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Contractual and relational governance in high-standard farmland management: evidence from hunan province, China
编辑推荐:
作为治理有效性的关键影响因素,实践中健全的组织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适当治理机制的应用。基于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并以中国湖南省442份微观层面调查数据为样本,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机制
作为治理有效性的关键影响因素,实践中健全的组织运行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适当治理机制的应用。基于交易成本理论(Transaction Cost Theory),并以中国湖南省442份微观层面调查数据为样本,本研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机制对高标准农田管理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1)高标准农田治理绩效通过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两种机制的互补效应得到提升。两种机制均对绩效结果产生直接且正向的影响;(2)契约治理对治理绩效提升的贡献大于关系治理;(3)契约治理对高标准农田治理绩效的影响,部分通过关系治理发挥中介作用。据此,研究建议结合具体情境完善治理机制,针对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实施差异化政策,适度且及时地引导契约治理,并推动一体化治理路径,以发挥两类机制的互补优势。
该文发表于《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聚焦高标准农田“重建设、轻管护”这一现实难题,讨论在农业可持续发展与粮食安全目标下,如何通过优化治理机制提升高标准农田管理绩效。研究背景在于,土地作为有限且不可替代的资源,是粮食安全、生态稳定与生计保障的基础,但人类活动引发的土地退化持续威胁农业生产力与生态健康。中国将高标准农田建设作为耕地保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土地整治、基础设施完善与生态优化,形成集中连片、土壤肥沃、抗灾能力强、旱涝保收的优质耕地。然而,高标准农田在建成后仍面临建设与管护衔接不畅、农户参与内生动力不足、设施维护机制薄弱等问题,导致其数量与质量均难以充分满足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因此,系统识别影响高标准农田管理绩效的关键因素,具有重要的现实针对性。
既有研究更多从农业工程技术、建设进度与建设成效等角度讨论高标准农田,重点关注其对农户行为、收入、粮食生产能力、农业现代化及绿色农业发展的影响,但对管理环节中的制度性障碍与治理机制关注不足。研究人员指出,高标准农田管理不同于一般建设项目、灌溉系统或公私合作(PPP)项目,其核心问题不只是设施维护或成本分担,而是长期设施管护、灌溉协调、农户集体参与、共同维护成本以及土地用途管制等多重议题交织下形成的系统性治理失灵。基于此,论文引入交易成本理论,认为不确定性与资产专用性会诱发机会主义行为并推高交易成本,而合适的治理机制能够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并改善绩效。在该理论框架下,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是两类关键治理机制,均可能对高标准农田治理绩效产生重要影响,但其作用方式及相互关系仍需实证检验。
研究人员以湖南省为研究区域开展分析。湖南地处中国中南部,地形具有“七山一水二分田”的典型特征,人地矛盾较为突出。作为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之一,湖南承担区域与国家粮食安全保障任务,高标准农田建设规模较大,具有较强代表性。研究通过对长沙、永州、张家界、益阳、湘潭、娄底及湘西自治州等地的高标准农田所在区域开展田野调查,面向村主任、村支部书记、合作社负责人和农户发放问卷,共回收524份问卷,剔除无效样本后得到442份有效问卷,有效率为84.35%。这一数据基础为研究高标准农田治理机制及其绩效提供了微观证据。
在方法上,研究主要采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并以五点Likert量表测度核心变量。治理绩效从供给绩效、占用绩效与满意度三个维度进行测量;契约治理包括契约完备性、契约灵活性与严格履约三个维度;关系治理包括信任、沟通与联合行动三个维度。样本来源于2021年6月至2023年3月湖南省多地实地调查。研究同时进行了KMO检验、Bartlett球形检验、信度与效度检验、共线性检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以及中介效应分析,以验证测量工具与结构模型的稳健性。
研究首先构建理论框架并提出三项假设:其一,契约治理正向影响高标准农田治理绩效;其二,关系治理正向影响高标准农田治理绩效;其三,关系治理在契约治理影响治理绩效的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论文将高标准农田治理视为公共事务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政府、市场与社会围绕共同利益,通过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协同完成建设、维护与监督。契约治理依靠正式合同明确权责边界、违约责任与调整机制,以防止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关系治理则依托乡村社会中的信任、沟通与合作规范,降低信息不对称,增强协同治理能力。研究在此基础上,将二者纳入同一分析框架,考察其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
4.1 Sample test
样本检验结果表明,所有观测变量的偏度与峰度绝对值分别低于2和3,适合采用最大似然法进行估计。KMO值大于0.6,Bartlett球形检验显著,说明样本适合因子分析。潜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VIF)均处于1.1–1.4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综合模型拟合指标良好,X
2/df = 1.443,IFI = 0.972,CFI = 0.972,RMSEA = 0.032,SRMR = 0.0494,表明模型整体拟合优良。
4.2 Model test
在模型检验部分,研究先后进行了信度与效度分析。三类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均高于0.7,说明量表内部一致性较强。契约治理、关系治理及治理绩效各维度测量条目的标准化因子载荷总体达到可接受水平,组合信度(CR)均超过0.7,平均方差提取量(AVE)均超过0.5,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聚合效度。各维度AVE值高于维度间相关系数平方,说明区分效度也达到要求。由此可见,研究构建的测量体系能够较为稳定、有效地表征高标准农田治理机制与治理绩效。
4.3.1 Common method bias test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显示,第一公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30.6%,明显低于40%的临界值,说明数据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样本信息质量较好,不会对后续结构关系分析造成明显干扰。
4.3.2 Model path analysis
路径分析结果支持研究假设H1和H2。契约治理的三个维度——契约完备性、契约灵活性和严格履约——均对治理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关系治理的三个维度——信任、沟通和联合行动——也均对治理绩效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具体而言,契约完备性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51,表明在高标准农田管理中,内容详尽、责任明确且包含争议解决条款的书面契约,能够显著改善治理绩效。严格履约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54,说明通过对各方权责履行进行约束和监督,可以有效提升管理成效。契约灵活性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2,也呈显著正向作用,但影响强度弱于契约完备性和严格履约,说明灵活条款虽有助于应对不确定性,但其作用相对有限。
关系治理方面,信任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167,说明治理主体之间的相互信任有助于减少机会主义行为、缓解信息不对称并提升合作效率。沟通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64,表明及时、准确、充分的信息交流能够促进利益协调和分歧化解,从而提高治理绩效。联合行动的标准化路径系数为0.284,是关系治理中作用最强的维度,说明在高标准农田这一公共事务中,多主体持续协作、共同制定方案并集体应对问题,是提升治理绩效的关键环节。
4.3.3 Mediation effect analysis
中介效应分析显示,关系治理在契约治理影响高标准农田治理绩效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研究假设H3得到部分支持。具体看,契约完备性可分别通过信任、沟通和联合行动三条路径间接影响治理绩效;严格履约可通过信任和沟通间接影响治理绩效;契约灵活性可通过沟通和联合行动间接影响治理绩效。仅“契约灵活性→信任→治理绩效”和“严格履约→联合行动→治理绩效”两条中介路径未达到显著水平。该结果表明,正式契约并非只通过直接约束来改善管理绩效,也能够通过塑造合作预期、增强交流机会和促进协同参与,进一步激活乡村社会中的关系性资源,进而提升治理效果。
5 Discussion
讨论部分围绕三方面展开。首先,契约治理的直接作用得到验证,说明在高标准农田管理中,通过正式契约明确合作细节、违约惩罚与权责边界,能够抑制机会主义行为,发挥激励、约束、规范与控制作用。这一结论与交易成本理论基本一致,也说明村级集体协议、管护承诺书等正式制度安排在农田管护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尤其在参与主体较多、治理周期较长、利益关系复杂的情境下,契约完备性的重要性更加突出。
其次,关系治理同样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说明高标准农田治理并不能仅依靠正式制度推进,还需要嵌入乡村熟人社会的社会网络与关系规范之中。信任可强化各主体履约意愿和合作稳定性;沟通可帮助农户充分表达利益诉求、增强程序参与感并促进争端解决;联合行动则体现了村庄共同体在公共事务中的协同能力。研究结果表明,乡村内生规范与公共合作文化对高标准农田长期管护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再次,关系治理对契约治理与治理绩效之间关系的部分中介效应,揭示出两类治理机制并非替代关系,而是存在互补性。契约完备性不仅能够直接规范行为,也能通过促进信任、沟通和联合行动提升绩效;契约灵活性有助于信息交换与协同应对,但过度灵活也可能带来执行偏差和信任侵蚀;严格履约通过强化制度可信度,能够增强信任与沟通效果。由此可见,高标准农田管理更适合采用正式治理与非正式治理相结合的综合治理模式。
论文还提出了相应政策启示:其一,应结合合作关系与治理情境完善治理机制,在初次合作、风险较高的情境中突出契约条款清晰性、约束性和争端解决安排,在熟人基础较强、合作经验较丰富的情境中强化沟通平台与参与式机制;其二,应进一步强化契约治理,通过村民会议、公告栏及新媒体等渠道,提升农户对合同条款和责任边界的理解,促进依法履约;其三,应推动综合治理,发挥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的互补效应,以支持高标准农田持续高效利用和农业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作者也指出研究局限,包括对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互动关系的刻画仍可进一步深化,且本研究基于相对静态的数据分析,未来可从全生命周期和动态演化视角继续展开研究。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述如下:本研究对契约治理与关系治理影响高标准农田管理绩效的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契约治理直接影响高标准农田管理绩效。契约治理由契约完备性、契约灵活性和严格履约三个维度构成,通过事先明确不同情境下利益相关者的权利与责任,并保留必要调整空间,降低管理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和非生产性支出,从而共同提升管理效率。(2)关系治理对管理绩效具有直接正向影响。关系治理由信任、沟通和联合行动构成,利益相关者之间的互信与高频沟通有助于协调利益关系、建立有效伙伴关系,并促进高标准农田的高效利用,因此关系治理与契约治理均能直接改善管理结果。(3)关系治理在契约治理影响管理绩效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契约治理通过关系治理发挥作用,表明两种治理路径可以协同运用,以实现治理成效最大化。
总体而言,该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将治理机制分析系统引入高标准农田管理领域,揭示了正式契约与非正式关系如何共同作用于治理绩效。论文不仅从制度层面解释了高标准农田“建而不管”问题的治理根源,也为优化农田管护机制、提升耕地质量保护效能以及支撑粮食安全与农业现代化提供了经验依据。对于理解中国乡村公共事务治理中制度安排与社会关系的耦合作用,该研究亦具有较强的理论与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