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Beyond a single path: A meta-theoretical review of how spatial,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dynamics shape China's net-zero trans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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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不同理论框架对同一现象给出差异化解释时，如何理解中国的净零转型路径？基于广泛的原创田野调查与52名中国问题专家的半结构式访谈，研究人员采用元理论（meta-theoretical）方法，对三种互补框架进行描述与比较：能源转型地理学（Geographie
摘要：当不同理论框架对同一现象给出差异化解释时，如何理解中国的净零转型路径？基于广泛的原创田野调查与52名中国问题专家的半结构式访谈，研究人员采用元理论（meta-theoretical）方法，对三种互补框架进行描述与比较：能源转型地理学（Geographies of Energy Transition）、多样化资本主义（Variegated Capitalism）和碎片化威权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以解释中国在“30—60”双碳目标下的净零转型，即2030年前实现碳排放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能源转型地理学揭示了中国净零转型中内嵌的空间分异、路径依赖与区域不均衡。多样化资本主义强调一种国家主导的“有管理竞争”（managed competition）逻辑，即国有企业、党权威与关系网络（guanxi）共同促进多层级政策协调和技术动员。与此同时，碎片化威权主义则强调中国行政国家内部中央集权与分权并存，揭示政策执行中的不一致、协商过程与试验性实践。研究人员在阐述三种理论后指出，框架多元并置能够揭示单一视角无法呈现的洞见；在经验层面，研究覆盖多个领域与部门；在方法论层面，净零转型是多维现象，无法由任何单一框架加以充分解释。尽管研究人员并未试图将三种理论综合为单一模型，但将不同视角并置表明：净零转型既非遵循固定内在逻辑和时间表的目的论过程，也非单一化进程，而是伴随政治断裂、多尺度互动与博弈、非预期技术动态以及截然不同的意识形态基础。
论文解读：
中国是全球最大能源消费国、最大温室气体排放国之一，也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重要生产与消费主体，同时又提出了2030年碳达峰和2060年碳中和的“双碳”目标。围绕这一目标，中国需要在经济持续增长、能源结构仍以化石能源为主、既有工业与基础设施存量巨大、以及地域广阔且发展不均衡的条件下推进深度脱碳，因此其净零转型具有高度复杂性。现有关于能源转型、资本主义类型和治理结构的理论，难以完整解释中国这一非西方、强国家主导且高度分层治理的案例。为回应这一问题，研究人员没有采用单一理论，而是通过元理论综述，将三个来自不同学科传统的框架并置考察，分别从空间结构、政治经济组织和行政治理三个维度解释中国净零转型的动力、阻力与结果。论文发表于《Energy Research》，其重要意义在于表明，中国净零转型并非单一路径，而是由空间不均衡、国家—市场协调与中央—地方博弈共同塑造。
研究人员采用的主要方法包括：原创半结构式专家访谈（N=52，2025年4—8月）、质性主题分析（semantic themes 与 latent themes）、以及元理论比较综述。访谈对象覆盖学界、政府部门、企业、国有企业、NGO等；访谈材料经转录、编码与归纳分析后，用于对三种理论框架进行三角互证式比较，而非综合成单一理论。
研究结果一：能源转型地理学（Geographies of Energy Transition）
该部分指出，中国净零转型深受空间分异与资源禀赋影响。煤炭资源及其既有产业链构成显著路径依赖，而太阳能、风电、水电、核电、氢能、碳捕集与封存（CCUS）和储能则被视为未来路径的重要支撑。研究人员通过访谈发现，煤炭利益集团与既有基础设施会强化锁定效应，而新技术则可能逐步改变路径依赖。该框架还揭示了能源转型的社会文化维度，例如矿业地方认同、城乡能源认知差异与公众参与不足。此外，中国转型具有明显的区域不均衡：沿海与内陆、城市与农村、不同产业与人口群体之间存在差异。空间尺度上，中国转型呈现强烈的中央主导与大规模基础设施扩张特征，同时不少受访者认为2060年后化石能源仍可能保留一定角色，说明净零并不等于“零煤”。
研究结果二：多样化资本主义（Variegated Capitalism）
该部分表明，中国净零转型本质上是一种国家主导的政治经济重组过程。国家通过产业政策、五年规划、技术标准、公共财政和国有企业体系推动清洁技术扩张，形成“有管理竞争”的市场格局。研究人员指出，中国在太阳能电池、风电、动力电池、电动汽车、电解槽与热泵等领域具有全球制造优势，依托工程技术导向、科研体系和产业链控制能力实现技术动员与规模化部署。访谈还显示，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私营企业和外资在同一框架下共同参与绿色产业发展，形成兼具竞争与协调的结构。融资方面，公共部门与国有银行仍是主要资金来源，绿色债券等市场化工具相对不足；“一带一路”也被视为清洁技术外溢与产业扩张的重要通道。该框架强调，中国净零转型不仅是环境治理，更是产业升级、国际竞争和国家能力展示。
研究结果三：碎片化威权主义（Fragmented Authoritarianism）
该部分强调，中国治理体系具有强中央权威与分层分权并存的特征。中央能够迅速设定政策目标并动员资源，但政策落实依赖省、市、县、乡多级政府的解释、协商与执行，因此会出现目标责任制、上下博弈、实验试点和政策偏差并存的局面。研究人员发现，中央集权提高了政策执行速度和资源动员能力，但也伴随地方利益分化、部门协调冲突和执行缺口。另一方面，政策试验与“生态文明”话语为地方创新和议题建构提供空间，使清洁能源与碳减排政策能够在不同区域进行试点和扩散。研究还指出，中央与地方在煤炭退出、氢能项目、空气污染治理和产业升级方面常存在张力，导致减排责任和成本在空间上分布不均。
讨论与结论
论文在讨论部分进一步指出，三种框架之间既有互补性，也存在张力，但这些张力本身就是中国净零转型的经验事实。空间框架强调资源、基础设施和区域差异；政治经济框架强调国家引导下的产业组织与资本配置；治理框架强调层级国家中的执行、协商与试验。对于煤炭退出延迟，三种框架分别指向路径依赖、就业与能源安全考量、以及中央—地方摩擦；对于电动汽车快速扩张，政治经济与治理框架解释了国家动员、城市竞争和规模化能力，而空间框架则难以单独预测这一结果。研究人员据此得出结论：没有单一理论能够完整解释中国净零转型，理论多元并置更能揭示其复杂性。该研究的学术贡献在于，以元理论方式展示了中国转型的多维结构，也为理解其他全球南方国家的能源转型提供了方法论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