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a Psychologica》：Who reports higher happiness?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number of children, gender composition of offspring and parental happi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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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前研究表明，为人父母与幸福感相关；然而，很少有研究探讨子代构成（包括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构成）与幸福感之间的关联。本研究利用2012–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六轮数据探索这些关联。结果显示，在控制所有协变量后，有子女的父母报告的幸福感高于无子女
先前研究表明，为人父母与幸福感相关；然而，很少有研究探讨子代构成（包括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构成）与幸福感之间的关联。本研究利用2012–2021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六轮数据探索这些关联。结果显示，在控制所有协变量后，有子女的父母报告的幸福感高于无子女者。在父母群体中，子女数量较多仅在60岁及以上人群中与幸福感呈正相关。关于性别构成，全部为女性的子代与父母幸福感呈正相关，这种关联在中年父母和两个女儿组合中最为显著。这些关联因生命历程阶段、城乡居住地和性别而呈现系统性变化。本研究将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构成纳入中国背景下的统一分析框架，为探讨在低生育率和老龄化背景下子代构成如何在不同群体中与父母幸福感产生差异化关联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
**论文解读：子女数量与子女性别构成对父母幸福感的差异化关联——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的实证分析**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当代社会科学中，提升人们的生活质量是核心关切。中国正经历快速老龄化与低生育率并存的转型期，家庭结构尤其是子代构成（包括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构成）作为直接影响个体生活质量的最直接微观情境，其作用机制亟需深入探究。现有研究在探讨子女数量与父母幸福感关系时，往往集中于两种简化视角：要么关注“子女数量”的经济与情感权衡（Lyu等，2025），要么聚焦“子女性别”的文化偏好（Lei等，2023），未能将数量特征与性别结构整合到统一的分析框架中。这导致在面对“两个女儿的家庭是否比独生子女家庭更幸福”、“多子女的幸福效应是否取决于子女性别”等现实问题时缺乏系统性证据。尤其在中国城乡差异显著、养老体系转型、“养儿防老”观念松动的背景下，理解子代构成如何塑造父母幸福感，对于评估家庭发展政策、回应民生关切具有直接意义。
现有文献存在三个明确缺口：一是多数研究仅考察生育状态的单一维度（是否有子女、子女数量或子女性别），缺乏对家庭子代构成的整体审视；二是相关讨论多停留在统计关联层面，缺乏对家庭过程（如当前育儿负担、居住安排）等潜在路径的机制检验；三是中国社会内部的巨大异质性（如城乡户籍、社会保障水平）可能系统性地调节子代构成的幸福回报，但这种调节效应尚未在统一分析中得到充分揭示和解释。
为此，本研究系统考察以下问题：（1）在控制混淆因素后，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构成如何独立及联合地与父母幸福感相关？（2）未成年子女的存在（表征当前家庭责任压力）是否构成潜在路径？（3）这些关联是否因父母性别、城乡户籍、养老金状况及生命历程阶段而系统性变化？（4）能否通过更严谨的分析提供上述关系的稳健统计证据？
该研究发表于《Acta Psychologica》。
**二、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基于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2、2013、2015、2017、2018、2021年六轮全国性多阶段分层概率抽样数据（样本来源：中国人民大学，覆盖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针对18岁及以上成年人口），合并后有效分析样本为49,752人（其中45,108人有子女）。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回归作为主模型，并以有序logit回归进行稳健性检验。关键自变量为父母身份、子女数量（分类变量：1个、2个、3个及以上）和子女性别构成（分类变量：全部男性、混合性别、全部女性），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年龄组（10岁间隔）、户籍、教育年限、民族、就业、家庭经济状况、健康、房产数、婚姻状况和独居状况。探索性路径分析考察未成年子女存在的中介作用，并通过替换因变量（抑郁情绪）、替换模型（有序logit）、替换自变量定义（连续性子女数量、有无女儿二分类）进行稳健性检验。异质性分析按性别、城乡户籍、养老金、生命历程阶段和婚姻状况分组进行。
**三、研究结果**
**3.1 基准回归结果**
**3.1.1 父母身份与幸福感的关联**：OLS回归显示，在未控制任何变量时，有子女者幸福感显著高于无子女者（系数=0.104，p<0.01）；纳入人口学、社会经济及居住安排等全部控制变量后，正向关联依然显著但大幅衰减（系数=0.088，p<0.01）。有序logit模型方向一致，支持结果稳健。
**3.1.2 子女数量与子女性别构成的独立与联合关联**：在仅含子女样本的联合模型中（控制全部变量），子女数量与幸福感呈正相关：与独生子女相比，有两个子女的系数为0.027（p<0.05），有三个及以上子女的系数为0.060（p<0.01）。子女性别构成方面，以全部男性为参照组，全部女性子女与父母幸福感显著正相关（系数=0.029，p<0.01），而混合性别未呈现显著额外关联。
**3.1.3 子女性别构成的细分分析**：按子女数量分层分析发现，性别构成效应在二胎家庭中最突出：两个女儿组合与两个儿子相比，幸福感显著更高（β=0.062，p<0.05）；独生女家庭与独生子无显著差异；三孩及以上家庭无显著性别效应。
**3.2 异质性分析**
按性别、城乡户籍、养老金、生命历程阶段和婚姻状况分组回归显示：子女数量的正向关联在男性、城市居民、60岁及以上老年人、有养老金群体中更显著；而“女儿优势”（全部女性子女的正向关联）在农村地区、45–59岁中年群体、有配偶群体中更突出。特别地，子女数量效应仅在老年群体显现（60岁以上：两子女β=0.075，三子女及以上β=0.155，均p<0.01），而女儿优势在中年群体最强（β=0.052，p<0.01）。城乡差异呈现不对称模式：子女数量效应仅在城市显著，女儿优势则仅在农村显著。
**3.3 探索性路径分析**
通过未成年子女存在作为中介变量的逐步回归发现，该路径在三孩及以上家庭的幸福感总关联中仅解释约8%（Sobel z=8.466，p<0.01），表明其不是主导机制。
**3.4 稳健性检验**
替换因变量为抑郁情绪、替换模型为有序logit、替换自变量为连续子女数量和有无女儿二分类后，核心结论（子女数量正向关联、全部女性子女正向关联）方向和显著性均保持一致，表明结果稳健。研究同时系统讨论了生育决策的内生性问题（遗漏变量、反向因果、测量偏误），指出尽管采用多种策略（丰富控制变量、年龄组、独居控制等），结论应解释为稳健的统计关联而非因果效应。
**四、总结与讨论**
研究结论部分：基于CGSS 2012–2021六轮混合横截面数据，本研究系统考察了子代构成（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构成）与中国父母幸福感的关联。通过基准回归、异质性分析、稳健性检验和探索性路径分析，主要发现如下：（1）在父母群体中，子女数量较多与幸福感正相关，但这种关联仅限于60岁及以上老年人。在该年龄组中，相对于独生子女，有两个子女的β=0.075（p<0.01），有三个及以上子女的β=0.155（p<0.01）；在更年轻或中年父母中未观察到显著关联。这一发现与部分西方文献及近期基于中国特定样本的研究（Lyu等，2025）不同。（2）子女性别构成与幸福感存在显著差异，“女儿优势”出现：以全部男性为参照，全部女性子女与父母幸福感正相关，该关联在中年父母和两个女儿组合中尤其突出；混合性别未呈现显著额外关联。这与近期印度文献（Vikram等，2025）形成对比，但与中国文献（Lei等，2023）类似。（3）上述关联存在系统性群体异质性。如发现1所述，子女数量效应依赖于年龄；在老年群体中，该效应在男性、城市居民和有养老金者中更突出；女儿优势在农村、中年和有配偶父母中更明显。这表明子代构成与幸福感的关联深受性别角色、城乡差异、生命阶段和家庭支持系统的调节。（4）通过多种稳健性检验（关键变量替代测量和不同估计策略）验证了核心发现，观测到的关联模式在不同模型设定和变量定义下保持稳定。
本研究将子女数量和子女性别构成的双重视角整合于家庭人口结构与幸福感的学术对话中，具体贡献：（1）扩展“子女性别”研究：与Lei等（2023）关于城市老年父母“女儿优势”的发现共鸣，但通过纳入全年龄段和农村样本揭示了该关联的情境依赖性——在农村和中年群体中更显著，表明有女儿与父母幸福感正相关，且这种积极关联随家庭生命周期和社会经济情境动态呈现。（2）补充“子女数量”研究：关于子女数量正向关联的发现与Lyu等（2025）基于不同识别策略的结论形成有益对话。差异可能源于模型设定中对核心家庭过程变量（如配偶支持）的控制程度不同，或对幸福感核心决定变量（婚姻状况）的处理差异，以及生育模式在不同时期和人群中的异质性。本发现表明，当考虑家庭内部支持网络时，多子女的潜在正向关联（包括情感慰藉、风险分担和养老支持）可能更明显。
研究局限：（1）因果推断挑战：生育决策内生于父母偏好、健康、收入、文化价值观和计划生育约束，这些因素也可能影响幸福感；横截面数据无法完全解决，应解读为稳健统计关联而非因果估计。（2）未区分自愿与非自愿无子女，无子女群体的比较分析需谨慎。（3）测量偏误：问卷询问包括已故子女在内的生育数量，无法排除儿童死亡（重大负性生活事件）对幸福感的冲销影响。（4）幸福感和抑郁均采用单条目测量，虽在大规模调查中广泛使用且具有可接受效度，但简化了主观幸福感的多维性（生活满意度、积极情感、消极情感）。未来研究可采用多条目量表。此外，模型中虽包含婚姻状况，但无法完全排除未观测的社会关系（如关系质量、社交频率）的混淆作用。
总之，本研究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背景下，系统揭示了子代构成与父母生活质量核心维度——幸福感的多元关联，不仅确认了家庭规模与子女性别构成的联合重要性，也阐明其关联如何随个体生命历程和社会情境动态复杂地变化。这些发现深化了对家庭规模如何关联个体生活质量的理解，尤其为理解制度变迁、文化规范与个体选择交织背景下中国家庭追求幸福感的模式与相关因素提供了实证证据。鉴于数据相关性质，结论应视为描述性而非规定性，从中推出的任何政策含义必须保持初步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