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Disaster Risk Reduction》：Mapping Participatory Approaches in Disaster Risk Management: A Scoping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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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灾害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和严重，而城市化和人口增长则加剧了暴露和影响。有效的减灾（DRR）需要包容的、以社区为中心的方法，这些方法整合地方知识、社会参与和科学证据。尽管诸如《兵库行动框架》（2005–2015）和《仙台减灾框架》（2015–
由于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灾害正变得越来越频繁和严重，而城市化和人口增长则加剧了暴露和影响。有效的减灾（DRR）需要包容的、以社区为中心的方法，这些方法整合地方知识、社会参与和科学证据。尽管诸如《兵库行动框架》（2005–2015）和《仙台减灾框架》（2015–2030）等框架强调利益相关者参与和“全社会”方法，但在灾害风险管理（DRM）周期各阶段——减灾、备灾、响应和恢复——中参与的深度、形式和影响仍知之甚少。这项范围综述研究了应用于DRM各阶段的参与式研究和公民科学方法。研究人员使用归纳分类和演绎分类类型学分析了总共51项研究，捕捉了从咨询性到变革性参与的谱系。研究结果显示，较高层次的参与，如共同创造和共同行动，集中在备灾和减灾阶段，而响应和恢复阶段的参与有限。参与式行动研究和共同创造显示出增强地方能动性、韧性和知识共同生产的潜力。然而，受到持续存在的障碍的限制，包括权力不对称、资源和时间有限、代表性不均，以及将社区知识整合到正式决策中的困难。这些结果强调了需要持续的、情境敏感的策略和更广泛的系统性干预措施，包括解决权力动态和促进包容性的政策改革。加强所有灾害阶段的参与可以提高DRR的有效性、公平性和可持续性，确保社区知识和能动性对增强韧性做出有意义的贡献。
**1. 引言**
灾害发生愈发频繁且强度增大，主要由气候变化和环境退化驱动，而城市扩张和人口增长加剧了暴露及相关影响。减灾（DRR）已成为关键，强调在灾害发生前预测、减轻和管理风险的主动策略。《兵库行动框架》（2005–2015）建立了首个综合性的国际DRR议程，但解决潜在风险驱动因素的进展仍然有限，其关键教训之一是需要更有效的利益相关者参与。在此基础上，《仙台减灾框架》（SFDRR）（2015–2030）通过其“全社会”视角，更加强调包容的、以社区为中心的方法，特别是强调让脆弱人群参与DRR过程，以增强地方自主权、适应能力和韧性。灾害风险管理（DRM）周期提供了一个结构化视角，以理解参与可能发生的阶段，包括减灾、备灾、响应和恢复。尽管自SFDRR通过以来，人们日益强调以人为本的灾害管理，但对参与在DRM各阶段的程度、形式和影响仍知之甚少。近期综述虽探讨了参与式方法，但未系统性地检视涵盖公民科学倡议的广泛谱系，也缺乏运用明确的参与框架来比较不同DRM阶段中的参与层次和形式。为填补此空白，研究人员进行了此项范围综述，旨在系统识别、分类和综合DRM中使用的参与式和公民科学方法，并运用Dyball的参与类型学进行分析，以评估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影响力和决策权分配。该综述具体回答四个研究问题：1）哪些参与式和公民科学方法被用于灾害风险管理；2）这些方法应用于DRM周期的哪些阶段；3）通过这些方法实现了哪些形式和层次的参与，如何与Dyball类型学对应；4）影响不同参与形式实施和效果的关键障碍与促进因素。
**2. 理论背景**
**2.1. 参与式研究**：参与式研究与参与式行动研究（PAR）被描述为一种方法而非具体技术，其关键区别在于研究过程中权力的位置。参与式过程涉及克服固化权力关系，在透明的决策过程中为所有参与群体提供知识获取途径。参与者应作为过程的主体而非客体。尽管参与式方法论具有反思性、灵活性和迭代性，但也面临可能带有偏见和缺乏严谨性的批评。根据Dyball等人（2009）在Arnstein（1969）和Cornwall（1995）基础上提出的分类，参与从被动到主动形成一个权力谱系：低端为强制、告知或咨询，社区影响有限，外部行为者掌控；中间为“诱引”层面，一方保留主动权；高端为共同创造和共同行动，地方行为者有意义地塑造研究设计、决策和结果。
**2.2. 公民科学**：公民科学同样以公众参与为中心，源于环境和自然科学领域，指公众参与科学数据收集和分析。最初确定了三种参与模式：贡献型（仅数据收集）、合作型（参与数据分析和解释）和共同创造型（参与科学过程所有阶段）。Arnstein（1969）的参与阶梯提供了补充视角，展示了从非参与（操纵、治疗）、到象征性参与（告知、咨询、安抚）、再到公民权力（伙伴关系、授权、公民控制）的八个梯级。
**2.3. 公民科学与参与的重叠**：尽管起源不同，但两者都关注权力再分配、重视地方知识和促进知识共同生产。当公民科学走向高层次的公众参与（如共同创造）时，其核心原则与参与式研究相呼应。在本研究中，公民科学被理解为参与式知识生产的一种形态而非独立概念。Dyball的分类因其涵盖范围更广，被认为更适合作为本研究分析参与式方法的总体框架。
**3. 方法**
方法遵循JBI范围综述手册和PRISMA-ScR清单。研究于2025年4月22日在三个数据库（PubMed、Scopus、Web of Science）中进行，围绕两个主题块构建检索策略：与灾害风险管理相关的术语（如“disaster risk management”）和反映参与式及共同创造方法的术语（如“participatory methods”）。检索限定于2015–2025年，以确保在SFDRR通过后发表的相关证据。筛选由一位作者进行，不确定和模棱两可的情况通过作者间讨论达成共识。纳入标准：英文同行评审文章，明确在灾害背景下通过参与式方法或公民科学让社区参与，且社区参与是过程的组成部分；研究针对灾害或危害；包含One Health（OH）框架。排除标准：非英文、未在灾害背景下进行、仅探索感知而无参与成分、仅涉及专家或当局等。数据提取采用结构化电子表格，提取书目信息、地理区域、危害类型、参与方法、利益相关者、DRM周期阶段、报告结果、障碍和促进因素。参与方法分类采用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首先归纳开发分类系统，然后将其与Dyball（2009）的参与分类进行演绎对齐。每个研究还根据DRM周期阶段进行归纳分类。研究质量采用混合方法评价工具（MMAT）2018版进行评估，结果显示纳入文献的方法学质量范围为中等至高等，但质量评价结果不用于排除或加权研究。
**4. 结果**
检索共产生7912条记录，去重后筛去2763条，最终纳入51篇文献进行分析。
**4.1. 纳入研究的特征**：研究发表于2015–2025年，近年集中，2023–2025年占一半。地理分布广泛，涵盖多洲，欧洲和非洲研究较多。危害类型以洪水（13项）和气候相关事件为主，也包括传染病疫情等。DRM周期阶段分布：备灾阶段研究最多（31项），减灾（9项）、响应（7项）和恢复（4项）较少。参与分布：通过归纳分类识别出六类主题（参与式行动研究、共同设计与共同生产、参与式沟通与信息系统、参与式制图与空间知识整合、公民主导的数据收集与社区主导监测、参与式咨询），并演绎对齐至Dyball的参与层次：最高层“共同行动”对应PAR；“共同创造”对应共同设计与共同生产；“诱引”层对应参与式沟通与信息系统及参与式制图；“咨询”层对应公民主导数据收集与社区主导监测及参与式咨询。未发现“告知”或“强制”类别。进一步分析显示，较高层参与集中在备灾和减灾阶段，响应和恢复阶段参与较少且层次较低。对不同危害类型的交叉分析表明，较高参与层次多与洪水、气候相关危害和多危害背景相关，健康相关危害主要关联咨询层次。
**4.2. 研究结果概述**
**4.2.1. 促进参与式方法的因素**：关键促进因素包括过程的灵活性、多样的招募策略、在当地举办活动以降低成本。早期接触多样化利益相关者、持续社区倾听、社区领袖参与、游戏化策略（如与微学习结合）有助于维持参与。建立政府、技术机构、民间社会和社区之间的联盟增强了集体行动。信任是重要促进因素，跨学科合作被视为必要且有前景的工具。赋权是核心结果，通过让社区与政府和技术专家共同参与危机管理，促进科学知识与地方视角的整合。
**4.2.2. 实施参与式方法的挑战与局限**：主要障碍包括工作量大（超出志愿能力）、时间限制、需要熟练的引导者、持续利益相关者参与困难。相互理解、术语和语言构成挑战，尤其在跨部门合作中。权力公平分配困难，资源更丰富或有影响力的行为者主导，使弱势群体声音被压制。初始不信任、数据管理问题（缺乏标准化报告工具）以及情感文化障碍（如讨论灾害引发恐惧焦虑）也制约了参与。
**4.2.3. 参与式行动研究（PAR）**：PAR（对应共同行动）主要集中在减灾阶段，两项涉及备灾，一项涉及响应。例如，Dagneau等（2025）在刚果（金）的OH倡议中应用PAR，通过社区调查和讨论共同制定战略行动计划。Crabtree等（2015）在夏威夷用Photovoice评估海啸脆弱性和能力，最终形成行动计划并教会社区复制过程。Hall Moran等（2023）在巴基斯坦农村共同设计COVID-19风险沟通策略，包括PAR会议、资源动员和通过社区健康倡导者传递信息。
**4.2.4. 共同设计与共同生产方法**：这类方法（对应共同创造）多见于备灾，减灾、恢复和响应阶段较少。如Palma等（2025）在智利共同创建学校课程（海岸环境社区学校），过程包括社区领袖会议、主题工作组、建立联盟等。Mugari等（2025）在南非对洪水适应进行共同设计，通过参与式工作坊共同探索风险和制定建议。Pagano等（2019）采用参与式系统动力学建模，结合模糊认知映射和工作坊共同制定洪水管理方案。Vollmer等（2025）的Firelogue项目通过多利益相关者共同创造探讨野火风险管理。Al-Harithy等（2023）在贝鲁特港口爆炸后的恢复阶段实施公民科学数据收集和共同设计工作坊。
**4.2.5. 参与式沟通与信息系统**：主要处于“诱引”层次，多数在备灾阶段。Urbanelli等（2024）开发了新型沟通工具，通过用户研究、设计和迭代验证，使多方利益相关者共享平台。Washington等（2023）在COVID-19响应中实施社区参与式风险沟通，基于既有伙伴关系，培训社区沟通领袖传播健康信息。
**4.2.6. 参与式制图与空间知识整合**：也处于“诱引”层次，以备灾为主。Samaddar等（2022）在孟买达拉维的非正规住区进行参与式洪水风险制图，经过培训、制图、数字化、验证和评估。Schumann等（2018）在飓风卡特里娜后的恢复阶段，使用参与式制图验证空间恢复指标，揭示官方评估与生活经验的差异。
**4.2.7. 公民主导的数据收集与社区主导监测**：主要处于“咨询”层次，以备灾为主。Estallo等（2024）在阿根廷开展学生主导的科学活动，通过家庭调查、后院检查和清除孳生地点评估登革热预防。Byrne等（2020）在非流行病阶段实施社区主导监测（CBS），通过两级培训模型训练志愿者报告传染病。Li等（2016）在埃博拉响应中实施基于社区的方法，包括社区教育、接触追踪和病例隔离。
**4.2.8. 参与式咨询**：完全集中于备灾阶段。Koutsovili等（2023）通过参与式咨询，让教师、农民、市政员工等共同讨论洪水的自然解决方案（NBS），设计问题树和解决方案树，并通过问卷评估。
**5. 讨论**
这项针对性综述纳入51项研究，检视了参与式方法在DRM周期不同阶段和不同危害类型中的性质与程度。研究在社区参与深度和决策权力分配上差异显著：咨询层次中社区主要作为信息源；中间层次（参与式制图和沟通系统）社区更积极参与知识生成但影响有限；高层次（共同设计和共同生产）利益相关者参与规划和审议但决策权通常部分共享；最高层次（PAR/共同行动）直接塑造和实施解决方案。PAR最接近变革性参与，但研究数量少且分布不均，需要信任建设、长期投入等条件。共同创造强调协作规划和设计，在备灾阶段常见，但资源密集且难以持续。参与式沟通和制图在“诱引”层次支持知识生产，但过程控制常保留在外部。咨询层次方法为决策提供地方见解，但仍属外部主导。总体而言，25项研究处于较低参与层次，20项包含共同创造元素，仅6项达到共同行动层次，表明参与往往停留在工具层面而非真正变革性。参与层次与DRM阶段交叉分析显示：较高层次集中在备灾和减灾，响应和恢复阶段参与有限且强度较低，这可能反映了紧急和复杂条件下对参与机会的制约，以及自发社区行动在文献中的低报告率。此外，尽管SFDRR提倡参与，但研究未明确显示其直接推动参与实践，地方性促进因素更为关键。最后，参与本身不保证包容性或公平结果，权力动态可能再现不平等。
**6. 局限性**
本综述存在若干局限：文献检索和选择由单一位研究者进行归纳解释，虽应用既定框架减少主观性，但仍存在判断偏差；DRM阶段分类在某些情况下不够清晰；纳入标准排除了“告知”和“强制”层次，可能高估了参与深度；纳入的研究发表时间在SFDRR之后但数据收集可能在之前；MMAT质量评价中部分标准评为“不确定”；综述方案未预先注册；仅纳入英文文献，可能遗漏灰色文献和当地实践报告。
**7. 结论**
证据显示参与式方法在DRR中既有潜力也有局限。高层次参与（共同创造和共同行动）能让社区塑造决策、增强韧性。但持续挑战包括权力不对称、代表性不均、时间约束和知识整合困难。参与在备灾和减灾阶段集中，响应和恢复阶段有意义参与不足。即使有参与，也不自动保证包容或公平结果。实现潜力需要有意设计、持续参与、关注权力关系并适应本地环境。未来研究需要系统评估参与对DRR结果的影响，尤其是响应和恢复阶段，以及参与过程如何影响边缘化群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