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脱离机制作为直接和间接欺凌实施行为的预测因素：一项短期纵向研究

《BMC Psychology》：Mechanisms of moral disengagement as predictors of direct and indirect bullying perpetration: a short-term longitudinal study

　　

当前研究探讨了道德脱离（moral disengagement）的特定机制是否能预测瑞典小学高年级学生样本中的欺凌实施行为（bullying perpetration）。研究人员假设，道德辩护（moral justification，即将有害行为描述为服务于崇高或社会有价值的目的）和受害者归因（victim attribution，即责备受害者自取其咎）均与随后的欺凌实施行为呈正相关。参与者包括471名4-6年级学生，在两个时间点完成了基于网络的问卷。分析包括两个线性回归分析——一个针对间接欺凌（indirect bullying），一个针对直接欺凌（direct bullying）。结果表明，道德辩护显著预测了欺凌行为。受害者归因预测了更高水平的间接欺凌，并且与女孩中的欺凌显著相关。研究结果表明，评估学生的道德观念以及识别和干预脱离模式可能是实践者需要考虑的途径。此外，干预项目需要考虑性别差异，并特别针对责备受害者的态度。

**研究背景与问题**
欺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问题，表现为反复的、基于权力不平衡的侵略行为，包括直接形式（如身体和言语攻击）和间接形式（如排斥或散布谣言）。以往研究强调道德认知在理解欺凌行为中的关键作用，其中道德脱离（moral disengagement）被视为核心因素。道德脱离指个体通过社会认知过程合理化或辩解有害行为，从而减轻内疚或自我谴责。Bandura提出八种道德脱离机制，分为行为、责任、结果和受害者四个焦点。尽管已有横断面研究显示道德脱离与欺凌相关，但缺乏纵向证据探讨具体机制对后续欺凌的预测作用。此外，以往研究多将道德脱离视为单维结构，忽略了不同机制可能对直接和间接欺凌产生差异化影响。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以瑞典小学高年级学生为样本，考察道德辩护和受害者归因等特定机制是否能预测随后的欺凌行为，并探讨性别差异。

**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纵向设计，于同一学年内两个时间点（秋季和春季）收集数据。样本来自瑞典8个市镇的471名4-6年级学生（55%为女孩，年龄9.9-12.8岁），涵盖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和城乡地区，其中13%有移民背景。通过基于网络的问卷测量道德脱离机制（采用道德脱离欺凌量表，MDBS，共17个条目，涵盖七个机制：道德辩护、委婉标签、有利比较、责任转移、责任分散、后果扭曲、受害者归因）和欺凌实施行为（直接欺凌5个条目，间接欺凌3个条目）。数据分析采用两个线性回归模型（分别以直接欺凌和间接欺凌为因变量），纳入班级随机截距以控制嵌套结构，并在第二步中加入道德脱离机制和性别交互项。

**研究结果**
**直接欺凌（Direct bullying）**
在控制性别和前期欺凌水平后，前期欺凌显著预测后期直接欺凌（效应量=0.75）。道德辩护（效应量=0.08）和责任转移（效应量=0.09）在时间1的水平与时间2的直接欺凌呈正相关，而后果扭曲（效应量=-0.10）呈负相关。受害者归因的主效应不显著，但与性别存在显著交互作用（p=0.004）：仅在女孩中，受害者归因预测更高水平的直接欺凌（简单斜率显著，p=0.002），男孩中不显著。

**间接欺凌（Indirect bullying）**
在控制变量后，前期欺凌显著预测后期间接欺凌（效应量=0.76）。道德辩护（效应量=0.07）、责任转移（效应量=0.10）和受害者归因（效应量=0.10）均与间接欺凌正相关，而后果扭曲（效应量=-0.13）呈负相关。委婉标签、有利比较和责任分散无显著预测作用。

**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道德辩护一致预测直接和间接欺凌，支持了行为焦点机制在欺凌中的关键作用。受害者归因预测间接欺凌，并在直接欺凌中仅对女孩显著，提示女孩可能更需要通过责备受害者来合理化直接攻击行为，这可能与直接攻击对女孩的社会接受度较低有关。责任转移的显著预测效应是首次在多元模型中报告，表明该机制可能通过减少个人责任促进欺凌，尤其适用于“追随者”角色。后果扭曲的负向关联出乎意料，可能源于抑制效应：当控制其他机制（如道德辩护和受害者归因）时，低后果扭曲但高其他机制的学生更可能参与欺凌，暗示这类学生虽意识到伤害但仍通过其他理由脱离道德约束。研究结论指出，评估学生的道德观念并识别特定脱离模式（如道德辩护、责任转移、受害者归因）对干预具有实践意义，项目应针对性别差异，尤其关注女孩中对受害者的责备态度。本研究发表在《BMC Psycholog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