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Span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Youth-Onset Homelessness, Vulnerable Life Trajectories, and Mental Health: Intergenerational Reproduction of Adversity and Precarity in Madrid, Sp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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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不同国家的青年无家可归发生率似乎正在上升,但正在经历无家可归的年轻人面临的处境尤为严峻,其中心理健康问题的患病率显著较高,并且往往具有长期的应激性生活事件史。本文分析了西班牙马德里市392名无家可归者(207名男性,185名女性)的生命历程、当前健康状况及
尽管不同国家的青年无家可归发生率似乎正在上升,但正在经历无家可归的年轻人面临的处境尤为严峻,其中心理健康问题的患病率显著较高,并且往往具有长期的应激性生活事件史。本文分析了西班牙马德里市392名无家可归者(207名男性,185名女性)的生命历程、当前健康状况及其需求。首次经历无家可归发生于青年期(30岁以下)的人群,平均年龄更低,但其无家可归经历持续时间更长,且发生次数更频繁。他们在生命早期也暴露于多重应激性生活事件之中,并且在其一生中受害经历和司法系统卷入的发生率更高。同样,青年期起始无家可归与较低的医疗服务利用、更高比例的心理健康诊断和自杀未遂,以及更多的焦虑、抑郁和物质依赖症状相关。青年期起始无家可归者持续经历的逆境表明,社会支持系统可能未能满足脆弱家庭与儿童的需要。这些缺陷可能促成贫困与不利处境的代际传递,并使青年期起始无家可归者陷入更为严重的困境。
这篇发表于《The Span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的研究聚焦于西班牙马德里无家可归人群中“青年期起始无家可归”这一相对缺乏研究的重要议题,旨在比较首次于30岁之前经历无家可归者与成年后才首次无家可归者在社会人口学特征、生命历程、逆境暴露以及身心健康状态上的差异。研究背景在于,近年来欧洲尤其是西班牙无家可归问题持续加剧,而青年无家可归者占比亦明显上升。既有文献指出,青年无家可归并非单纯居住问题,而是与贫困、家庭功能失调、教育中断、暴力受害、精神障碍、物质使用及长期社会排斥彼此交织的复杂社会问题。特别是较早发生的无家可归,可能不仅是早年逆境累积的结果,也会进一步塑造长期的不稳定生活轨迹,加剧心理健康恶化与社会融入困难。因此,有必要从生命历程视角系统考察青年期起始无家可归者的成长背景与现实处境,以识别其特异性脆弱机制,并为预防和干预提供依据。
现有研究虽然已经提示童年期不良经历、家庭贫困、照料缺失和精神健康问题与青年无家可归密切相关,但关于“首次无家可归发生年龄”这一变量的研究仍较少,尤其在西班牙语境下更为匮乏。这种知识缺口导致公众认知不足,也限制了面向高风险青年群体的政策设计与支持服务发展。研究人员据此开展本研究,以验证青年期起始无家可归是否与更高逆境暴露、更长期无家可归以及更差健康状态相关。研究结果总体支持这一判断:青年期起始无家可归者在儿童期与青少年期即经历了更密集的家庭、经济、教育与暴力相关逆境;其后续生命历程中出现更多司法卷入、受害经历、自杀未遂与药物使用问题;在当前健康状况上,则表现为更少医疗服务利用和更突出的心理症状负担。这些发现表明,青年无家可归不仅是个体危机,更体现出家庭支持、儿童保护、教育支持、社区照护与国家福利系统在早期预防层面的系统性失灵,其重要意义在于揭示了逆境、不稳定状态与贫困的代际再生产机制。
在研究方法方面,研究人员以马德里市正在经历无家可归的392名成年人为样本,纳入前一晚居住于街头、非睡眠用途场所或收容所/专项住房项目者,覆盖ETHOS(欧洲无家可归与住房排斥类型学)第1、2、3类。通过约60分钟的结构式访谈收集社会人口学资料、无家可归史、应激性生活事件、身心健康及医疗利用信息,并采用PHQ-9(患者健康问卷)、HADS(医院焦虑抑郁量表)焦虑分量表、ITQ(国际创伤问卷)、AUDIT(酒精使用障碍识别测验)、DAST-10(药物滥用筛查测验)和SDS(依赖严重度量表)进行筛查。统计分析采用χ
2检验、OR(优势比)、Student’s t检验及Mann–Whitney U检验比较青年期起始组与成年期起始组差异。
在结果部分,研究首先指出,受访者中约24.9%的人首次无家可归发生于30岁之前。青年期起始无家可归组的平均年龄显著更低,但其无家可归总时长更长、反复发生的次数更多,显示出更为持久和循环化的不稳定居住轨迹。尽管两组在是否曾长期露宿街头方面未见统计学显著差异,但青年期起始组中经历5次以上无家可归的比例明显更高,提示其住房不稳定具有更强的慢性化特征。
在“社会人口学特征”方面,研究显示青年期起始组中LGBTQ+个体比例显著更高,而大学教育经历显著更少。这一结果反映出性/别少数青年在家庭排斥、资源获取和社会支持方面可能面临额外脆弱性,也提示教育获得不足与早期无家可归之间存在密切关联。相比之下,两组在性别、种族/族裔和本国/移民来源上未见统计学显著差异。
在“18岁以前的应激性生活事件”方面,青年期起始组几乎在所有关键逆境指标上均表现出更高暴露水平。研究发现,该组更常报告原生家庭严重经济困难、家庭成员长期失业、父母一方患严重身心疾病、酒精或药物问题、离家出走、被赶出家门、父母冲突、家庭内暴力、频繁搬家、住房问题、被遗弃、父母分离或离婚、与家人严重冲突、学业失败、被学校开除,以及遭受身体/心理或性虐待。其中,住房问题、父母药物问题、离家出走和被赶出家门等事件与青年期起始无家可归的关联尤为强烈。这一结果清楚表明,青年期起始无家可归深嵌于早年多重不利环境之中,其形成并非单一因素驱动,而是家庭贫困、照料不足、暴力暴露和教育中断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全生命历程中的不利事件”方面,青年期起始组在成年后的不稳定和受损并未缓解,而是继续累积。研究指出,该组更频繁地出现被逮捕、被定罪、入狱等司法系统卷入经历,同时更常遭受18岁以后的身体暴力和性侵害,并报告更高比例的生存性交易行为。除此之外,该组一生中严重心理健康问题、药物过量使用及自杀未遂的发生率亦更高。相较之下,成年期起始组更常报告父母去世及婚姻分离或离婚,这更多可能与其平均年龄较高有关。总体而言,这些结果揭示出青年期起始无家可归者在脱离原生家庭后并未进入稳定过渡,而是进入持续暴露于暴力、刑事化和社会边缘化的高风险轨道。
在“身心健康状态”方面,研究结果显示,青年期起始组过去12个月未使用医疗服务的比例更高,但曾接受心理障碍诊断的比例也更高,尤其是人格障碍诊断更常见。与此同时,该组在访谈前1个月非法药物使用频率显著更高,在PHQ-9抑郁症状、HADS焦虑症状、DAST-10药物滥用风险以及SDS物质依赖严重度上的平均得分也显著更高。值得注意的是,两组在自评总体健康、严重或慢性躯体疾病、残障、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或复杂性PTSD(complex PTSD)相关症状、AUDIT酒精依赖评分以及近1个月平均饮酒量方面未见显著差异。这表明青年期起始无家可归者的问题更加集中体现为心理健康负担、药物使用问题和医疗服务接入不足,而非所有健康维度均同步恶化。
讨论部分强调,青年期起始无家可归应被理解为多层次支持系统失效的结果。研究人员认为,童年和青春期大量累积的逆境经历削弱了个体形成稳定生活项目所需的能力与资源,也削弱了家庭保护功能,从而增加长期无家可归、物质使用和心理障碍的风险。地中海福利文化中家庭通常承担缓冲结构性不平等的重要角色,但当家庭本身已处于贫困、暴力、疾病与资源匮乏状态时,这种缓冲机制即告失灵,使儿童和青年更容易被排除于支持网络之外。因此,青年期起始无家可归不仅体现个体脆弱性,更反映福利制度、儿童保护系统、教育系统和社区支持系统在识别与干预高风险家庭方面的不足。
研究还指出,青年期起始无家可归者更高的物质使用、自杀未遂和抑郁焦虑症状,提示心理健康问题、逆境暴露与无家可归之间并非线性关系,而是相互强化、循环加剧的关系网络。较少使用卫生服务却呈现更重的精神健康负担,说明现有服务体系在可及性、连续性和针对性方面存在明显障碍。由此,研究强调应采用以创伤知情照护(trauma-informed care)和以人为中心(person-centered)的干预路径,并在心理健康服务中纳入情境化与交叉性视角,避免将问题仅仅个体化或病理化。
研究结论部分表明:首次在青年期经历无家可归的人群,呈现出更长期、更反复的无家可归史,同时伴随更严重的早年逆境暴露、更多受害与司法卷入,以及更突出的抑郁、焦虑、药物依赖和自杀风险。青年期无家可归可能是多个支持系统未能及时回应脆弱家庭、儿童和青少年需要的信号,并进一步推动贫困与不利处境的代际传递。因而,解决这一问题需要以预防为核心,强化对高风险家庭和青少年的早期识别、住房保障、经济支持、心理健康干预、自杀预防与物质使用减害服务,同时发展针对青年无家可归者具体需要的政策与项目。整体而言,该研究从生命历程和结构性脆弱性角度,为理解无家可归的早发机制及其长期后果提供了重要实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