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DMO治理视角理解目的地福祉：Q方法论途径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Understanding destination well-being through the lens of DMO governance: Q methodological approach

　　

陈楚凯|黄玉琪|穆佐·乌伊萨尔|郭昌仁|孙敏伦

台湾南投县埔里镇大学路1号，国立南华大学旅游创新系，新兴产业战略与发展博士生

摘要

目的地管理组织（DMO）的角色已从营销推广机构逐渐转变为以治理为导向的平台。在此背景下，幸福感不仅成为旅游业的核心价值观，也是衡量目的地竞争力的重要指标。然而，现有研究大多侧重于游客层面的幸福感，缺乏对整体目的地视角的考量，也未充分整合DMO治理相关利益方的观点。本研究采用Q方法，探讨DMO治理相关利益方如何构想并共同构建目的地幸福感指标。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出四种不同的视角。研究结果表明，在提升目的地幸福感方面，DMO需兼顾居民的生活质量、游客的体验满意度、产业竞争力以及治理协调性。本研究基于DMO治理相关利益方的视角，提出了目的地幸福感指标的多维度框架，为可持续目的地管理及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践参考，丰富了旅游治理领域的研究。

引言

随着全球旅游趋势的变化，目的地管理已从单一的营销导向发展为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模式（Morrison等，2025；Pike & Page，2014）。传统上，目的地管理组织（DMO）主要致力于营销推广和品牌建设（Sorokina等，2022）。但在全球竞争日益激烈以及当地治理需求不断上升的背景下，DMO扮演起了更为复杂的角色，成为协调各方利益关系的平台（Pechlaner等，2012）。这一转变反映了旅游研究范式的重大变化，即从单一的经济视角转向注重社会文化因素的“共同治理”模型（Zhu等，2025）。Tribe和Airey（2007）也强调，需要建立能够平衡经济绩效与社会价值创造的协作型利益方网络。

尽管已有研究探讨过旅游与幸福感之间的关系（Chen & Li，2018），但大多数研究仍以个体游客为研究对象，未能采用整体目的地视角。尽管DMO在地方治理中占据核心地位，但目前仍缺乏一个能够整合各方利益方对幸福感认知的统一概念框架与评估体系（Berbekova等，2022）。

近期的目的地治理研究将DMO视为嵌入复杂目的地系统中的网络化治理机构，其效能取决于协调各方利益方及推动协同决策的能力（Volgger & Pechlaner，2014）。Bornhorst等（2010）认为，DMO的成功不仅取决于旅游发展成果，还取决于其利益方管理及战略执行等组织能力，而目的地的成功则取决于可达性、旅游产品、游客体验及社区支持等更广泛的因素。这种 evolving的视角将DMO视为推动目的地发展成果——包括幸福感提升——形成的核心主体。

在这样的治理框架下，目的地幸福感可被视为由DMO治理过程共同塑造的多维度结果，而非仅限于个体或居民层面的概念。在旅游目的地研究中引入幸福感视角，意味着需要通过生活质量、社会凝聚力及环境可持续性等综合指标来评估目的地表现，这与倡导全面且兼顾利益方需求的“超越GDP”评价理念相契合（Dwyer，2022）。

然而，现有研究大多从碎片化的视角研究幸福感，分别聚焦于游客或居民的感受，未能将这些认知置于DMO治理结构之中（Bj?rk & Sthapit，2017；Hartwell等，2018）。此外，定量研究方法的盛行限制了人们理解治理相关利益方主观感知与解读能力的可能性，而这些能力对于把握治理动态与决策过程至关重要（Vogt等，2015）。因此，亟需将目的地幸福感视为一种由多方共同构建的治理结果来进行研究。

为填补这一研究空白，本研究采用Q方法，对25位DMO治理相关利益方进行调查，以识别不同类型的幸福感指标认知模式。因此，本研究旨在实现三个目标：（1）通过Q方法明确治理相关利益方对目的地幸福感的认知视角；（2）构建基于DMO治理相关利益方的目的地幸福感指标框架；（3）为DMO在协调各方利益方以推动幸福感导向的目的地发展方面提供实践建议。

章节节选

旅游与幸福感

幸福感研究逐渐进入旅游领域，研究焦点也从个体层面转向目的地层面的现象（Berbekova等，2022；Reitsamer & Brunner-Sperdin，2017）。游客被吸引不仅是因为景观、基础设施和价格等传统因素，还因为对目的地幸福感的感知，他们希望获得心理上的共鸣与情感上的认同（Berbekova等，2022）。在旅游研究中，幸福感的概念已得到进一步拓展

研究设计

Stephenson（1982）提出的Q方法，通过分析人们之间的观点关系，探究个体对特定主题的主观认知结构，从而揭示其认知模式与价值取向。McKeown和Thomas（2013）指出，通过对结构化陈述进行分类整理，Q方法有助于了解个体为何以及对事物有不同认知。Stergiou和Airey（2011）进一步强调了该方法能够

研究结果

PQMethod分析通过提取主成分，识别出治理相关利益方背后的认知结构。研究者通过分析特征值和Scree图，确定了最适宜的解释因子数量。初步的PCA分析共提取出8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见表2），其中6个因子符合Kaiser标准（特征值大于1），被保留下来进一步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旋转后，第5因子和第6因子仅各有1名受访者给出相关数据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表明，将幸福感纳入目的地治理体系，能使DMO不仅仅充当协调者，更能成为打造包容、具有韧性且具备未来发展能力的目的地的设计者。通过整合不同治理相关利益方的观点，同时兼顾结构性条件与以人为中心的价值观，幸福感既成为治理的指导原则，也成为各方沟通的共同语言。这一思路有助于DMO培育出可持续、公平且富有体验感的

伦理声明

本稿尚未发表，也未提交至其他任何期刊审核，且所有合著者均已同意将其发表。

CRediT作者贡献说明

陈楚凯：概念构建、数据整理、正式分析、研究实施、初稿撰写、审稿与编辑。黄玉琪：概念构建、数据整理、项目管理、监督指导、初稿撰写、审稿与编辑。穆佐·乌伊萨尔：概念构建、监督指导、审稿与编辑。郭昌仁：资源协调、审稿与编辑。孙敏伦：方法设计、审稿与编辑。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在撰写本文过程中，作者使用了chatGPT来提升文本的可读性与语言表达质量。使用该工具/服务后，作者对内容进行了必要的审阅与修改，并对最终发表的内容承担全部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