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程法庭法医评估是否会损害出庭形象?律师询问对专家可信度的影响

《Psychology, Crime & Law》:Will remote forensic evaluations make you look bad in court? The influence of attorney questioning on expert credibility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07月16日 来源:Psychology, Crime & Law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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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于许多法医精神健康临床工作者而言,在新型冠状病毒(coronavirus)大流行暴发之前,远程开展评估并非常规实践。现有关于远程法医服务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感知层面的顾虑以及自我报告的使用情况。基于156名具备陪审资格的参与者样本,本研究首次以实证方式探

  
摘要:对于许多法医精神健康临床工作者而言,在新型冠状病毒(coronavirus)大流行暴发之前,远程开展评估并非常规实践。现有关于远程法医服务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感知层面的顾虑以及自我报告的使用情况。基于156名具备陪审资格的参与者样本,本研究首次以实证方式探讨:以远程方式实施评估,是否会转化为法庭中的不利影响。参与者听取了一场模拟的有争议受审能力(competency)听证,在该听证中,一名专家就其使用视频会议技术(videoconferencing technology)与被告进行评估所得结果作证。与预期一致,相较于实验控制条件——即律师提问中排除与视频会议相关内容——听到律师在交叉询问(cross-examination)中提出有关远程评估准确性质疑问题的参与者,对该专家的可信度评价更低。尽管结果如此,本研究并不应被用来支持放弃远程法医评估;相反,研究提示,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研究并提出实践建议,以更好地应对交叉询问中的提问,和/或向法庭说明远程评估的效度。文章还讨论了对专家、律师以及法医心理学研究者的其他启示与建议。
该文发表于《Psychology, Crime 》。研究聚焦于法医精神健康评估在后疫情时期快速远程化之后,一个此前缺乏实证回答的关键司法问题:当法医专家在法庭上说明其评估系通过视频会议技术完成时,这一方法选择是否会在交叉询问中被转化为对专家可信度的不利攻击,并进一步影响事实裁判者对专家意见的采纳。研究背景在于,COVID-19疫情显著推动了心理健康与法医服务向远程医疗(telehealth)模式迁移,视频会议技术在法医评估中的应用频率明显上升,尤其在受审能力评估领域更为常见。既往研究总体表明,面对面与视频会议评估在许多结局指标上差异并不显著,且远程评估具有提高可及性、缩短等待时间、降低司法成本等优势。然而,心理—法律(psycho-legal)共同体对其适用性仍保留若干顾虑,例如精神症状评估是否足够准确、伪装识别是否受损、评估环境是否更难控制,以及法院是否会认可此类评估。由于律师在专家证言中常通过质疑方法学选择与临床判断来削弱证人可信度,因此,围绕视频会议技术的质疑可能成为法庭对抗中的重要策略。研究开展的必要性正在于:既有文献多关注远程评估本身的可行性与使用态度,却较少检验这类方法选择在法庭语境中对专家可信度和法律判断的“下游效应”。

为解决上述问题,研究人员采用实验设计,系统操纵检察方与辩护方在专家作证时是否提出与视频会议相关的支持性或挑战性质询。研究假设包括:单独出现挑战性视频会议交叉询问,或同时出现支持性直接询问与挑战性交叉询问时,参与者会认为专家较不可信、对证言投入较低,并赋予其证言较少权重;同时,研究人员还预期,专家可信度越高,参与者越可能认定被告具有受审能力。研究结果表明,交叉询问中一旦引入对远程评估准确性与妥当性的质疑,专家可信度即显著下降;当支持性直接询问与挑战性交叉询问同时出现时,除可信度下降外,参与者赋予专家证言的权重也会降低。与此同时,单独的支持性询问并未显著提升专家形象,提示在法庭信息加工中,负性信息可能比正性澄清更具影响力。不过,尽管可信度受到一定削弱,多数参与者仍然支持专家关于被告具有受审能力的意见,说明远程评估并未在总体上导致专家意见被大规模拒绝。该研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首次实证展示了:远程法医评估进入法庭后,其核心风险未必在评估本身,而可能在于律师如何框定这一评估方式。因而,问题不在于是否应放弃远程评估,而在于如何通过规范化报告、专家准备与法庭教育,减少无根据质疑对专家可信度的侵蚀。

在方法上,研究人员基于单因素实验框架设置4种条件:仅有支持性视频会议直接询问、仅有挑战性视频会议交叉询问、二者同时存在,以及二者均不存在的实验控制条件。样本来自Amazon Mechanical Turk(MTurk),纳入156名符合美国陪审资格的成年人。刺激材料为约12分钟的模拟受审能力争议听证音频及同步文字稿,内容源于真实匿名庭审记录并经改编。主要测量包括证人可信度量表(Witness Credibility Scale, WCS)、研究者编制的证言权重与专家投入度条目,以及被告是否具有受审能力的二元判断。统计分析主要采用带计划对比的方差分析(ANOVA)、二元Logistic回归与列联分析。

研究结果部分可概括如下。

The current study
本研究以实验方式考察律师关于视频会议技术使用的提问,是否会改变事实裁判者对专家及其证言的看法。研究设置了4种条件:其一,仅由检察方在直接询问中提出支持视频会议使用的问题;其二,仅由辩护方在交叉询问中提出质疑视频会议使用的问题;其三,二者同时存在;其四,双方均不提出与视频会议有关的问题,作为实验控制。研究的核心目的在于识别,不同法庭提问框架对专家可信度、证言权重、证言投入感以及受审能力判断的影响。

Materials and methods
研究人员先通过G*Power 3.1进行效能分析,设定中到大效应量与4组比较后,确定最小样本量需求,并最终形成156人的有效样本。受试者均为美国成年人,满足典型陪审资格。实验材料为模拟争议性受审能力听证的音频与文字稿,专家“Dr. Rice”报告其使用安全版Zoom对被告“Mr. Wood”实施评估并认为其具有受审能力。研究通过操纵律师是否围绕视频会议提出支持或质疑问题,以隔离该变量对法庭印象的影响。

Pilot study
正式研究前,研究人员以50名本科生进行了预测试,以检验实验操纵是否足够显著。初始脚本未能显著改变参与者对远程评估使用妥当性的看法,说明原操纵不足。为此,研究人员进一步咨询经常开展远程评估的领域专家,修订问题设置与专家应答风格,以增强外部效度,并使支持性与挑战性质询更接近真实法庭实践。

Measures
研究采用WCS评估专家可信度,该量表原有20个条目,本研究因音频刺激无法呈现外表和某些非言语特征,保留其中16项,总体内部一致性良好。研究者另行设置条目,评估参与者认为专家对证言的投入程度、其愿意赋予证言的权重,以及是否认同专家关于受审能力的结论。此外,问卷还设置注意力检测项目与去标识化人口学问卷,以保证数据质量。

Results
描述性分析显示,参与者整体上对专家持中等偏积极评价:专家可信度平均得分为138.29/160,投入度平均为6.01/7,证言权重平均为7.67/10。这说明,即使在存在挑战的情境中,专家形象总体并未被彻底否定。

Inferential analyses
在推断统计层面,研究发现不同条件之间在专家可信度与证言权重上存在显著差异,但在专家投入度上无显著差异。与不含视频会议相关提问的实验控制条件相比,仅听到挑战性视频会议交叉询问的参与者,对专家可信度的评价显著更低。这一条件下,证言权重与投入度虽有下降趋势,但未达到显著水平,因此仅部分支持假设H1a。与此同时,在同时出现支持性直接询问与挑战性交叉询问的条件下,参与者不仅认为专家显著更不可信,而且赋予其证言的权重也显著更低,而对投入度的评价仍无显著变化,这部分支持假设H1b。单独出现支持性直接询问则并未相对于控制条件产生显著影响,表明检察方围绕视频会议所作的正面铺垫不足以提升专家的整体法庭说服力。

在预测被告是否被认定具有受审能力方面,二元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专家可信度越高,参与者越可能认同专家意见,认为被告具有受审能力;每增加1个单位的可信度评分,作出“有受审能力”判断的比值比(odds)增加1.04,支持假设H2。尽管如此,进一步的卡方分析表明,不同律师提问条件与最终受审能力判断之间并无显著关联。频数分析显示,无论听到何种提问,87.8%的参与者都认同专家关于被告具备受审能力的结论。也就是说,律师围绕视频会议技术的提问虽能削弱专家形象与部分证言权重,但尚不足以显著改变绝大多数参与者的案件结论。

Discussion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首次表明,在法庭语境中,关于视频会议评估的交叉询问确实可能损害专家可信度。若参与者只听到无相关质疑,或仅听到支持性说明,则专家及其证言通常被积极看待;反之,一旦出现挑战性提问,即使此前已有支持性铺垫,可信度仍会下降。研究人员据此指出,支持性直接询问并不能充分抵消交叉询问的削弱效应。文章进一步讨论了两种可能解释:其一为负性偏向(negativity bias),即负面信息在认知加工中比正面信息更突出;其二为近因效应(recency effect),因为交叉询问通常发生在直接询问之后,因而更易留下最后印象。尽管本研究未检验再直接询问(redirect examination)是否能够修复这种损害,但研究人员认为,这应成为未来研究的重要方向。

研究还指出,视频会议相关提问对“专家是否认真投入证言”的评价影响甚微,说明法庭参与者并未因远程评估方式而普遍怀疑专家的职业态度。与此同时,专家可信度与法律判断之间确有联系,但大多数参与者不论处于何种条件,最终仍认可专家对受审能力的意见。因此,研究更审慎的结论是:远程法医评估并不会自动在法庭上“让专家看起来很糟”,但若律师在交叉询问中聚焦其效度与准确性争议,专家可信度可能受到有限但显著的削弱。

Study limitations and directions for future research
文章承认若干局限。首先,刺激材料仅为音频,未包含真实庭审中的视觉线索,而大量研究已证明体态、目光接触、微笑、吸引力与着装等会影响专家可信度。其次,样本来自MTurk,尽管研究已通过高质量筛选与注意力检测降低数据风险,但其外推性仍受限制。再次,研究使用普通公众模拟受审能力案件判断,而现实中此类审前能力决定通常主要由法官作出,因此结果对真实司法场景的推广需要谨慎。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比较法官与普通公众的差异,考察不同司法辖区、不同身份法官对视频会议评估的接受程度,也可纳入与其他专家方法学争议的对照条件,检验视频会议质疑所造成的“可信度受损”是否强于其他常见攻击策略。此外,未来还应探索当远程评估专家与面对面评估专家相对立时,事实裁判者如何比较两者意见;以及此类效应是否可推广至暴力风险评估、刑事责任评定等其他法医心理法律议题。

Implications for experts and attorneys
在实践意义上,研究并不主张因可能遭遇交叉询问而回避远程法医评估。文章强调,已有研究反复证明远程评估的效度与实用性,且多个专业组织已发布相应伦理与实践指南。与其放弃这一高效、低成本且提升可及性的方式,不如强化可辩护性。研究人员建议,评估者在实施远程评估前后,应遵循远程心理学(telepsychology)最佳实践,在报告中明确说明视频会议技术的使用依据相关指南,并在法庭中准备回应有关效度、可靠性与环境控制的质疑。专家若能援引1至2篇同行评议研究来支持其做法,往往更有利于维护可信度。文章同时建议聘请专家的一方律师在资格审查与直接询问阶段主动建立远程评估的有效性框架,并在必要时通过再直接询问回应交叉询问所造成的误导。

结论:依赖远程技术的法医精神健康评估,只要司法辖区对受审能力评估仍有迫切需求,且视频会议在成本与便利性方面继续保持优势,就很可能持续存在。研究表明,法庭参与者总体上对采用远程方式的评估者持较好看法;然而,当视频会议评估的效度或准确性在法庭上受到质疑时,专家可信度以及其证言被赋予的权重可能下降。在进一步明确此类挑战与其他类型挑战的相对影响,并找到更有效的应对策略之前,评估者与律师应通过充分的证前准备协同预先化解这些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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