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ronom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Driving climate resilience: citizen attitudes toward agroforestry and their policy implications in the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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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林复合经营为乡村景观提供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同时增强气候韧性与生物多样性。尽管关于农民采纳农林复合经营的研究不断增多，但对公民态度与优先关切的认识仍明显不足。公民对农林复合经营实践或政策的不赞成，可能削弱这些举措的合法性，并阻碍其长期实施。这一风险在将农林复合
农林复合经营为乡村景观提供关键生态系统服务，同时增强气候韧性与生物多样性。尽管关于农民采纳农林复合经营的研究不断增多，但对公民态度与优先关切的认识仍明显不足。公民对农林复合经营实践或政策的不赞成，可能削弱这些举措的合法性，并阻碍其长期实施。这一风险在将农林复合经营作为国家政策重点加以推进的国家尤为突出，例如英国。研究人员调查了1509名英国公民，以考察其对农林复合经营的态度，探讨影响这些态度的因素，并分析这些因素如何在样本的不同细分群体中发挥作用。总体而言，受访者对农林复合经营表现出中性至积极的态度。与气候韧性相关的收益——包括野生动物栖息地营造、温室气体捕集以及洪水控制——获得了最高评价。负面的社会经济后果——包括收益实现滞后、投入需求更高以及潜在利益相关方冲突——被认定为最主要的风险。结构方程模型（SEM）验证了一种用于解释受访者农林复合经营态度的新型混合模型，突出显示了三项主要驱动因素：诱发情感（evoked affect）、感知收益以及农业中环境保护重要性的感知。潜在类别分析（LCA）识别出三类不同的公民群体。与农林复合经营相关的感知风险对态度的负向影响，在谨慎型保护导向公民中最为显著。对于对乡村环境威胁敏感的公民而言，对乡村环境威胁的感知所产生的正向影响，超过了对农业中环境保护重要性感知的影响。在积极参与乡村事务的生态—生产导向公民中，对环境保护和粮食生产力二者重要性的感知，以及对乡村的依恋，均表现为接受度的强正向预测因子。研究结果表明，在英国各地区推动农林复合经营时，有必要采用考虑多样化公民偏好的整体性方法（holistic approach），并强调在农林复合经营政策中于景观尺度统筹应对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
该文发表于《Agronom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聚焦英国公民对农林复合经营的认知、态度及其政策含义。研究背景在于，农林复合经营作为将树木和灌木整合进农业系统的土地利用方式，被认为能够同时提供生态系统服务、提升气候韧性、促进生物多样性并增强农业系统对气候变率的适应能力，因此已成为英国实现净零排放和推进乡村可持续转型的重要政策工具。然而，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农民采纳行为，对公民如何看待农林复合经营、如何评价其收益与风险、以及不同社会文化群体之间是否存在显著差异，关注明显不足。由于农林复合经营会改变乡村土地利用和景观形态，若公民对相关实践和政策缺乏支持，便可能削弱政策合法性，诱发区域性社会冲突，并影响相关措施的长期实施。英国农业用地广泛、乡村景观又与国家文化认同密切相关，因此有必要从公民视角系统评估社会接受度，并据此优化政策设计。
围绕上述问题，研究人员构建了一个解释英国公民农林复合经营态度的综合性混合模型，并结合潜在异质性识别方法，分析影响态度形成的关键因素。研究目标包括四个层面：其一，考察英国公民对农林复合经营总体态度及对不同农林复合经营类型的支持程度；其二，识别与态度相关的农林复合经营特异性感知因素，如感知收益、感知风险和诱发情感；其三，纳入乡村与农业相关的一般性价值和偏好因素，如对乡村环境威胁的感知、对维持当前乡村景观的偏好、对农业中环境保护和粮食生产力重要性的评价，以及对乡村的地方依恋；其四，分析这些因素在不同公民群体中的作用机制差异。研究结论显示，英国公民整体上对农林复合经营持中性偏积极态度，最认可的收益集中于野生动物栖息地创造、温室气体捕集和农地洪水调节，而最受担忧的风险则主要是收益回收周期长、投入增加和利益相关方冲突等社会经济后果。模型结果表明，诱发情感、感知收益和农业中环境保护重要性感知，是解释态度的核心驱动因素。进一步地，潜在类别分析揭示了三类公民细分群体，不同群体对风险、环境威胁、生产力和地方依恋的响应模式并不一致。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将公民偏好系统纳入农林复合经营政策讨论，为英国不同地区制定更有针对性、更具社会合法性的推广策略提供了证据基础，同时强调景观尺度多重生态系统服务统筹治理的必要性。
在方法上，研究人员于2024年12月至2025年3月委托Qualtrics LLC对英国18岁以上成年人开展在线问卷调查，采用年龄、性别、教育程度和英国12个地区人口比例配额抽样，获得1509份样本。问卷在焦点小组研究和预测试基础上形成，测量乡村依恋、乡村环境威胁感知、景观维持偏好、农业价值取向、农林复合经营熟悉度、诱发情感、感知收益与风险以及总体态度。数据分析包括描述统计、t检验、Welsh单因素方差分析、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有限混合偏最小二乘（FIMIX-PLS）与偏最小二乘预测导向分割（PLS-POS），并结合多组比较和事后分析识别潜在群体及其可观测特征。
3.1 Perceptions related to the countryside and farming
结果显示，54.7%的受访者是乡村高频接触者。总体上，受访者对乡村具有较强依恋，对乡村环境面临的威胁以及在环境治理中维持当前乡村景观的偏好均处于中等偏高水平。受访者普遍认为，农业实践中环境保护的重要性高于粮食生产力，并将其视为评价“良好农业”的重要标准。区域比较表明，不同地区在乡村依恋、威胁感知和农业价值取向上存在差异，说明公民对乡村与农业的基本认知并不均质，这为后续解释态度差异提供了基础。
3.2 Familiarity with and affective response to agroforestry
通过对农林复合经营熟悉度及情感反应的调查，研究人员发现，尽管46.1%的受访者此前知道农民会将树木和灌木整合进农业实践，但仅30.1%熟悉“农林复合经营”这一术语。开放式回答显示，该术语主要诱发“树木和森林”“陌生感”“风险与不确定性”“土地管理”“自然与环境保护”“土地利用变化”等六类意象，其中“树木和森林”与“陌生感”最常见。整体来看，农林复合经营诱发的情感倾向于中性至积极，但“风险与不确定性”类别更易伴随负面情绪。这一结果表明，公民对农林复合经营的态度不仅由理性判断构成，也深受初始意象和情感捷径影响。
3.3 Perceptions and attitudes toward agroforestry
在总体评价上，受访者认为农林复合经营具有中等至较高收益、较低至中等风险，并普遍持中性至积极态度。超过半数受访者表现出明确积极态度。就具体收益而言，野生动物栖息地营造、温室气体捕集和洪水控制评价最高；就具体风险而言，收益滞后、额外投入需求和潜在利益相关方冲突最受关注。针对三类农林复合经营形式——林农复合（silvoarable）、林牧复合（silvopastoral）以及树篱、农场林地或沿河森林——受访者均表现出较高支持，但对林牧复合及树篱/农场林地/沿河森林的支持显著高于林农复合，且这一模式在多数地区保持一致。社会人口学分析还表明，受过高等教育者和经常进入乡村者对农林复合经营持更积极态度；25–34岁及55–64岁群体较18–24岁群体更积极；性别差异则不显著。上述结果说明，社会经历、教育背景和乡村接触频率会影响公民接受度。
3.4 Results of whole-sample SEM
在全样本结构方程模型中，测量模型与结构模型均满足信度、效度和拟合标准，模型可解释态度变异的65%。结果表明，农林复合经营所诱发的积极情感会降低风险感知、提高收益感知，并直接增强积极态度，从而支持双加工理论中情感路径的重要作用。偏好维持当前乡村景观的受访者，更倾向于感知农林复合经营风险。对乡村环境威胁感知更高的受访者，则更容易对农林复合经营产生积极情感、更高收益评价和更积极态度。将环境保护和粮食生产力视为农业重要目标的受访者，也更可能对农林复合经营持正面态度，但重视粮食生产力同时会提高其风险感知。乡村依恋并不直接影响态度，而是通过提高环境威胁感知、增强景观维持偏好、提高对环境保护与粮食生产力重要性的评价，并进一步影响风险、收益与情感，间接塑造态度。综合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后，感知收益和诱发情感仍是最重要因素，但农业中环境保护重要性的总效应进一步凸显，超过了单纯风险感知的作用。
3.5 Results of the latent class analysis
潜在类别分析识别出三类公民群体。第一类为“谨慎型保护导向公民”，其态度更受农业中环境保护重要性感知的正向驱动，同时也最易受到农林复合经营风险感知的负向影响，说明该群体虽重视生态保护，但对土地利用变迁保持谨慎。第二类为“对乡村环境威胁敏感的公民”，其对农林复合经营的情感与态度更强烈地受到乡村环境威胁感知的正向影响，意味着只有当农林复合经营被视为应对既有环境威胁的有效手段时，该群体才更容易支持。第三类为“积极参与乡村事务的生态—生产导向公民”，其态度主要由乡村依恋、环境保护重要性感知以及粮食生产力重要性感知共同驱动，显示其并不将生产与保护视为非此即彼的关系。事后分析进一步指出，这三类群体在景观偏好、生产力重视程度、风险感知、年龄和教育程度上存在差异，且在英国不同地区的分布比例不同，说明公众并非一个同质整体，政策传播和制度设计需要因群体与地域而异。
讨论部分指出，该研究首先证实，在英国情境下，公民总体上认为农林复合经营的收益大于风险，但这种积极性存在明显区域差异。论文强调，不同地区过往政策争议、地方农业传统与公众参与经历，可能与这种差异并存，因此制定政策时不能忽视地方语境。其次，研究通过综合模型表明，公民态度并非只由农林复合经营本身的收益与风险判断决定，还受到更深层的乡村观、农业观和地方依恋影响。尤其是乡村依恋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它通过提升环境关切和环境保护价值，增强对农林复合经营收益的认可；另一方面，它也可能通过强化景观维持偏好和粮食生产诉求，提高对农林复合经营的风险担忧。因此，地方依恋既可能促进支持，也可能放大冲突。再次，研究在政策层面主张采用整体性路径：在推广农林复合经营时，应兼顾野生动物栖息地、气候韧性等公民高度重视的生态系统服务，优先鼓励符合农业生态学原则的“良好”农林复合经营实践；同时，应结合农民、公民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偏好开展协同设计，降低利益分歧。在传播策略上，应根据不同公民群体特征进行定向沟通：对情感驱动更强的群体，可通过更契合其价值偏好的叙事与图像提升接受度；对更强调知识与生产—保护平衡的群体，则需加强科学证据和地方化展示。论文还指出，英国现有政策对景观尺度土地利用变化考虑不足，未来应支持农户与邻近土地管理者、区域景观规划之间形成更好协调，以避免零散而文化上失配的乡村转型。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据作者所知，本研究首次构建并检验了一种综合性混合模型，用以解释英国公民对农林复合经营的态度，同时考虑了关键因素作用在样本内三个不同群体之间所存在的未观测异质性。诱发情感和收益感知是两项与农林复合经营直接相关、且持续对态度形成发挥重要作用的因素。然而，结合潜在类别分析后，建模结果也进一步凸显了与乡村和农业相关感知的重要性。例如，在谨慎型保护导向公民中，对农业中环境保护重要性的感知，对态度的正向影响甚至超过收益感知。此外，在积极参与乡村事务的生态—生产导向公民中，对粮食生产力以及农业中环境保护重要性的感知，对态度的正向影响均大于诱发情感。通过同时分析模型中各因素在总体层面及细分群体层面的相互关系，本研究为未来推动农林复合经营提供了具有价值的政策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