描述为“健康”的饮料味道比搭配中性信息的相同饮料更差(Wardle & Huon,2000)。然而,也有研究指出,儿童会避免食用被标记为“不健康”的食物(DeJesus, Du等人,2019),而且到6至7岁时,儿童倾向于在“健康”和“美味”之间建立积极的隐性关联(Brecic等人,2022;另见DeJesus等人,2020;D’hondt & Briers,2024;van der Heijden等人,2020)。
我们推测,幼儿期对健康越来越积极的隐性看法,可能反映了儿童逐渐接受了更广泛的社会关于食物的观念——也就是那些赋予食物超出其营养价值意义的文化叙事,包括哪些食物选择是被认可的,甚至是道德上“好的”。这一可能性凸显出有必要直接检验儿童是否开始从规范的角度看待健康,即儿童将食物分类为“健康”或“不健康”时,是否同时伴随着对于哪些食物可以食用、哪些不可以的评判。
据我们所知,此前还没有研究直接检验过幼儿是否会对健康进行规范性的评判。不过,以往的研究已经提供了有力证据,表明幼儿确实会吸收与食物相关的更广泛的社会规范。例如,幼儿知道哪些食物适合在哪些餐食中食用(Bian & Markman,2020;另见Nguyen & Murphy,2003),也知道哪些食物搭配是常见的,儿童更喜欢传统的食物搭配(例如,花生酱配果酱而非花生酱配番茄酱),以及传统的食物食用者(DeJesus, Gerdin等人,2019)。这种对食物相关规范的敏感性表明,儿童已经能够感知到食物道德化所处的文化背景——这也是我们在此研究的规范对齐过程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我们研究了儿童对于哪些食物可以食用的判断,以及这些判断与他们对于相同食物的可取性和健康程度的看法之间有何关联。我们预计,儿童对于许可性的观念会在幼儿期发生变化,这种变化反映出他们对更广泛的道德化过程的敏感度,即那些曾经被视为中性或取决于个人偏好的行为,逐渐与社会观念、规范和理想相一致(例如,Rozin,1999;Rhee等人,2019)。
我们认为,父母可能在为食物道德化奠定早期概念基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大量研究表明,父母是早期且具有重要影响力的食物相关社会化推动者(Birch等人,2007;Nguyen,2012)。实际上,父母在塑造儿童早期的饮食环境方面起着核心作用(Ares等人,2024),从儿童出生起就既是社会榜样,又是食物提供者。作为榜样,母亲在孕晚期的饮食习惯就能影响儿童出生后的饮食偏好(Mennella等人,2001);随着儿童成长,父母自身的饮食行为也能增加儿童对水果和蔬菜的摄入量(Draxten等人,2014;另见Fleary & Ettienne,2019;Harris & Ramsey,2015)。作为提供者,父母会决定提供哪些食物以及何时提供,他们有许多机会来调节、限制和讨论食物问题(Musher-Eizenman & Holub,2007)——这些行为很可能是基于父母自身关于食物的信念、态度和经历(Costarelli等人,2022;Menendez等人,2020)。实际上,关于“不健康=美味”直觉的研究表明,父母关于食物的信念如何影响他们的育儿方式,并传递给子女,进而影响子女的饮食行为(Briers等人,2024;D’hondt等人,2025)。这说明,父母自身对于食物的道德化观点也可能体现在他们的日常饮食行为中,进而影响儿童正在形成的食物观念。
重要的是,父母在食物相关的信念和行为上存在很大差异。Vaughn等人(2016)在一项范围综述中确定了食物相关育儿实践的三个主要维度:强制控制(例如,限制、强迫儿童进食、利用食物来管理儿童的情绪或行为);结构化引导(例如,制定规则和限制、指导儿童的选择);以及自主支持(例如,让儿童参与食物准备、营养教育)。虽然本研究更具探索性,但它开始探讨涵盖这些维度的育儿实践如何与儿童对于哪些食物可以食用的观念相关联。
在本研究中,我们让美国中产及以上阶层的4至6岁儿童对12种食物的图片进行分类,将其归为“健康”或“不健康”(健康维度分类)、“喜欢”或“不喜欢”(可取性维度分类),以及“可以”或“不可以”(许可性维度分类)。我们根据美国成年人对食物的评价来选择这些食物,这样我们的选择就基于成年人对健康的通俗认知,而非我们自己的直觉或营养学知识,因为后者可能无法完全体现社会上更广泛的食品观念。根据这些评价,我们分别选择了4种被成年人视为健康、不健康以及健康状况不一的食物。这种方法使我们能够检验儿童的分类是否与美国成年人对健康的认知相一致,以及儿童的分类之间的关联(例如,健康与许可性之间或可取性与许可性之间的关联)是否会因食物的健康状况而有所不同。确实,儿童在分类之间的这种关联尤其值得关注,因为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儿童是如何理解食物的可接受性的——具体而言,就是儿童的判断是基于个人偏好(即与“可取性”分类相关)还是基于健康考量(即与“健康性”分类相关)。我们认为,4到6岁可能是儿童在食物与健康道德观念形成方面极为重要的发展阶段。如前文所述,到6到7岁时,儿童已能将“健康”与“美味”建立积极的隐性关联(Brecic等人,2022年;DeJesus等人,2020年),这表明此时食物道德观念的基础可能已经形成。更广泛地说,4到6岁是儿童在社交和道德层面都经历显著发展的时期,这一变化既源于认知上的发展(例如心智理论方面的发展,参见Wellman,1990年、2015年;Rakoczy,2022年),也得益于他们开始进入正规学校学习。尤为重要的是,4到6岁期间儿童对选择的理解也会发生重大变化:4岁的儿童往往否认自己及他人有能力违背自己的偏好和愿望行事,而6岁的儿童则更能理解选择的自由——包括吃自己不喜欢的食物以及不吃自己喜欢的食物(Kushnir等人,2015年)。不过,4岁的儿童已经能够根据食物的营养价值来判断其健康状况(Nguyen,2007年),并且能在道德、常规和规范情境下理解“OK”这个词的含义(例如Smetana,1981年;S. O. Roberts等人,2017年;DeJesus等人,2020年)。
除了对儿童进行这些测试外,我们还让儿童的父母填写了一份关于他们与食物相关的养育方式的调查问卷。通过涵盖Vaughn等人(2016年)提出的强制控制、结构安排和自主支持这三个维度中的相关做法,我们的目的是初步了解家庭中的这些日常行为是否会影响食物道德观念的形成,以及不同的养育方式是否会以不同方式产生影响。例如,我们预计,与食物相关的规则、结构安排和权威约束可能会使儿童对食物可接受性的判断更倾向于与其健康性分类相一致,而非可取性分类,这反映了我们认为构成食物道德观念基础的规范转变。更广泛地说,我们预计,家庭中更多与食物相关的互动——比如更频繁的交流、共同决策以及与食物相关的互动——会为儿童提供更多机会,让他们了解社会对于食物和健康的观念。相反,以共同进餐和一起享受食物为核心的养育方式,则可能使儿童对食物可接受性的判断更依赖于他们自身的喜好。鉴于这一问题的新颖性,我们的分析属于探索性性质,并未预先设定具体的预测方向。
基于这些测量指标,我们提出了三个主要预测:首先,我们预测,4到6岁期间儿童的健康性分类若越能符合社会关于健康饮食的规范,那么年龄较大的儿童对于哪些食物“可以食用”的判断,就会越能与他们自己以及美国成年人对相同食物的健康状况判断保持一致(H1)。其次,我们预测,如果儿童倾向于喜欢不健康的食物,那么年龄较大的儿童会比年龄较小的儿童更有可能将自己“喜欢”的食物视为“不可食用”(H2)。第三,我们预期,儿童父母的与食物相关的养育方式会影响到儿童在理解哪些食物是可以食用的方面的个体差异,尤其是影响儿童的对食物可接受性的判断是更倾向于与其健康性判断还是可取性判断保持一致——那些家庭环境更注重食物规则和营养教育的儿童,其判断可能更倾向于以健康标准为依据(H3)。前两个预测是预先注册并用于验证的;第三个则更具探索性,旨在初步了解父母在塑造食物道德观念基础中的作用。
方法
该研究方案及所有研究材料均已获得康奈尔大学人类参与者伦理审查委员会的批准(方案编号#0908000541,“幼儿的因果学习”)。我们在开放科学框架平台上预先注册了研究设计、总体分析目标及预测内容(bit.ly/food-moralizaton-pre-reg)。
初步分析
初步分析显示,测试形式(有引导 vs 无引导)或参与者性别对儿童的任何分类都没有影响(所有p值均大于0.311)。绝大多数家长(超过93%)表示他们的孩子熟悉全部12种食物。对于五种食物(西兰花、饼干、披萨、沙拉、草莓),所有家长都表示他们的孩子熟悉这些食物。而对于另外七种食物,只有少数家长表示他们的孩子不熟悉:蔬菜棒(n=5);脆谷物圈(n=3)。
讨论
食物与健康虽有其营养学基础和实际影响,但它们并非仅仅是生物学层面的现象。它们植根于社会背景之中,受到我们所接触的各种信息、榜样以及社会观念的影响。基于这一视角,本研究探讨了一组美国中产阶级4到6岁的儿童是否会在判断哪些食物可以食用时,遵循他们对健康的理解,甚至超越他们自身的食物偏好——这是一种规范性的表现模式。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Isobel Azani Heck:写作——初稿撰写、可视化、监督、项目管理、方法论、正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构建。Charlotte Borgers:写作——审阅与编辑、方法论、研究实施、数据整理、概念构建。Tamar Kushnir:写作——审阅与编辑、监督、资源协调、方法论、概念构建。
未引用参考文献
DeJesus等人,2019年;DeJesus等人,2018年;Hendrie等人,2013年;Holley等人,2015年;Holub和Musher-Eizenman,2010年;Kutbi等人,2019年;Philippe等人,2021年;Rizzo和Killen,2020年;Sigman-Grant等人,2014年。
数据与代码可用性
本研究的去标识化数据及代码可在开放科学框架平台上获取(https://osf.io/fn26d/?view_only=370d83bc6ce64510b719e62dd524bc79)。
伦理声明
作者声明,本研究成果此前未曾发表,也未在其他地方提交发表。该手稿已得到所有作者的认可,所开展的研究也已获得所在大学的伦理审查委员会批准。如果被接受,该成果不会在其他地方发表。
资金支持
本研究部分得到了康奈尔大学人类生态学院授予C.B.的Alan D. Mathios研究与服务基金,以及约翰·坦普尔顿基金会授予T.K.的“发展信念网络”子项目资助。
利益冲突声明
? 作者声明,他们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本文研究结果的已知财务利益或个人关系。
致谢
我们感谢Emily Abbruzzese和Christina Chan在数据收集方面的帮助;感谢Nicole Park、Emmanuel Eribo和Kristen Lipp在文献回顾方面的协助;同时也要感谢Julie Carmalt、Kyra Hunsberger、Nicole Park、Candelas Distefano、Ellen Kneeskern和Bryanna Boone提供的宝贵反馈与意见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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