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trients》:Prenatal Origin of Childhood Overweight, Obesity and Insulin Resistance,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Maternal Diabetes, Excessive Weight, Nutrition and Hormone Imbalances
编辑推荐:
儿童、青少年和成年期的超重目前已成为全球性的流行病。各种预防和治疗措施正在开发中并取得了部分成功。自从D.J. Barker的开创性研究将孕期母体营养不良与对子代的长期不良影响联系起来——即源于长期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改变的“代谢综合征”(met
儿童、青少年和成年期的超重目前已成为全球性的流行病。各种预防和治疗措施正在开发中并取得了部分成功。自从D.J. Barker的开创性研究将孕期母体营养不良与对子代的长期不良影响联系起来——即源于长期表观遗传学(epigenetic)改变的“代谢综合征”(metabolic syndrome),研究人员已经很清楚,有许多不良事件会影响子宫内胎儿的生长和发育。这些影响通常在产后、儿童期和成年期持续存在。本综述的目的是讨论可能对产后体重增加和肥胖产生长期影响的产前因素,这些因素是“肥胖”流行的重要促成因素。这些不良的产前因素包括孕前和妊娠期糖尿病(gestational diabetes)、孕前母体肥胖、孕期体重增加过多、胎盘功能障碍和母体激素失衡。它们可能影响胎儿生长,通常导致过度生长(巨体症,macrosomia),有时也会导致生长减缓(小于胎龄儿,small for gestational age)。这些产前条件与表观遗传学改变相关,可能导致胰岛素抵抗(insulin resistance)和随后的代谢改变,从而增加食物摄入、超重和肥胖的风险。研究还表明,孕期增加接触致畸剂(teratogens),如内分泌干扰物(endocrine disruptors)和吸烟,也可能影响产前和产后的生长及脂肪堆积。然而,证明这些因素作用的许多研究通常存在局限性,因为它们主要显示了相关性,并且没有充分考虑可能的混杂因素,如产后年龄、营养和生活方式。更好地理解这些产前因素可能有助于制定更有效的儿童超重和肥胖的预防和管理策略。
1. 引言
产前和产后生长受遗传和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影响发育中胚胎和胎儿的非遗传环境因素中,包括母体营养过剩或营养不良、母体肥胖、孕期体重增加过度以及相关的代谢紊乱。这些因素通常与胎儿过度生长和产后脂肪增加有关。胎盘功能受损是另一个重要因素。这些宫内生长模式的变化可能在出生后消退,但通常对产后生长有重大影响,增加体重增加和脂肪堆积。即使宫内生长减缓的婴儿在出生后也可能变得超重。研究充分的例子是孕期母体糖尿病,它在人类和实验动物中诱发各种表观遗传学改变,对儿童期和成年期的产后生长和健康产生长期影响。只有大约80%的新生儿出生体重在正常范围内,约10%为小于胎龄儿(SGA),5-10%出生时体重过高(巨体症,macrosomia)。SGA和巨体症可能与早产或过期分娩、先天畸形和神经发育改变有关,并且通常具有长期的神经发育后果。胎儿生长异常还可能在儿童期、青春期和成年期诱发胰岛素抵抗、II型糖尿病、肥胖、血脂异常、高血压和心血管疾病。母体接触致畸剂也可能影响宫内生长,并在产后持续存在。根据健康与疾病的发育起源(DOHaD)假说,胎儿期营养获取不足可能与表观遗传学改变有关,这有助于适应性代谢编程,通常被称为“节俭表型”或“代谢综合征”。这种适应性反应提高了能量效率,并优先考虑在宫内匮乏条件下的生存。然而,当经历过这种胎儿期营养不良的个体遇到能量丰富的产后环境时,这种代谢编程可能会变得不适应,增加日后患肥胖、胰岛素抵抗和心脏代谢疾病的风险。动物模型通常用于支持或反驳临床现象,它们可以为人类疾病提供生物学解释并帮助探索治疗方式。许多在孕期使用蛋白质缺乏饮食、低热量或高热量饮食的动物模型已经发表,它们通常证实了许多与DOHaD假说相关的人类发现,并概述了这些表观遗传学变化的分子现象。许多起源于产前的影响本质上是表观遗传学的,会诱发与能量代谢和/或生长因子相关的不同基因表达的长期变化。本综述将讨论影响产后体重和健康的明确定义的产前原因,特别是母体营养、接触有害环境因素和激素失衡的作用。胰岛素抵抗似乎是导致与产前代谢发育负面变化相关的不同健康并发症的重要因素。
2. 影响产前生长并导致产后肥胖的母体疾病
2.1. 孕期母体糖尿病
孕前糖尿病(PGDM)可能与流产、宫内死亡和子代先天畸形发生率增加有关。妊娠期糖尿病(GDM)似乎不会增加子代先天畸形的发病率,但可能影响胎儿生长,并与晚年较高的健康问题发生率有关,包括从儿童期开始的超重和肥胖或神经行为问题。通过最佳的血糖控制可以降低这些并发症的患病率。糖尿病母亲的子代可能是巨大儿、SGA或出生体重正常,这取决于糖尿病的严重程度、是否存在并发症以及糖尿病的控制程度。母体高血糖通过增加跨胎盘葡萄糖输送,刺激胎儿胰腺胰岛素分泌,从而促进脂肪生成、糖原储存和体细胞生长。胎儿高胰岛素血症导致过度生长,而胎儿胰岛素缺乏则与宫内生长迟缓(IUGR)有关。最佳控制可以使胎儿生长正常化,而控制不佳的糖尿病或糖尿病并发症通常会导致小于或大于胎龄儿。几项研究检查了并发糖尿病妊娠中的母体胰岛素样生长因子1(IGF-I)和胰岛素生长因子结合蛋白1(IGF1BP)系统。在糖尿病妊娠中,与非糖尿病对照组相比,母体血液循环IGF-I水平通常降低,而出生自糖尿病母亲的婴儿胎儿IGF-I浓度升高。在T1DM妊娠的母体和胎儿血清中也报告了IGFBP-3水平升高。T1DM妊娠中胎盘生长激素(PGH)–IGF-I–IGFBP-3轴的破坏可能会改变正常的胎儿生长调节,并导致胎儿过度生长和巨体症。各种研究报告了糖尿病母亲儿童的产后生长情况。通常在青春期前和青春期体重增加。大多数研究报告称母体糖尿病与儿童超重和肥胖相关,特别是如果他们出生时为巨大儿。这些相关性在患有T1DM的母亲、高BMI的母亲和高空腹血糖水平的母亲的子代中更为明显。出生自糖尿病母亲的巨大儿患伴有胰岛素抵抗的“代谢综合征”的风险很高。研究人员检查了母亲患有GDM和PGDM的5-12岁儿童,发现他们的体重和体质指数(BMI)显著增加,且差异在9-12岁较大的儿童中更为明显。总之,多项队列研究和荟萃分析一致证明了母体糖尿病与子代脂肪增加之间存在关联,特别是在青春期。结果因血糖控制、糖尿病类型和严重程度以及母体代谢状况而异。然而,这些相关性通常在调整母体孕前BMI后减弱,突显了因果解释的复杂性。孕期最佳的血糖控制可能会降低糖尿病对产后超重和代谢后果的大多数长期影响风险。
2.2. 孕期母体超重对儿童期生长的影响
母体肥胖通常伴有高胰岛素血症和胰岛素抵抗增加,胰腺β细胞群扩张,胰岛素分泌高,进一步刺激胎盘营养转运,与IGF信号通路相互作用以促进胎儿组织生长。胎盘生长因子(PGH)和IGF轴在决定胎儿生长结果方面的重要性得到支持,母体血浆PGH水平与胎龄和胎儿生长呈正相关。母体肥胖与胎儿和产后生长之间存在直接关系。孕期体重过度增加与不良妊娠结局风险增加有关,包括妊娠期高血压疾病、妊娠期糖尿病、剖宫产、早产和巨大儿分娩。这些巨大儿婴儿与正常体重新生儿相比,倾向于发展为成年型II型糖尿病、高血压和冠心病死亡率更高。高母体孕前BMI增加了子痫前期和妊娠期糖尿病的风险。一项基于人口登记的队列研究发现,超重和肥胖女性发生巨大儿和剖宫产的风险较高。超重女性的子代患超重和腹部肥胖(即腹部脂肪不成比例堆积,易诱发较高心血管疾病风险)的风险很高。在非糖尿病肥胖女性中,这一比例均有所降低。孕期母体营养过剩可能会在子代中诱发早期高胰岛素血症,促进随后的脂肪堆积、胰岛素抵抗和血糖异常,这支持了可能导致胰岛素抵抗的胰岛素过度分泌途径。虽然有观点认为母体超重和肥胖可能与儿童超重/肥胖相关,但还存在其他可能改变这种关联的因素,例如剖宫产与儿童超重/肥胖的关联以及母乳喂养的持续时间。几项研究描述了母体肥胖与胎儿生长受限(SGA)风险较高之间的关联。这些SGA婴儿也倾向于变得超重和肥胖。
2.3. 孕期体重增加过度及产后生长的影响
孕期母体体重的最佳增加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孕前母体BMI。美国妇产科学会建议根据孕前BMI确定最佳体重增加量:对于体重过轻、低BMI女性为12.7–18.1 kg,对于体重正常的女性为11.3–15.9 kg,对于超重和肥胖女性(BMI超过30)应不超过6.8–11.3 kg。任何此类别的孕妇体重增加超过该范围都可能危及自身和儿童。几项研究评估了孕期体重增加(GWG)、孕前BMI(ppBMI)与子代脂肪含量的关联。在研究时超重/肥胖儿童的母亲在孕期增加的体重通常多于正常体重儿童的母亲。母体分娩年龄未影响儿童体重。发现GWG和ppBMI与子代总体脂肪含量呈正相关。较高的母体ppBMI直接相关于较高的子代瘦素、高敏C反应蛋白、IL-6、高收缩压和低脂联素;而GWG与低瘦素水平相关。孕前母体体重较大和妊娠36周前的GWG与子代脂肪堆积和不良心血管风险因素相关。总之,大量数据显示孕前高BMI和高孕期体重增加与产后体重的长期增加有关,并可能在子代中诱发几种重要的代谢和内分泌改变,导致产后超重和肥胖。
3. 胰岛素抵抗作为母体糖尿病、超重或体重不足对子代脂肪堆积长期影响的主要机制
已提出几种假说来解释在糖尿病或超重母亲子代中的观察结果,其中表观遗传学介导的胰岛素抵抗代表了一个核心且被广泛研究的机制。其他可能的机制包括瘦素分泌改变、瘦素不敏感和下丘脑编程。
3.1. 胰岛素和胰岛素抵抗的作用
胎儿胰岛素是调节宫内生长的最重要的合成代谢激素之一。母体胰岛素不通过胎盘;因此,胎儿胰岛素分泌直接由母体葡萄糖可用性驱动。从孕晚期开始出现部分母体胰岛素抵抗,这是由胎盘激素和母体脂肪因子诱发的生理适应性反应。母体胰岛素抵抗与胎儿脂肪沉积增加相关。胰岛素抵抗综合征似乎是“代谢综合征”(综合征X,节俭假说,DOHaD)发病机制中潜在的根本问题。该术语指的是肥胖、高血糖、高脂血症和高血压的聚集。孕期母体和胎儿营养失衡诱发的胰岛素过度分泌可能导致胎儿胰岛素抵抗。胰岛素抵抗引起胰岛素过度分泌随后出现胰岛素缺乏,这是后来发展为II型糖尿病和心血管疾病的重要病因学因素。胰岛素是下丘脑回路的重要介质。母体糖尿病引起的胎儿胰岛素升高可能影响下丘脑发育。大脑中的胰岛素会减少食物摄入,而胰岛素耗竭(或抵抗)可能促进摄食过度。研究发现,当通过链脲佐菌素注射使大鼠怀孕母鼠患糖尿病时,大鼠胎儿下丘脑中的神经肽Y(NPY)蛋白减少,这表明胰岛素直接降低大脑中的NPY水平,从而减少食物摄入;因此,胰岛素抵抗可能增加食物摄入。妊娠期营养不良表现为胎儿生长受限(SGA),遵循一条平行但独特的导致胰岛素抵抗的途径。对SGA婴儿的长期随访显示脂肪增加和胰岛素抵抗,特别是当发生快速追赶生长时,这与节俭表型模型相一致,即对匮乏的代谢适应在产后充足的环境中变得不适应。DOHaD研究表明,低出生体重预测成年期胰岛素抵抗和代谢综合征。因此,营养不足和营养过剩都会增加后期患代谢疾病的风险,尽管这些关联的强度和方向因人群和研究设计而异。相反形式的妊娠期营养不良最终汇聚在同一条代谢轨迹上:在儿童期出现并在青春期恶化的编程性胰岛素抵抗。
3.2. 减轻代谢综合征长期后果的干预方法
胰岛素抵抗似乎非常普遍,并且显然是最常见的非传染性疾病。大多数胰岛素抵抗病例并非源于孕期事件,但它们具有相似的长期结果:心血管疾病(高血压、高脂血症和超重/肥胖)、高血糖和II型糖尿病。长期后果似乎不依赖于病因学,因此是相似的。因此,相同的预防和治疗措施适用于所有病例,无论其病因如何。预防和治疗措施包括使用植物化学物质和维生素D、体育活动和减肥、他汀类药物和降压药、多酚、抗氧化剂以及褪黑素、白藜芦醇和益生菌/益生元等药物。没有一种措施被证明能够改变胰岛素抵抗引起的基础分子和代谢变化。总之,由于胰岛素在多种代谢途径和不同器官中的关键作用,源于产前并导致胰岛素耗竭的胰岛素抵抗似乎是导致超重和肥胖发展的最重要机制。
4. 激素在胎儿生长中的作用及其对产后体重的影响
妊娠期间发生多种内分泌和代谢适应,以确保向胎儿提供足够的能量、激素和营养供应。脂肪因子,特别是瘦素和脂联素,是妊娠期母体代谢适应的关键临床生物标志物,并与胎儿生长和早期产后身体成分相关。同样,生长激素-胰岛素样生长因子(GH-IGF)在产前和产后生长中发挥重要作用。
4.1. 瘦素
孕期母体瘦素浓度增加与脂肪堆积成正比,并反映了妊娠相关胰岛素抵抗的程度。早孕期瘦素水平升高被证明可预测GDM的后续发展,并与母体人体学测量和脂肪量高度相关。在怀孕期间,瘦素由母体脂肪组织和胎盘产生。瘦素水平(特别是高瘦素血症)和瘦素抵抗有助于孕期能量平衡的变化,并与孕期体重增加过度相关。胎儿似乎独立调节其瘦素,即使在母体肥胖的情况下也是如此。胎儿瘦素水平与巨大儿和胎儿胰岛素相关。在巨大儿婴儿的脐带血中发现了较高的瘦素、C肽和胰岛素水平,且独立于母体水平。较高的脐带血浆瘦素和IGF-1浓度与较大的胎儿脂肪堆积显著相关,表明这些激素可作为早期生物标志物。然而,先天性瘦素基因突变或瘦素受体基因突变的儿童在出生时通常体重正常。前瞻性人类队列研究将脐血瘦素浓度与产后生长、脂肪堆积、神经发育和后期心脏代谢风险联系起来。瘦素水平在关键大脑发育期间偏离最佳范围可能会破坏受瘦素调节的神经发育过程,诱发各种神经发育异常。然而,瘦素与后期脂肪堆积之间的关系在不同研究中并不完全一致。这些发现表明,瘦素可能不作为未来肥胖的预测因子,而是胎儿能量平衡和发育适应的标志物。研究设计、随访年龄、脂肪堆积评估、胎儿性别、母体代谢状态以及对混杂变量的调整差异可能解释了各研究中观察到的异质性。
4.2. 脂联素
与瘦素相反,脂联素与瘦素血液浓度呈负相关,在肥胖人群中减少。脂联素由脂肪组织产生。母体血脂联素水平在怀孕期间逐渐降低,特别是在孕晚期。这种下降与母体脂肪量增加和胰岛素敏感性降低密切相关。早孕期脂联素低似乎与胰岛素抵抗增加和GDM风险较高有关。临床研究表明,母体脂联素浓度与胎儿生长、脂肪堆积和出生体型有关。妊娠早期中期脂联素较低与婴儿出生体重呈负相关,并增加了分娩巨大儿婴儿的可能性。胎儿脂联素水平与产后生长模式、身体成分以及后期心脏代谢和神经发育结果有关。尽管公认的证据表明血脂联素与出生时胎儿生长和脂肪堆积相关,但关于其与后期脂肪堆积关系的证据却不一致。这些差异可能反映了所测量的脂联素异构体的差异。因此,脂联素不应被视为不良儿童脂肪堆积的简单预测因子。
4.3. 人胎盘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GF)轴
IGF-1是一种结构上与胰岛素相关的多肽激素,其生物活性受多种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IGFBPs)调节。在正常妊娠期间,母体GH-IGF轴的调节发生生理性转变。随着妊娠进展,胎盘通过持续向母体血液循环分泌PGH而越来越多地参与内分泌调节。从约孕15-20周开始,PGH在母体血液中逐渐替代垂体GH。通过这一转变,PGH刺激母体IGF-1的肝脏产生,增加胎儿生长的营养可用性。临床研究支持PGH-IGF轴在确定胎儿生长结果中的重要性。此外,母体肥胖通常伴有高胰岛素血症和胰岛素抵抗增加,进一步刺激胎盘营养转运,与IGF信号通路相互作用促进胎儿组织生长。母体肥胖、PGH-IGF信号传导与子代生长之间的证据很复杂,并且似乎因发育阶段而异。PGH-IGF轴可能促进胎儿生长编程,但其产后持续贡献的数据不足。母体因素导致的子代肥胖和胰岛素反应归因于激素失衡。母体激素改变,包括胰岛素、瘦素、IGF-1和皮质醇增加,以及脂联素减少,与妊娠期全身性激素失衡有关。这些改变在胎盘水平通过调节PGH–IGF1轴进一步整合。总之,瘦素、脂联素和胎盘GH–IGF轴激素系统作为连接母体代谢状态与胎儿发育的关键介质发挥功能。
5. 子宫内和产后早期表观遗传学改变作为影响产后体重增加的机制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孕期母体暴露于营养失衡、母体肥胖、糖尿病、内分泌干扰物(EDCs)和烟草烟雾等可能诱发胚胎和胎儿的表观遗传学改变。这些改变与神经发育、代谢和免疫途径的长期改变有关。
5.1. 孕期营养失衡
母体营养不良和营养过剩能够重塑胎儿表观遗传学编程。这两种形式的营养压力均可改变胎盘营养信号通路,升高胎儿胰岛素,并影响胎儿生长模式。与营养不足相关的证据突出了表观基因组对早期妊娠暴露的敏感性。母体营养过剩已被证明与显著的表观遗传学改变相关。相反,妊娠期糖尿病与更广泛的胎盘DNA甲基化改变有关。然而,在多重检验校正后,未观察到与新生儿代谢生物标志物的一致关联,这表明甲基化差异的功能影响可能很小或具有上下文依赖性。大多数将母体营养与DNA甲基化和代谢结果联系起来的证据是相关性而非因果性的,可能反映了母体脂肪、吸烟、产次、社会经济地位、饮食质量等因素造成的混杂。
5.2. 内分泌干扰物、胎儿生长和表观遗传学改变
EDCs与胎儿代谢编程异常有关。尽管多项前瞻性队列报告了产前EDCs暴露、改变的DNA甲基化和随后的儿童生长轨迹之间的关联,但证据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关联性的。共同暴露于复杂混合物、暴露错误分类以及与吸烟、饮食和社会经济劣势的聚集使因果解释变得复杂。
5.3. 母体饮食对产后生长的表观遗传学影响
孕期母体饮食越来越被认为是胎儿表观遗传学编程的决定因素,表明营养暴露可以影响与生长和代谢疾病相关的通路中的DNA甲基化。证据仍然不一致且在方法学上受限,解释还受到组织特异性的限制,因为大多数研究依赖于脐血或胎盘。因此,即使可以检测到与饮食相关的表观遗传学效应,其长期代谢意义仍不确定。
5.4. 早期婴儿营养对儿童期生长的表观遗传学影响
早期营养暴露可能影响儿童超重、肥胖、胰岛素抵抗和II型糖尿病的风险。母乳喂养通常被认为是婴儿首选的营养来源,而配方奶喂养引起了在高度可塑发育窗口期表观遗传学编程改变的关注。母乳可能通过外泌体微小RNA提供表观遗传学信号。配方奶喂养可能有利于胰岛素、IGF1和mTORC1/S6K1的激活以及Wnt靶基因的下游表观遗传学抑制。早期营养被认为有助于终身代谢健康。
5.5. 母体吸烟的表观遗传学和代谢影响
一项荟萃分析发现,孕早期吸烟会增加儿童期中期的超重风险,孕期持续吸烟的效应更强。父亲吸烟也增加了风险,这表明存在共同的环境暴露。此外,这项研究表明,产前烟雾暴露诱发AHRR、GFI1和相关基因座的持续甲基化改变,这可能介导改变的代谢编程。产前烟草暴露通过持续的表观遗传学改变促进代谢编程,尽管这些改变对后期代谢功能障碍的确切贡献需要进一步研究。
5.6. 综合视角:胎儿代谢综合征与胰岛素抵抗
DOHaD假说提出,宫内环境编程了长期代谢结果。核心是“节俭表型”,它描述了适应早期营养不良的代谢反应。相反,妊娠期营养过剩破坏了胎儿代谢途径并增加了长期心脏代谢易感性。尽管存在差异,但这两种情况都汇聚于胰岛素抵抗,这表明这是一种共同的代谢轨迹而不是单一的线性机制。关于孕期营养失衡的数据主要来自观察性研究。分析胎盘和脐血是有信息的替代组织,但它们可能无法反映肝脏、脂肪组织、骨骼肌或胰腺中器官特异性的表观遗传学调节。产前营养失衡似乎通过涉及生长、内分泌信号和表观遗传学调节的部分重叠途径塑造后期的代谢风险,但证据的强度因暴露、组织和分析设计而异。
6. 结论
许多研究评估了旨在控制儿童肥胖的不同营养计划的有效性,但通常仅取得部分成功。本综述探讨了相当数量由于孕期不良事件引发表观遗传学改变而诱发代谢改变进而导致肥胖的儿童。这些因素与永久性表观遗传学改变有关。然而,这些研究中的许多结论基于相关性而非因果关系,未充分考虑如遗传、年龄或产后儿童营养以及情感环境等混杂因素。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如今有很高比例的育龄妇女存在超重或患有GDM等并发症,研究人员应该探索这些可能性。欧洲EndObesity联盟强调了从受孕开始的前一千天是儿童肥胖预防的重要时期。需要更明确的研究来更好地划定儿童肥胖的产前风险因素,并探索减轻母体疾病和孕期营养失衡对产后肥胖影响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