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求侧气候政策如何影响公众的低碳参与意愿：基于中国碳偏好广义系统的证据

《Energy Economics》：How demand-side climate policy shapes public low-carbon involvement willingness: Evidence from the carbon generalized system of preferences in China

　　周静|岳婷|王颖|崔克莱尔|龙瑞银|马万奇|王守阳|文乐•构建了公共低碳参与的多元框架。•运用大数据和深度学习方法构建了衡量低碳参与意愿的指标。•为需求侧气候政策的有效性提供了因果证据。•强调了CGSP政策影响的制度和市场渠道。

引言
近年来，极端天气和气候事件愈发频繁，气候变化已成为人类面临的最紧迫挑战之一（Brad等人，2025年）。IPCC的第六次评估报告指出，人为二氧化碳排放显著加剧了气候风险和极端事件的发生（Cook，2023年）。因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是全球减缓气候变化努力的核心（Bindl等人，2025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和主要的能源消费国，中国是全球碳排放的主要贡献者（Sun等人，2025年）。为此，中国将需求侧策略纳入其控制碳排放的更广泛举措之中（Cai等人，2019年）。在此背景下，中国推出了碳普惠制，这是一种创新的市场导向型政策机制，旨在推动人们自愿减排并选择低碳生活方式（Tan等人，2024年）。碳普惠制通过市场化和数字化手段激励个人采取低碳行为，从而促进公众的自愿参与。

自2015年在广东省首次试点以来，碳普惠制已逐步推广到全国，到2024年已有27个省份实施了相关计划（Tan等人，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25年）。在中央层面，该政策主要通过战略指导来推动，鼓励探索公众参与机制。然而，碳普惠制并非作为统一的全国性项目实施，其具体设计和执行主要由各地省部级政府负责。因此，该政策在不同地区的推行呈现出分散和错开的态势，实施时间和力度存在很大差异。这种错开和分散的推广方式为政策效果的因果评估提供了类似自然实验的条件。不过，由于实施不够均衡，存在执行碎片化、行为改变有限以及持续参与的激励不足等问题，从而限制了政策的整体效果（Zhao等人，2021年）。

碳普惠制旨在将个体作为减排行动的微观主体。通过激励低碳行为，该政策将分散的个人行动整合为可测量的减排成果。然而，仅仅提高公众意识并不一定能带来持续的低碳行为表现（Baumgartner等人，2025年）。如果只关注认知或行为方面，可能会忽视公众参与的多元性，进而限制政策干预的效果。此外，公众的低碳行为具有社会传染性，并非纯粹由个人决定（Gao等人，2020年）。社交网络进一步促进了人们的低碳行为（Yan等人，2025年）。鼓励人们采用低碳生活方式并倡导他人也有助于营造更为广泛的低碳文化（Yue等人，2026年）。因此，综合评估认知倾向、自我导向的行为参与以及对他人的倡导行为，才能更准确地判断低碳理念是否已被内化。这样的多元度量标准有助于政策设计、效果评估以及可持续机制的建立。

为了整合低碳意愿的多个维度，本研究基于参与理论（Stone，1984年）提出了低碳参与意愿这一概念。参与理论最初用于研究人们对社会事件的态度，后来也被应用于消费者行为研究。参与概念不仅包括心理状态，还包括行为投入，即人们为获取信息并付诸行动而投入的时间和精力（Stone，1984年）。结合个体行为的社会传播特性，人们影响他人的意愿对低碳行为的传播具有重要意义（Axsen和Kurani，2012年）。因此，本研究将公众的低碳参与意愿视为由认知意愿、行为意愿以及影响他人意愿三个维度构成。这三个维度共同体现了公众参与低碳倡议的多元特征。

碳普惠制的实施重点在于引导公众自愿参与低碳行为。低碳行为是一种以环保为导向的选择，它受知识结构和认知水平的影响，本质上属于可持续的生活方式（Si等人，2023年）。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碳普惠制是否能有效提升公众的低碳参与意愿，以及是通过何种机制发挥作用的。为评估碳普惠制的效果，本研究首先明确了公众低碳参与意愿的概念及其构成维度。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大数据挖掘和深度学习算法开发出量化工具，以便大规模测量低碳参与意愿。此外，我们还采用了多期差分模型，以确定碳普惠制对低碳参与意愿各维度的影响，并探究其背后的作用机制。

本研究在需求侧气候减缓相关研究中做出了三方面的贡献。首先，本研究通过构建公共低碳参与意愿的多元框架，推动了关于公众自愿参与气候行动的研究进展。具体而言，低碳参与意愿被划分为认知参与、自我导向行为参与以及他者导向行为参与三大维度。这一框架超越了以往仅用环境关切程度或表面意愿作为单一衡量标准的做法，区分了对低碳转型的支持与实际采取低碳行动以及推动他人参与低碳行动的意愿（Tan等人，2024年；Huang等人，2025年）。通过从大规模非结构化社交媒体数据中构建高频的城市级指标，本研究提供了一种动态且可扩展的方法，用于衡量公众在气候减缓需求侧的参与情况。

其次，从实证角度而言，本研究为政策重要性以及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差距研究做出了贡献，它提供了需求侧气候政策能否激发公众参与的因果证据。现有的需求侧气候政策评估大多聚焦于宏观层面的成果，如碳排放减少和能源消耗情况，而本研究则着眼于减缓气候变化的微观基础，探讨碳普惠制如何影响个人的认知和行为（Li等人，2024年；Chi等人，2025年；Zhang，2026年）。研究结果表明，碳普惠制显著提升了人们的认知参与和行为参与程度，其中对行为层面的影响更为明显。这些发现表明，该政策不仅仅是提高了公众的意识，还增强了低碳行动的重要性，有助于将支持气候的行动态度转化为自愿的行为参与，从而缩小了态度与行为之间的差距。

第三，从机制和政策设计的角度来看，本研究阐明了需求侧气候政策为何以及在何种条件下能够有效激发公众参与。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的重视通过制度信号渠道提升政策的可见度和重要性，而数字普惠金融则通过降低参与成本、拓展人们获取低碳服务的途径来发挥作用。结合其他研究结果，这些发现表明，当可信的政策信号得到数字化和基础设施条件的补充时，公众的自愿参与度会最高。在这方面，本研究不仅有助于判断需求侧气候政策是否有效，还能解释其作用机制以及最有可能产生效果的时机。

本文其余部分的结构如下：第二部分回顾相关文献，第三部分介绍研究方法，第四部分分析当前低碳参与状况及碳普惠制的影响程度，第五部分探讨其背后的作用机制，最后第六部分总结主要研究发现并讨论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