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大学助人专业职前学生的身体活动与主观幸福感:生活方式的作用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Physical activity and wellbeing among pre-service helping professionals: the role of lifestyle in a Hungarian university sample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13日 来源: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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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 PA)通常被认为有助于提升心理幸福感;然而,这种关系也可能反映更广泛的生活方式模式,而非直接的因果效应。本项横断面研究调查了匈牙利德布勒森大学(University of Debrecen)1,109名就读于助人

  
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 PA)通常被认为有助于提升心理幸福感;然而,这种关系也可能反映更广泛的生活方式模式,而非直接的因果效应。本项横断面研究调查了匈牙利德布勒森大学(University of Debrecen)1,109名就读于助人职业培养项目的职前学生,包括特殊教育、婴幼儿及早期儿童教育、学前教育和社会教育专业,考察其身体活动水平、主观幸福感及其预测因素。研究人员通过在线问卷收集数据,内容涵盖身体活动习惯、幸福感、饮食行为、睡眠以及动机因素。研究采用层级多元回归模型(hierarchical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s)分析每周身体活动和幸福感的预测因素。结果显示,在控制生活方式变量后,身体活动并不能独立预测幸福感。相反,幸福感由每日蔬菜摄入、对大学体育课程的喜爱、动机数量、睡眠充足性、经济状况以及对健康饮食的关注所预测。身体活动总量则由个体对身体活动重要性的感知、工作强度以及障碍数量所预测。兼顾工作与学习的非全日制学生,其身体活动水平和幸福感均高于全日制学生。研究结果提示,在该人群中,幸福感与连贯一致的生活方式模式之间的关联,强于其与单纯身体活动量之间的关联。
该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聚焦匈牙利德布勒森大学助人专业职前学生的身体活动(physical activity, PA)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检验这种关系是否在更广义的生活方式背景下成立。研究背景在于,既往研究普遍强调PA对心理健康和幸福感的积极作用,但大学生群体的健康行为往往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饮食质量、睡眠状况、社会经济条件及动机结构共同聚集。若不将这些变量同时纳入分析,PA与幸福感之间的独立关系可能被高估。对于助人专业学生而言,这一问题尤具现实意义,因为其未来职业角色本身就包含促进儿童、家庭及弱势人群健康与福祉的职责,因此其自身健康行为和幸福感既是结果变量,也是职业社会化的重要基础。研究人员据此开展了针对这一非传统大学生群体的实证研究,结论表明:幸福感更多与整体性生活方式模式相关,而非仅由PA总量决定;PA行为本身则主要受动机和结构性约束影响。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为高校健康促进提供了从“单一增加运动量”转向“整合生活方式干预”的证据。

主要技术方法:研究采用横断面在线问卷调查,样本来自匈牙利德布勒森大学四类助人专业,共获得1,109份有效问卷,回归分析样本为1,086例。测量内容包括PA、幸福感指数、饮食、睡眠、慢性病、经济状况、学习形式及动机—障碍变量。统计上先进行描述性分析、Spearman相关、Mann–Whitney U检验和Kruskal-Wallis H检验,再构建两个普通最小二乘(ordinary least squares, OLS)层级回归模型,并以有序Logistic回归进行敏感性分析。

研究结果如下。

3.1 样本特征
样本以女性为主,占95.6%,平均年龄32.0岁,年龄跨度18–67岁。70.7%为非全日制学生,且多数学生在学习同时从事工作,61.9%每天工作超过4 h。样本结构反映了匈牙利此类专业以在职成人学习者为主的培养特征,而非传统意义上刚离开中学的全日制大学生。

3.2 关键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整体来看,样本身体活动不足现象较为突出。44.7%的受访者一周不进行任何结构化运动,43.7%每周仅运动1–2次,只有11.5%每周达到3次及以上。尽管如此,学生对规律运动重要性的评价较高。最常见的运动动机是健康维持、体能与幸福感提升以及体型改善;最常见障碍则是时间压力。幸福感指数均值为2.71(4分制),五个条目中“醒来时感到清新和休息充分”的得分最低,提示睡眠相关福祉是薄弱环节。睡眠不足在样本中也较普遍,5–6 h睡眠者占47.1%,少于5 h者占6.5%。

3.3 按专业领域与学习形式的组间差异
不同专业之间,PA频率、PA总量、PA重要性感知、动机数和障碍数均无显著差异,说明身体活动行为在各专业间总体同质。相比之下,幸福感存在专业差异:特殊教育专业学生的幸福感显著低于婴幼儿及早期儿童教育专业和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大学体育课程愉悦感也存在显著专业差异,其中学前教育专业学生得分最高。按学习形式比较,非全日制学生的每周PA总量、幸福感以及对PA重要性的感知均高于全日制学生,而全日制学生报告的PA障碍更多。

3.4 身体活动预测因素的层级回归(Model A)
以每周PA总量为因变量的层级回归显示,社会人口学变量只能解释较少方差,其中工作强度是显著预测因子。加入健康与生活方式变量后,模型解释力小幅提升。再加入动机与态度变量后,最终模型显示三个显著预测因素:对PA重要性的感知为最强正向预测因子,工作强度也呈正向预测,而障碍数量呈负向预测。也就是说,越认为运动重要、工作活动越强的学生,其总体PA越高;报告的障碍越多,则PA越低。敏感性分析表明,这一结论在有序Logistic回归中方向一致。

3.5 幸福感预测因素的层级回归(Model B)
以幸福感指数为因变量时,社会人口学变量仅解释有限方差,经济状况和部分专业类别具有初步作用。纳入生活方式变量后,模型解释力提升最明显,说明生活方式是幸福感的重要来源。进一步加入PA变量后,模型增量并不显著,表明在控制饮食、睡眠和慢性病等因素后,PA分钟数和PA频率指数都不能独立解释幸福感。最终模型中,显著预测幸福感的因素包括:每日蔬菜摄入、大学体育课程愉悦感、婴幼儿及早期儿童教育专业身份、动机数量、睡眠充足性、经济状况,以及对健康饮食的关注。其中,每日蔬菜摄入是最强预测因子。这一结果说明,幸福感并非主要取决于运动量本身,而是更紧密嵌入于较为一致的健康生活方式之中。

讨论部分显示,本研究最重要的贡献在于对“PA自然提升幸福感”这一常见假设提出限定。研究人员指出,在多变量同时建模后,PA与幸福感的双变量关联大幅减弱,提示此前许多结论可能混合了饮食、睡眠和社会经济条件的共同效应。蔬菜摄入和对健康饮食的主动关注,不仅可能反映营养层面的益处,也可能标志着更强的自我调节取向。睡眠在控制其他生活方式因素后仍保持独立预测力,显示其对大学生幸福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与此同时,PA本身更受动机结构影响,尤其是价值内化后的“重要性感知”,以及现实障碍如时间不足的制约。非全日制、在职学生呈现出“身体活动和幸福感更高”的现象,说明传统围绕休闲运动的大学生健康模型并不完全适用于工作型成人学习者。特殊教育专业学生幸福感较低,则提示助人职业训练中的情绪负荷可能在职前阶段已开始显现。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本研究考察了匈牙利一所大学助人专业职前学生的身体活动水平、主观幸福感及其预测因素,可以得出三点实质性结论。第一,在将饮食习惯和睡眠充足性纳入同一模型后,身体活动总量不能独立预测主观幸福感。PA与幸福感在双变量层面的表观联系,更适合被解释为共享的生活方式背景,即一组相互连贯的健康支持性行为,而不是PA对心理幸福感的特异性作用。蔬菜摄入和睡眠充足性是最主要的幸福感预测因子,对健康饮食的关注也具有额外独立贡献。第二,在本研究模型中,PA行为与动机和结构性因素的关联强于与人口学特征的关联。对PA重要性的感知是最强预测因子,这与自我决定理论(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SDT)关于价值内化有助于维持健康行为的观点一致。第三,本研究揭示了两个具有群体和情境特异性的模式:在职成人型非全日制学生尽管面临更多竞争性需求,却报告了更高PA和更好幸福感;特殊教育专业学生的幸福感低于其他专业学生。总体而言,本研究表明,理解学生健康不能脱离PA所处的整体生活方式情境,也凸显了匈牙利高等教育中成人在职学习者比例高、助人专业训练情绪负荷大的结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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