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Oncology》:Cellular responses to targeted radionuclide therapy: rethinking radiobiology under continuous low dose rates
靶向放射性核素治疗(TRT)通过结合肿瘤相关靶点的放射分子,将电离辐射直接递送至癌细胞。临床成功的例子包括针对神经内分泌肿瘤的生长抑素受体导向TRT,以及针对前列腺癌的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SMA)靶向TRT。尽管取得了这些进展,但治疗效果仍受到亚致死肿瘤剂量、瘤内异质性摄取和内在放射抵抗性的限制。改善TRT的一个主要挑战是持续依赖从外照射放疗(EBRT)衍生的放射生物学概念。与EBRT相比,TRT的特点是暴露时间延长、剂量率低且可变、能量沉积异质性,以及辐射质量从低线性能量传递(LET)β-粒子到高LET α粒子,导致独特的生物学应激谱,无法完全基于EBRT知识预测。本综述总结了区分TRT与EBRT的放射生物学特性,并描述了这些特性如何影响DNA损伤诱导和下游细胞应激反应。讨论了关键细胞结局,包括细胞凋亡、衰老和替代性调控的细胞死亡途径,以及剂量率动力学和LET如何影响其发生时间和幅度。通过整合辐射物理学、DNA损伤信号传导和细胞命运机制的概念,本综述强调了机制理解仍有限的领域,并指出了完善TRT的机会。研究人员对这些过程的更深入理解将支持合理的治疗设计,并有助于开发增强肿瘤敏感性同时最小化正常组织毒性的策略。
1 引言
靶向放射性核素治疗(TRT)已成为一种有效的抗癌疗法,其中放射性同位素与肿瘤靶向分子相连。这些分子通常用β
-或α粒子发射体标记,经全身给药后结合肿瘤特异性实体,将电离辐射直接递送至恶性细胞。临床已确立的例子包括使用[
177Lu]Lu-[DOTA-Tyr
3]octreotate(
177Lu-DOTA-TATE)进行的生长抑素受体靶向TRT治疗神经内分泌肿瘤,以及针对前列腺癌的前列腺特异性膜抗原(PSMA)靶向TRT。尽管临床进展显著,但TRT的疗效仍因剂量限制性毒性、导致亚致死肿瘤剂量的靶向不足以及某些恶性肿瘤的固有放射抵抗性而受限。克服这些限制的一个主要挑战是目前依赖于从外照射放疗(EBRT)外推的放射生物学原理。EBRT方案经过数十年的优化以平衡肿瘤控制与组织保护,但直接应用于TRT存在困难,因为两者在照射动力学等方面存在根本差异。EBRT通常使用外源源在短时间内均匀递送高剂量率辐射。相比之下,TRT在较长时间内持续递送内部较低剂量率的辐射。对于TRT,这导致DNA损伤的诱导和修复同时发生,可能以无法从EBRT推断的方式改变损伤的时间、积累和加工。由于DNA双链断裂(DSBs)是辐射诱导致死性的主要驱动因素,TRT独特的应激谱可能引发与EBRT不同的生物学反应。此外,TRT的特征包括异质性剂量分布、剂量率随时间动态变化,以及辐射质量从低线性能量传递(LET)β
-粒子到高LET α粒子。这些特征不仅影响DNA损伤的空间分布和复杂性,还可能塑造细胞内信号通路的激活和下游细胞命运程序的选择。因此,推进对TRT诱导的放射生物学效应的理解以优化其治疗效果的关注日益增加。本综述总结了区分TRT与EBRT的放射生物学特性,并概述了这些特性如何塑造DNA损伤反应(DDR)和细胞应激反应。重要的是,重点关注肿瘤内在反应,而非强调微环境或全身效应。特别地,讨论了TRT触发的主要细胞命运,包括细胞凋亡、衰老和替代性调控的死亡途径。这些见解共同阐明了当前技术现状,并突出了必须解决的关键机制空白,以更好地理解TRT诱导的细胞反应。
2 放射生物学特性
细胞对辐照的反应强烈依赖于辐射在组织内和随时间的沉积方式。这些决定因素大致可分为三类:1)辐射源的物理特性;2)组织或细胞的内在放射敏感性;3)肿瘤微环境。以下部分将聚焦于辐射源的物理特性,并讨论区分TRT与EBRT的放射生物学特征。在EBRT中,X射线从外部施加,能量在肿瘤内相对均匀地沉积。这些光子构成低LET辐射(约0.2 keV/μm),产生稀疏分布的电离事件和主要为孤立的DNA损伤。在TRT中,发射的辐射来源于位于肿瘤细胞内或附近的放射性核素。因此,空间剂量分布是异质性的,取决于放射性药物的摄取程度、模式和滞留时间。β
-粒子可传播毫米距离,实现交叉火力辐照,其LET值(0.1–1 keV/μm)与EBRT光子相当。相比之下,α粒子仅传播数十微米,但沉积高LET能量(50–230 keV/μm),产生密集电离径迹和空间簇状的DNA损伤,包括多个DSB(DSB簇),有时称为双DSB。这些簇状DSB更可能被错误修复,导致细胞毒性染色体畸变。此外,TRT产生的辐射径迹还可产生高能二次(δ)电子,进一步扩展电离事件的空间分布,并促进复杂和簇状DNA损伤的形成。此外,剂量率和沉积时间强烈影响DNA损伤随时间累积的方式,因为它们决定了辐射事件之间损伤可修复的程度。因此,相当一部分辐射诱导的DNA损伤是亚致死且可修复的。非FLASH EBRT通常采用高剂量率,常达到1–24 Gy/min,总吸收剂量在数秒内分布。相比之下,TRT在数小时至数天内连续递送辐射,剂量率通常低于0.5 Gy/h。这种延长暴露允许细胞在修复损伤的同时,新损伤仍在形成。在经典放射生物学中,这种可修复的损伤成分在线性二次(LQ)模型中描述为β项,代表可在辐射事件之间修复但若在恢复前诱导额外损伤可能变得致死的损伤。在TRT的低剂量率条件下,修复减少了亚致死损伤的积累和相互作用,从而降低了它们组合成细胞毒性事件的概率。在极低剂量率下,一部分递送剂量可能反而抵消持续的肿瘤细胞增殖,而非贡献于净细胞杀伤,这种现象称为“浪费剂量”,部分取决于放射性核素半衰期和剂量率动力学。这一原理已通过研究进一步阐明,该研究表明高剂量率给予β
-发射体钇-90导致的细胞存活率显著低于在相同暴露时间内以较低剂量率给予相同总吸收剂量,表明快速损伤积累可压倒修复能力。然而,剂量率与生物效应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逆剂量率效应”描述了较低剂量率比较高剂量率更具生物学效应的情况。该现象主要在体外观察到,常见于快速增殖的细胞系,可能部分反映实验条件或背景依赖性细胞反应,类似于低剂量超敏反应,其体内证据仍有限。因此,其相关性似乎强烈依赖于肿瘤类型和实验背景,其基础机制仍不完全清楚。此外,尽管低剂量率最初可能产生更强的细胞毒性,但其累积效应常趋于平台期,最终导致总体效应较低。这种衰减可能源于延长辐照期间代偿性或适应性应激反应通路的激活。因此,分次给予TRT被提出作为一种规避这些适应性机制并恢复治疗效果的策略。另一个考虑因素是TRT中的剂量率本质上是动态的。它随时间波动,原因是放射性药物在肿瘤内的摄取和清除变化以及放射性衰变。在摄取阶段,剂量率随着放射性核素积累增加而逐渐上升。随后,在生物清除期间下降,并随物理衰变继续降低。剂量率更快的初始增加比逐渐上升发挥更显著的细胞毒性效应。这可以解释为缓慢增加的剂量率允许适应性放射保护通路的激活,使肿瘤细胞对后续辐照更具抵抗力。这些物理和时间特征共同塑造了TRT的生物效应。量化这种效应的一种方法是通过生物效应剂量(BED),它描述治疗对生物的影响,同时考虑剂量率和辐照期间发生的修复程度。因此,BED可用于比较递送相同总吸收剂量但在时间上分布不同的治疗的生物效应。为了比较不同辐射方式之间的生物效应,使用放射生物学效应(RBE)。RBE量化相对于参考辐射(通常为EBRT)实现定义生物效应(通常为细胞死亡)所需的剂量,但其值强烈依赖于所用检测方法和生物读出时间。高LET α粒子比EBRT和β
-发射体均表现出更高的RBE,因为其密集簇状DNA损伤在相对较低的剂量下即可压倒修复通路。β
-发射体尽管LET值与EBRT光子相似,但常表现出较低的RBE,因为其辐射以较低剂量率递送,允许在暴露期间进行修复。尽管RBE对比较不同辐射方式有用,但它并未完全捕捉TRT的生物学复杂性。它不考虑持续内部辐照引起的适应性和动态反应,也不反映肿瘤内剂量分布的异质性。因此,更深入理解这些生物学过程以及TRT后细胞死亡或存活的机制至关重要。
3 对TRT的细胞反应
3.1 细胞周期
细胞周期是一系列严格调控的事件,控制细胞生长、DNA复制和分裂为两个遗传上相同的子细胞。它经典地分为四个不同阶段:G1(DNA合成准备)、S(DNA复制)、G2(有丝分裂准备)和M(细胞分裂)。通过这些阶段的进程由细胞周期蛋白和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CDKs)控制。CDK4/6-细胞周期蛋白D和CDK2-细胞周期蛋白E复合物磷酸化视网膜母细胞瘤蛋白(RB)以促进S期进入,而CDK1-细胞周期蛋白A/B复合物驱动进入有丝分裂。除了协调细胞周期转变,这些复合物还作为关键控制点,激活对细胞应激(包括电离辐射IR)的检查点机制。
3.1.1 检查点激活和细胞周期停滞
辐射诱导的DNA损伤由传感器激酶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突变(ATM)和共济失调毛细血管扩张与Rad3相关(ATR)检测:ATM主要响应DSB,而ATR由单链断裂(SSBs)和复制应激激活。这些激酶分别磷酸化检查点激酶(CHK)1和CHK2,稳定并激活肿瘤蛋白p53(p53)。p53的核积累启动决定细胞命运的转录程序。在反应早期,p53诱导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抑制剂1(p21),它通过抑制CDK4/6强制G1停滞,并通过抑制CDK1促进G2停滞,从而阻止由细胞周期蛋白B1/CDK1驱动的有丝分裂进入。除这些转录机制外,ATM和ATR依赖的CHK1/CHK2激活迅速抑制细胞分裂周期25(CDC25)磷酸酶,提供即时的、转录独立的CDK活性阻断,允许辐照后快速检查点参与。这些检查点提供修复时间,在复制前促进存活。然而,当DNA损伤超过修复能力时,p53启动凋亡反应。逃避凋亡但保留未解决损伤的细胞后来可能通过持续p21信号和上调细胞周期蛋白依赖性激酶抑制剂2A(p16
Ink4a)进入衰老。一旦衰老建立,细胞对凋亡细胞死亡变得更具抵抗力。以脉冲EBRT暴露形式递送的IR在所有主要检查点诱导停滞,最显著的积累发生在G2/M转变期。在生长抑素受体靶向TRT中也观察到类似效应,其中镥-177治疗在辐照后3天诱导G2/M的短暂积累,到第6天恢复基线。在EBRT中,这种阻滞分两个不同波次发生。一个早期G2/M阻滞在辐照后几分钟内出现,由ATM介导,很大程度上不依赖剂量,反映已处于G2的细胞无法进入有丝分裂。相反,后期G2/M积累在数小时内发展,不依赖ATM,反映在G1或S期辐照的细胞带着未修复损伤进入G2。尽管p53不是启动G2/M阻滞所必需的,但p53和p21对其维持至关重要。这种持续的G2延迟被认为通过允许额外修复时间促进亚致死DNA损伤后的存活。
3.1.2 细胞周期依赖的放射敏感性及对TRT的启示
使用EBRT的经典同步化研究表明,放射敏感性在细胞周期中变化,在G2/M期最敏感,在S晚期最具抵抗力。这种阶段依赖性源于脉冲辐照在细胞重新分布之前瞬时递送损伤,使细胞在周期中的位置成为结果的重要决定因素。这些见解为通过化疗药物或CDK抑制剂同步化细胞以及分次照射方案增强放疗敏感性的策略提供了理论基础。在TRT中,然而,辐照在数小时至数天内持续递送。在这些条件下,取决于吸收剂量和剂量率,细胞在暴露期间可穿越多个阶段,伴随检查点的潜在重复激活和细胞周期重新分布。因此,治疗开始时的细胞周期位置可能比在EBRT中发挥更次要的作用。尽管如此,细胞周期仍可影响TRT敏感性,其效应在低LET和高LET放射性核素之间可能不同。这通过一项比较α粒子辐照(来自砹-211)与X射线的同步化研究说明,该研究显示RBE在不同细胞周期阶段变化了三到八倍。与X射线(在有丝分裂期敏感性最高)不同,α粒子辐照的细胞在有丝分裂期比在G1或S期略具抵抗力。这归因于有丝分裂期高度紧凑的染色质结构,降低了短程α径迹穿过DNA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一项使用α粒子TRT的研究表明,在G2/M期同步化增强了TRT毒性,与高LET诱导的DNA损伤更大的复杂性和修复难治性一致。这些发现表明,α粒子保留了一定程度的细胞周期阶段依赖性,但其模式与EBRT不同。对于低LET β
-粒子TRT,放射敏感性更多地受细胞在延长辐照期间维持G2/M停滞的能力影响,而非初始细胞周期。这一原理在基于镥-177的研究中得到证明,该研究显示放射抵抗性细胞系通过WEE1依赖的CDK1抑制性磷酸化积累在G2/M期,允许额外修复时间并促进存活。相比之下,放射敏感性细胞未能维持这种停滞,而是经历凋亡或有丝分裂死亡。WEE1的药理学抑制MK-1775取消了这种检查点,并使抵抗性细胞对镥-177敏感,强调CDK1调控在β
-粒子TRT反应中的核心作用。与此一致,MK-1775在同时给予或与放射性配体孵育后给药时增强细胞毒性,但事先给药则不然,支持了在低LET TRT中,持续DNA损伤诱导期间的检查点持续参与比初始细胞周期阶段更重要的观点。这些发现共同表明,TRT不遵循EBRT中观察到的经典阶段依赖性。相反,反应似乎由剂量率、LET以及在延长辐照期间维持或取消G2/M停滞的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主导。尽管细胞周期位置对TRT敏感性的确切贡献尚未完全明确,但当前证据指向检查点动力学而非瞬时阶段作为主要决定因素。
3.2 DNA损伤修复
损伤诱导后,细胞激活DNA损伤反应通路以检测和修复辐射诱导的损伤。IR诱导广泛的DNA损伤,包括碱基损伤、单链断裂(SSBs)和DSBs。这些损伤既通过直接电离DNA产生,也通过细胞内水辐射分解后产生活性氧(ROS)间接产生。低LET辐射更依赖ROS介导的损伤,而高LET辐射的毒性更由DNA直接靶向定义。除了分散的损伤,IR(特别是高LET)可诱导簇状DNA损伤或双DSB,其中多个损伤发生在一个或两个螺旋转内。这些复杂簇更难修复,并可能干扰修复酶的活性,对高LET TRT的高细胞毒性有贡献。局部染色质环境进一步调节辐射诱导损伤的形成和修复。虽然较开放的常染色质中的DNA通常对损伤诱导和修复都更易感,但密集包装的异染色质限制了可及性并表现出延迟的修复动力学。因此,异染色质内产生的复杂损伤倾向于持续更久,更容易发生错误修复,从而不成比例地贡献于基因组不稳定性。
3.2.1 DNA损伤修复通路
细胞依赖几种DNA修复通路来恢复辐射暴露后的基因组完整性。碱基损伤和SSB主要通过碱基切除修复(BER)通路修复,其中损伤特异性DNA糖基化酶去除受损碱基,产生无碱基位点,随后由AP核酸内切酶、DNA聚合酶β和DNA连接酶处理。SSB的有效修复至关重要,因为未修复的SSB在S期遇到复制叉时可转化为DSB,大大增加细胞毒性。DSB代表最有害的DNA损伤形式之一,主要通过非同源末端连接(NHEJ)和同源重组(HR)修复。经典NHEJ在整个细胞周期中运作,始于Ku70/80结合DNA末端,随后招募DNA依赖性蛋白激酶催化亚基(DNA-PKcs)以促进末端加工和连接。NHEJ快速但本质上是易错的,可在修复连接处引入小插入或缺失。大多数低LET诱导的DSB在辐照后数小时内修复,但有一小部分持续存在。这些持续断裂的比例随LET升高而增加,反映更复杂的DSB与有效NHEJ不相容。HR是一个高保真通路,仅限于S和G2期,此时姐妹染色单体可作为修复模板。HR通过切除DNA末端生成复制蛋白A结合的单链DNA启动。乳腺癌(BRCA)蛋白随后促进RAD51加载,允许形成核蛋白丝,进行同源性搜索和链侵入。由于高LET辐射产生的簇状或复杂DSB常通过广泛末端切除处理,细胞更依赖HR进行修复,而经典NHEJ变得不那么有效。当经典NHEJ和HR都无法有效参与时,细胞可采用替代末端连接(alt-EJ),这是一种较慢且高度易错的后备通路,依赖有限末端切除和短微同源序列的退火。Alt-EJ由PARP1、XRCC1和聚合酶θ等因子介导,常产生较大缺失和染色体重排,从而促进基因组不稳定性。
3.2.2 使用DDR抑制剂的放射增敏
由于DNA损伤是辐射诱导细胞死亡的主要驱动因素,而有效修复对抗治疗效果,抑制DNA修复通路长期以来一直被探索作为增强放疗的策略。在EBRT中,抑制BER/SSB修复、NHEJ或HR一致增加细胞放射敏感性,支持抑制修复可增强辐射细胞毒性效应的概念。鉴于其LET值相当,EBRT和TRT参与许多相同的DDR通路,但由于两种方式的剂量率和递送特征不同,这种参与的时间可能不同。递送动力学的这种差异可影响DDR信号传导的持续时间和强度,意味着为EBRT优化的联合疗法不能直接外推到PRRT。尽管如此,通过DDR抑制进行放射增敏的原理已在TRT中得到证明。例如,通过DNA-PKcs抑制NHEJ已被证明能使肿瘤细胞对TRT敏感并增强治疗反应。靶向SSB修复也可能有效,因为未修复的SSB在复制过程中转化为DSB。这通过将
177Lu-DOTA-TATE与PARP抑制剂联合的研究说明,这些研究报告了DSB形成和肿瘤细胞杀灭的协同效应。将IR与DDR抑制联合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它们重叠的毒性谱,可能增加对健康组织的损伤。然而,TRT的延长性提供了调整给药方案以最大化肿瘤细胞易感性同时限制健康组织毒性的机会。最终,使用DDR抑制剂实现的放射增敏程度还取决于细胞如何通过下游信号通路处理积累的DNA损伤,这些通路决定存活、停滞或细胞死亡。
3.3 细胞凋亡
IR诱导的细胞死亡可通过几种途径进行,其中细胞凋亡是特征最明确的。细胞凋亡是一种严格调控的程序性细胞死亡形式,需要三磷酸腺苷(ATP),主要用于消除受损或肿瘤前细胞,从而防止基因组不稳定性传播。细胞凋亡可表现为两种不同的时间模式:快速凋亡和延迟凋亡。快速凋亡指有丝分裂进入前的细胞死亡,特别发生在放射敏感性细胞类型如白细胞和肠隐窝细胞中。然而,大多数癌细胞经历延迟凋亡。这种延迟形式常继发于有丝分裂灾难,其中细胞带着未修复的DNA损伤进入有丝分裂,导致染色体分离和结构异常,最终触发凋亡崩塌。形态学上,凋亡细胞表现出收缩、核固缩、染色质浓缩和膜起泡。这些起泡以及碎裂的核结构形成凋亡小体,被邻近细胞或巨噬细胞迅速吞噬。在此过程中,质膜完整性得以维持,防止炎症激活。
3.3.1 细胞凋亡的机制通路
细胞凋亡可通过内在或外在途径启动,两者汇聚于共同的执行阶段。内在凋亡由细胞内应激源如复制应激、过量DNA损伤、ROS、内质网应激或有丝分裂缺陷激活。该通路受B细胞淋巴瘤2(BCL-2)蛋白家族调控。促凋亡蛋白BCL-2相关X凋亡调节因子(BAX)和BCL-2拮抗剂/杀伤因子1(BAK1),两者均由p53转录调控,在在线粒体外膜上形成孔,使细胞色素c释放。细胞色素c随后与凋亡肽酶激活因子1(APAF1)、脱氧三磷酸腺苷(dATP)和pro-caspase-9结合形成凋亡体,激活caspase-9。外在凋亡由配体(如FasL/TNF)与细胞表面死亡受体如Fas(CD95/APO-1)或TNF受体超家族成员结合启动。配体结合触发死亡诱导信号复合物(DISC)组装,导致caspase-8和在某些细胞类型中caspase-10的激活。激活的caspase-8可进而通过切割促凋亡蛋白BH3相互作用域死亡激动剂(BID)为截短BID(tBID)来放大内在凋亡信号,这促进线粒体通透化和细胞色素c释放,从而促进caspase-9激活。两种通路都汇聚于效应caspase-3的激活,在caspase-6和-7的支持下,caspase-3协调凋亡的执行。这个最终阶段以标志性的形态学变化为特征。
3.3.2 TRT中的凋亡反应
虽然上述通路定义了凋亡的经典执行,但它们在TRT背景下的激活和时间受辐射质量和递送动力学的影响。高LET α发射体产生密集的簇状DSB,迅速压倒修复机制,在等效吸收剂量下,常导致比低LET发射体更早的凋亡起始。例如,使用α发射体[
213Bi]Bi-[DOTA-Tyr
3]octreotide(
213Bi-DOTATOC)治疗被报道诱导的凋亡水平约为[
177Lu]Lu-[DOTA-Tyr
3]octreotide(
177Lu-DOTATOC)的四倍,凋亡激活早在治疗开始后48小时即可检测到。重要的是,这些比较不能仅基于给药活性,因为α发射体需要远低于β
-发射体的活性才能达到相当的吸收剂量或生物效应。因此,β
-发射体基TRT后的凋亡信号通常较晚达到峰值,在治疗开始后约72–96小时。这种延迟反映在达到凋亡阈值之前多次尝试修复循环,是β
-发射体基TRT固有的低剂量率暴露的特征。支持这一区别,急性2 Gy X射线辐照比
177Lu-DOTA-TATE更有效地诱导凋亡,即使后者递送两倍高的累积吸收剂量,突出了递送动力学的重要性。
3.3.3 p53调控与剂量安排的关系
从DNA损伤感受到凋亡执行的转变主要由p53控制,它整合应激信号并决定细胞命运。在TRT中,持续辐照的性质需要持续的p53激活以达到程序性死亡的阈值。不同研究已证实,稳定p53或抑制其负调控因子MDM2显著增强细胞对
177Lu-DOTA-TATE的敏感性,突出了该通路的重要性。这些观察表明,旨在重新激活或维持p53活性的治疗策略,包括MDM2抑制,可能延长TRT期间凋亡诱导的窗口,从而增强治疗效果。GOT1神经内分泌肿瘤模型的体内分析显示一个时间激活模式,p53及其下游效应物BAX和APOE在治疗后约72小时达到峰值。然而,这种激活是短暂的:到第7天,与肿瘤再生长的早期迹象一致,p53活性下降,到第41天,基因表达转向抑制内在凋亡。这表明一个有限的凋亡窗口,可被促存活信号覆盖。p53激活的短暂性为优化TRT递送提供了理由,例如通过分次给药。在神经内分泌GOT1小鼠模型中,将
177Lu-DOTA-TATE的总活性分多次较小剂量给药,与单次给药相比,诱导延迟再生长并延长总生存期。类似地,用5 MBq
177Lu-DOTA-TATE预处理后第二次注射10 MBq,通过延长p53激活长达7天并防止晚期抗凋亡基因的诱导,增强了凋亡,而单次10 MBq注射仅观察到治疗后3天p53激活。值得注意的是,预处理剂量还可以改变主导的凋亡途径:单次剂量
177Lu-DOTA-TATE仅激活内在凋亡,而预处理方案则同时激活内在和外在途径。重要的是,凋亡可独立于p53进行。例如,缺乏功能性p53的白血病细胞仍可响应β
-和γ辐射激活caspase-3,表明p53独立的凋亡途径,如caspase-8介导的线粒体放大或应激激酶途径,可在某些背景下补偿。这强调尽管p53是辐射诱导凋亡的中心调控因子,但它并非细胞死亡发生的严格必要条件。由于许多肿瘤缺乏功能性p53,理解TRT如何激活p53独立的死亡途径至关重要。p53状态不仅影响凋亡能力,还影响向衰老或有丝分裂死亡的转变,使其成为TRT反应的关键决定因素。因此,阐明p53依赖和p53独立的机制对于优化不同肿瘤基因型的TRT至关重要。
3.3.4 贡献于凋亡的核外途径
虽然DNA中心的辐射损伤模型仍占主导地位,但TRT也可通过膜相关机制激活凋亡。特异性靶向细胞膜的α粒子和俄歇电子TRT诱导神经酰胺产生,这是一种对膜完整性至关重要的鞘脂。升高的神经酰胺水平促进脂筏聚集形成信号平台,重新组织受体并促进应激反应。这些平台可激活caspase依赖途径、p38 MAPK和JNK信号,并可参与外在凋亡。与此一致,α粒子TRT诱导的细胞死亡被显示涉及p38和JNK的激活。β
-辐射同样可通过上调CD95/Fas受体和配体来刺激外在凋亡,实现死亡受体激活。
3.4 衰老
当凋亡信号因剂量率不足、持续但亚致死性DNA损伤或内在抵抗性而未能达到所需阈值时,细胞可能进入辐射诱导的衰老。这个过程是一种稳定的细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