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牛就有路：罗马城镇Torreparedones（西班牙巴埃纳）牛类牲畜相关性的多学科方法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Where there is an ox, there is a way: multidisciplinary approach to the relevance of bovine livestock in the Roman town of Torreparedones (Baena, Spain)

　　

牛类畜牧是Torreparedones在公元3世纪危机期间经济韧性的关键。同位素分析（δ¹³C、δ¹⁵N、δ¹⁸O、⁸⁷Sr/⁸⁶Sr）表明一种定居的粗放管理，伴有一些非本地动物。以雌性为主的畜群用于拖曳和次级生产，反映了社会财富。

论文解读：

**研究背景与问题：**

罗马帝国扩张带来了动物管理、物种迁移及经济模式的深刻变革，尤其对Hispania（西班牙）地区的畜牧业产生重大影响。传统上，公元3世纪的“第三世纪危机”（Third-Century Crisis）被视为经济衰退与城市衰落的时期，但近年研究对其普遍性和严重性提出了质疑。Baetica（贝提卡省）作为帝国重要行省，其内陆遗址的动物考古研究严重匮乏，尤其是Torreparedones（托雷帕雷多内斯）遗址——一个位于Córdoba（科尔多瓦）乡村的高地城镇，拥有同时期伊比利亚半岛南部最大的动物骨骼组合（NISP）。该遗址在公元3世纪经历了公共建筑的废弃与再利用，但其动物遗存却为评估危机实际影响提供了独特窗口。牛类畜牧（cattle husbandry）在罗马经济中具有核心地位：作为拖曳动力、肉类和次级产品来源，同时也是精英财富的象征。然而，在Baetica内陆，牛类对资源（尤其是水）的需求极高，因此其持续存在本身就暗示了特殊的适应性策略。本项研究旨在通过多学科方法分析Torreparedones的牛类标本，揭示牛类牲畜在该城镇经济韧性中的作用，并探讨第三世纪危机对当地的实际影响。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对Torreparedones遗址的9,736件动物遗存（NR）和4,390件可鉴定标本（NISP）进行了全面分析，重点聚焦于牛类（Bos taurus）。主要结论包括：牛类是遗址中占主导的牲畜（约占牲畜NISP的50%），以雌性个体为主，多数达到极高龄（平均宰杀年龄超过7.5岁，部分超过15岁），这与用于拖曳和次级产品（如繁殖、乳制品）的利用模式一致。同位素分析（δ¹³C、δ¹⁵N、δ¹⁸O、⁸⁷Sr/⁸⁶Sr）指示以本地C₃植物为主的粗放放牧，部分个体显示非本地来源（⁸⁷Sr/⁸⁶Sr异常），可能来自伊比利亚半岛中西部，暗示通过罗马道路网络的活体运输。屠宰模式显示系统化切割（斧击关节和骨干），与职业化屠宰相关；骨工艺分析表明牛类是最主要的原材料来源（尤其是掌骨和跖骨）。病理学证据（如第一指骨外生骨疣、关节磨光）与高龄和可能的拖曳使用相关，但生物计量分析（基于Liu等2025年的方法）仅发现12–25%的骨骼有超过50%的概率属于拖曳动物，提示以雌性为主的混合使用策略。与Baetica其他同期遗址（如villa El Ruedo、Iulia Traducta）对比，Torreparedones的牛类比例异常高，突显其本地特殊性。研究认为，牛类畜牧不仅是经济支柱，更是精英展示财富（呼应古典文献记载）的手段，其持续存在挑战了传统危机导致全面衰退的观点。

**重要意义：**

本研究以Torreparedones为例，实证了即使在政治动荡时期（3–4世纪），通过适应性管理（如季节性移动、远程补给）和社会偏好，牛类畜牧仍可维持经济韧性。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Science: Reports》。

**关键技术方法（不超过250字）：**

研究人员使用了以下主要技术方法：（1）动物考古学鉴定：基于对比解剖学、牙釉质磨损（Grant 1982; Jones & Sadler 2012）和骨骺融合（Barone 1974）进行物种、年龄鉴定，并采用NISP、MNE、MAU、MNI等量化单位。（2）生物计量分析：对完全融合的牛骨（302件）采用Log-ratio指数，以Bronze Age遗址Minferri的雌性牛为标准；对掌骨和跖骨使用Howard (1963)指数进行性别鉴定；对第一、第二指骨、掌骨和跖骨应用Liu et al. (2025)的方法判别拖曳活动。（3）同位素分析：对牛牙齿和骨骼进行δ¹³C、δ¹⁵N、δ¹⁸O和⁸⁷Sr/⁸⁶Sr分析，样本来自Guillamón Dávila等 (2024)的前期研究，以评估饲养策略和移动性。（4）年代学：通过碳十四测年（3个样本：橄榄核、骨器、橄榄核）结合钱币学（Diocletian follis, 294 CE）建立东部浴场废弃堆的相对序列。（5）病理学与痕迹学：参照Bartosiewicz等(1997)和Baker & Brothwell (1980)鉴定病理，参照Fernández-Jalvo & Andrews (2016)分类屠宰痕和热改色。样本来源于Torreparedones遗址的东部浴场（主要来源，2–4世纪）、Macellum（1–2世纪）、Ibero-Roman圣所（2–1世纪BCE）。

**研究结果：**

（保留原文章节标题，简要说明研究方法与结论）

**3.1. 动物考古记录（Zooarchaeological record of Torreparedones）**

**3.1.1. 分类分布（Taxon distribution）**
通过NISP和MNI分析，牛类（Bos taurus）在牲畜中占主导（约50% NISP），但山羊/绵羊（caprine）在MNI中更常见。东部浴场贡献最大比例的牛骨（37.6% NISP），Macellum第II–III期（1–2世纪）牛类占比最高（94.7% NISP）。野生类群仅占约5% NISP。

**3.1.2. 解剖分布（Anatomical distribution）**
基于MNE和干重，Macellum第II–III期牛骨以肢骨中段（股骨、胫骨、肱骨）和肋骨为主，远端骨骼（跖骨、指骨）缺乏，符合屠宰场废弃物特征。东部浴场则代表几乎全身骨骼，口部（下颌骨）、掌跖骨和距骨特别丰富，混合了城市家庭和工业废弃物。

**3.1.3. 屠宰模式（Slaughtering patterns）**
通过牙釉质磨损和骨骺融合分析，牛类平均宰杀年龄超过7.5岁，70%为成年个体（>6岁），极少有2岁以下者。高龄符合用于拖曳和次级产品的管理策略。

**3.1.4. 屠宰痕（Butchery marks）**
298件牛骨显示切割痕迹，斧击主攻关节和骨干，新鲜骨折常见（用于劈骨取髓）。头颅无痕，下颌骨切割较多（分离肉/皮）。椎骨显示四分切痕，肩胛骨无典型烟熏穿孔，暗示盐渍保存方式。这些模式与职业化屠宰一致。

**3.1.5. 病理学（Pathologies）**
牛类为最高病理发生率种属。常见：第一指骨外生骨疣、掌跖骨近远端赘生、股骨头和桡骨远端病变；肋骨边缘出现骨软骨瘤（骨刺）。病理与高龄相关，拖曳活动并非唯一解释。

**3.1.6. 生物计量分析与性别鉴定（Biometric analysis and sex determination）**
Log-ratio显示双峰分布：一群为雌性（多集中在–0.02至0.124之间），另一群为雄性（0.127–0.198），部分可能是阉割雄性。掌骨Howard指数将8个完整掌骨分为雌雄两组（T检验显著），但样本量小，未完全匹配Log-ratio的性别比例。Liu et al. (2025)方法显示12/47第一指骨和3/24第二指骨有>50%概率为拖曳动物，但掌骨和跖骨为零，提示仅小部分（12–25%）骨骼对应拖曳使用，多数雌性可能兼作轻度拖曳和其他用途。

**3.1.7. 埋藏学改变（Taphonomic alterations）**
311件牛骨有生物/非生物改变。生物侵蚀以根蚀和犬啃为主（少量猪/鼠啃）。非生物侵蚀以土壤侵蚀为主，风化与钙结壳较少。约15%骨显示热改色，多为第1–2级（浅色烧灼），反映烹饪或废弃物处理。

**3.2. 骨工艺（Bone craftsmanship）**
41件遗存被鉴定为骨工艺原料或废料，牛类占近40%，主要是掌骨和跖骨（因其形态对称、营养值低）。这显示牛类骨骼进入了从拖曳→肉食→工艺的复杂劳动链。

**讨论总结：**
讨论部分首先将Torreparedones的牛类比例与Baetica其他遗址（villa El Ruedo、villa Granada、Mellaria、Arucci、Italica、Iulia Traducta）对比，发现其牛类占比异常高，表明社会偏好而非环境最优选择。通过综合分析年龄、病理、生物计量和同位素数据，研究人员提出牛群管理策略：主要为定居粗放放牧（C₃植物），部分动物可能季节性移动（δ¹⁸O振荡），另有两只非本地个体（⁸⁷Sr/⁸⁶Sr）来自伊比利亚中西部，活体运输数百年公里以补充本地畜群。屠宰和骨工艺证据表明牛类使用贯穿全生命周期。最后，讨论将牛类畜牧置于社会语境：可能作为精英财富展示（对应城市徽章——硬币反面的公牛图案），且其持续存在挑战了第三世纪危机导致经济全面崩溃的传统观点，但公共建筑废弃与水系统缺失（aqueduct假说未证实）暗示了适应性压力。

**研究结论翻译：**
对Torreparedones遗址动物遗存的研究证实了该Baetic城镇在罗马帝国期间的演变。
在公元1–2世纪，城市经历了鼎盛期，体现在城市布局的建筑和大理石化，以及牲畜开发上——牛类成为最具代表性的动物之一。考虑到饲养牛类所需的资源量以及遗址周围有限的可用水量，这一畜牧努力尤为重要。在此期间，牲畜主要用作拖曳动物，但其最终归宿是被屠宰和肢解。牛类不仅可以作为发展要素，还可能成为当地精英炫耀财富的方式。
向晚期罗马帝国（3–5世纪）的过渡及其带来的社会-经济变化在城市中得以观察。前一世纪扩张的同一城市布局被废弃和掠夺，建筑物如Macellum和东部浴场分别变成了山羊/绵羊圈和垃圾堆。但这一转变在Torreparedones的动物群体中似乎不那么明显——牛类在该时期仍占动物组合的多数。尽管Macellum变为羊圈可能暗示了畜牧类型的转变，但趋势比Hispania其他类似地区弱。牛类的维持可能迫使管理实践适应，例如夏季季节性移动寻找水源，或从伊比利亚半岛其他地区获取动物。
与Baetica省其他同时期遗址的比较凸显了该遗址畜牧的重要性。在政治不稳定迫使人们依赖本地资源的时期，Torreparedones仍将畜牧重点放在牛类上，即使这并非最适合其环境的牲畜。这暗示了可能的社会偏好。
对骨工业的研究表明，牛类的重要性不仅限于屠宰和消费——它们是该活动的主要原料来源之一。这表明牛类畜牧是一个复杂的劳动链的一部分，能够在其所有阶段为Torreparedones居民提供不同的商品和服务。
最终，表征晚期罗马帝国的系统性经济和社会衰退催化了Torreparedones的终结，导致其在公元5世纪几乎完全被遗弃。尽管潜在驱动因素（如本地精英外流或资源极度匮乏，尤其是水资源）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解释，但这些因素的确切协同作用仍然未知。需要进一步的跨学科研究来确定该遗址最终遗弃的决定性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