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Health financing strategies for achieving Universal Health Coverage in low- and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 narrative review
背景:中低收入国家(LMICs)面临持续的卫生筹资挑战,包括高额的自付费用(OOP)、碎片化的风险池以及受限的财政空间,这些因素削弱了财务保护和公平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目标:本叙述性综述综合了关于LMICs卫生筹资策略的证据,探讨了收入筹集、风险共担和战略购买如何推动全民健康覆盖(UHC)。方法:研究人员对PubMed/MEDLINE、Scopus和Web of Science数据库进行了检索,限定时间为2016年1月至2026年2月,并检索了英文出版物,同时补充了来自国际卫生组织的政策文件。在识别出的120条记录中,研究人员对58篇全文进行了评估,最终纳入了24篇文献,其中包括系统综述、国家案例研究以及涵盖撒哈拉以南非洲、南亚和东南亚地区的政策分析。研究人员未采用正式的偏倚风险评估;而是对文献进行了结构化的可信度评估。结果:当有充足的公共资金、强制性参保和大型风险池作为支撑时,基于税收的筹资和补贴型保险模式似乎更持续地与扩大覆盖面和财务保护相关联。社会健康保险(SHI)只有在参保是强制性的,且对贫困人口和非正规就业者的保费进行补贴时,才能促进公平性。社区健康保险(CBHI)扮演的是补充而非核心角色,而捐助资金和创新机制则提供了补充性支持,但引发了关于可持续性和规模的担忧。在不同背景下,碎片化、自愿性以及以自付费用(OOP)为主的安排,屡次与较弱的财务保护相关联。结论:没有单一的筹资模式足以实现全民健康覆盖(UHC)。证据表明,整合了风险池、战略购买和强化治理的、以税收为锚定的集成系统,是LMICs最具可行性的路径,但仅靠筹资改革本身并不能保证取得进展,因为服务准备度、劳动力能力和治理水平决定了财务覆盖能否转化为有效的覆盖。
1 引言
全民健康覆盖(UHC)已成为全球卫生议程的核心支柱,并写入可持续发展目标(SDG)3.8,该目标要求为所有人提供优质基本卫生服务并获得财务风险保护。UHC通常被定义为确保所有人能够获得所需的高质量促进、预防、治疗、康复和姑息服务,而不会遭受经济困难。在卫生需求高、服务覆盖率常显不足、且依赖自付费用(OOP)导致家庭面临灾难性支出和贫困的中低收入国家(LMICs),实现UHC的进展尤为迫切。卫生筹资是决定卫生系统能否扩大可及性和保障财务保护的基本因素,其涵盖三个核心功能:动员充足资源、汇集资金以实现风险共担,以及以促进公平和效率的方式购买服务。来自LMICs的证据表明,与碎片化、OOP主导的系统相比,预付费和风险共担安排(如税收资助系统和社会或社区健康保险)与更高的服务利用率和改善的财务风险保护相关。然而,持续依赖OOP支出和捐助资金,加上有限的财政空间,限制了LMICs扩大基本服务的能力,并阻碍了UHC的进展。尽管政治承诺日益增强,LMICs仍面临巨大的卫生筹资挑战。许多系统以低且不稳定的卫生公共支出、狭窄且累退的收入基础以及高比例的私人OOP支付为特征,这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其他LMICs中仍是卫生筹资的主要来源。通过多个协调性差的计划(具有不同的风险池、福利和资格标准)造成的筹资碎片化,减少了交叉补贴,并产生了阻碍公平和财务保护的效率低下问题。扩大社会健康保险(SHI)的努力常常难以覆盖庞大的非正规部门,而对贫困人口的有针对性的补贴和豁免计划往往资金不足且执行不力,导致覆盖缺口和持续的经济障碍。此外,相互竞争的优先事项、治理薄弱以及不断上涨的医疗成本,使得向更可持续和累进的筹资安排过渡变得复杂。在此背景下,对卫生筹资策略进行批判性审视,对于指导能够加强卫生系统并加速UHC进程的改革至关重要。系统和叙述性综述强调,没有一种单一的筹资模式是普遍最优的;相反,需要结合具体国情的税收资金、保险计划和需求方筹资机制的组合,以增强覆盖、公平和韧性。理解不同策略在LMICs中在收入筹集、风险共担、购买以及其对利用率、质量和财务保护影响方面的表现,对于指导政策选择和优先分配稀缺资源至关重要。尽管最近的综述已对LMICs的卫生筹资机制进行了分类,但大多数研究是孤立地描述这些机制,并将筹资与UHC之间的联系视为直接关系。对于特定机制成功或失败的结构性条件关注较少。本综述旨在弥补这一空白,探讨在不同LMICs背景下,收入筹集、风险共担和战略购买在何种条件下能转化为财务保护和有效覆盖。本综述采用一个以条件为导向、以系统为中心的框架,在该框架中,治理、机构能力和提供者行为调节着筹资结果,综合了跨区域的证据,并为财政受限的系统提炼出具有政策意义的经验教训。其独特贡献在于从列举机制转向解释决定其有效性的条件。
2 方法
2.1 研究设计与报告方法
本研究采用结构化的叙述性综述设计,以综合关于中低收入国家(LMICs)卫生筹资策略及其在推动全民健康覆盖(UHC)中作用的证据。尽管本综述将LMICs作为一个整体类别,但不同收入水平的筹资选择存在差异;中低收入国家通常比低收入国家拥有更广泛的税收基础和更强的行政能力。在证据允许的情况下,研究结果将结合这些收入组别差异进行解读。选择叙述性综述方法是因为卫生筹资证据的广泛性和异质性——涵盖多种筹资机制、卫生系统架构、国家背景和结果指标——不适合单一的同质化检索方案或荟萃分析。然而,为了减少传统叙述性综述常见的偏主观性和选择偏倚,本研究采用了透明且可重复的程序进行。报告遵循PRISMA 2020声明的原则,用于记录检索和选择过程,以及SANRA标准以支持方法论质量。本综述围绕三个核心卫生筹资功能——收入筹集、风险共担和战略购买——及其对财务保护和公平获得医疗服务的意义进行组织。
2.2 文献检索策略
研究人员在三个电子数据库PubMed/MEDLINE、Scopus和Web of Science中进行了系统性文献检索。检索限于2016年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发表的英文同行评审出版物,该时间段旨在捕捉与当前UHC辩论相关的最远十年内的筹资改革证据,同时仍包含基础性的当代证据。检索策略应用于三个电子数据库。
2.3 纳入标准
研究通过一个迭代的、有目的的过程进行选择,该过程以其与研究主题和目标的相关性为指导。以下标准贯穿整个选择过程:纳入标准包括:在同行评审学术期刊上发表或由国际认可卫生组织发布的政策文件和技术报告;研究内容与全民健康覆盖(UHC)相关的卫生筹资机制或策略;关注中低收入国家(LMICs);报告与财务保护、医疗可及性、服务利用或卫生系统筹资改革相关的结果;且为英文文献。排除标准包括:编辑评论、社论或缺乏实证或政策证据的意见稿;未涉及卫生筹资或UHC相关结果;仅关注高收入国家背景;以及来源不明、无全文出版的会议摘要或缺乏足够方法透明度的非同行评审来源。
2.4 研究选择过程
研究选择遵循了适用于叙述性综述方法的迭代和有目的的过程。数据库检索识别出120条记录。在去除重复记录并筛选标题和摘要后,对58篇全文文章进行了资格评估,其中34篇因不符合纳入标准而被排除。在标题和摘要阶段看似相关的文献被全文阅读,并根据本综述的三个核心功能——收入筹集、风险共担和战略购买——以及财务保护和公平结果的覆盖情况进行评估。最终共有24篇文献被纳入综合,包括系统综述、叙述性综述、国家案例研究和政策分析。研究选择过程总结在图中。纳入主题综合的文献与为背景或情境目的引用的文献之间有所区分。此处报告的24篇文献构成了证据基础,这些证据已根据本综述的三个核心筹资功能进行了系统性的图表化和综合。引言和讨论部分引用的其他参考文献提供了概念性或情境支持,不属于图表化综合样本的一部分。
2.5 质量与可信度评估
由于本综述整合了异质性的证据类型,对完整的样本采用单一的正式偏倚风险评估工具并不合适。相反,每篇文献都经过了结构化的可信度评估,考虑了以下因素:(a) 同行评审状态或出版机构的权威性;(b) 基础方法的透明度和适当性;(c) 证据与LMICs背景的相关性和直接性;(d) 与更广泛证据基础的一致性。在综合过程中,对同行评审的实证研究和来自国际认可组织的证据给予了更大的解释权重,而可信度较低或透明度较弱的来源则需谨慎处理。这种方法在保持叙述性方法解释灵活性的同时,防止了隐含假设所有来源同等可信的风险。
2.6 数据图表化
从每篇纳入的文献中图表化提取关键信息,以支持证据的主题组织。对每篇文献,都记录了以下细节:研究背景和国家背景;所考察的卫生筹资机制类型;筹资模式或干预措施;与UHC相关的关键结果;以及政策含义和报告中的挑战。这些信息按主题而非正式的提取表格进行组织,以符合叙述性综述方法的迭代和解释性特征。
2.7 数据综合
采用主题叙述性综合方法分析和整合来自纳入文献的发现。分析以第4节中呈现的概念框架为指导,该框架将三个核心筹资功能——收入筹集、风险共担和战略购买——映射到UHC结果上,同时考虑了塑造这些结果的调节条件,从而为解释和组织证据提供了一个结构化的视角。证据根据主要的卫生筹资功能和政策主题进行分组,综合侧重于基于税收的筹资、社会健康保险(SHI)、社区健康保险(CBHI)、捐助资金和创新筹资策略。进一步分析了这些主题对UHC结果的影响,包括财务保护、卫生服务可及性以及卫生筹资公平性。这种方法得以识别现有证据基础中的重复模式、政策含义和空白。
3 概念框架
图示了一个线性和强化路径,其中多样化的卫生筹资机制——从国内以税收为基础的系统和社会健康保险(SHI)到外部捐助援助——作为卫生系统的主要输入。这些机制汇集到三个核心卫生筹资功能:收入筹集汇总财务资源,风险共担将财务风险分散到整个人群以防止灾难性的自付费用(OOP),而战略购买确保资源被有效地分配给提供者。这些功能的有效执行驱动关键的卫生系统结果,特别是通过扩大公平获取服务的机会、确保财务风险保护和提高护理质量。这些中间结果共同促成了全民健康覆盖(UHC)的实现,即所有人都能获得他们需要的卫生服务而不遭受经济困难。一个面向LMICs卫生筹资和UHC的系统导向概念框架。三个核心筹资功能作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而非线性序列运行。它们对UHC结果的影响受到背景条件的调节和中介,这些条件包括政治经济学、机构能力、腐败和泄漏、提供者行为以及分权化。一个反馈回路从结果回到筹资:财务保护的改善增强了公众信任和感知的合法性,这提高了缴费遵从性,进而增强了收入筹集和风险共担能力。这种条件性、反馈驱动的结构取代了单向的筹资到覆盖模型,并为第3节中发展的筹资转型路径类型学奠定了基础。
4 卫生筹资的概念基础
卫生筹资是卫生系统的一个核心功能,涉及如何调动、汇集和使用财务资源来购买卫生服务,以便人群能够获得所需护理而不遭受经济困难。它支撑着全民健康覆盖(UHC)的努力,UHC被定义为公平获得优质服务并获得财务保护,因此对低收入国家卫生系统的绩效至关重要。在概念上,大多数当代框架,基于Kutzin及其同事的研究,汇聚于三个相互关联的功能:收入筹集、资金(和风险)汇集以及战略性购买卫生服务。
4.1 收入筹集
收入筹集指的是从各种来源收集资金,以资助卫生系统。为了向UHC迈进,这些收入的充足性、稳定性和强制性比单纯的筹资工具数量更重要。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证据表明,向UHC进展最快的国家往往主要依赖强制性公共资金,而将OOP支付控制在卫生总支出中的较低比例。其原理在于将支付与使用点分离。当收入通过强制性税收或缴费提前筹集时,护理费用来自预付费的公共池,而不是在患病时从患者自己口袋里掏钱,从而消除了阻碍寻求护理的价格障碍,并保护家庭免受灾难性支出。因此,财务保护更多地取决于总支出中预付费和强制性部分的比例,而非总支出本身。然而,在低收入国家,财政空间受限,OOP支出仍然很高,往往超过与财务保护一致的水平,导致灾难性和致贫性卫生支出。因此,收入筹集的核心概念挑战是增加预付费、累进的公共资金,同时减少作为可及性障碍并破坏公平性的OOP支付依赖。
4.2 资金和风险汇集
风险共担是积累和管理预付费的卫生资金,使疾病的财务风险在人群组间共享,从而将服务的使用与个人在服务点的支付能力脱钩。从概念上讲,风险共担将碎片化的个人支出转化为可以根据需求而非收入或健康状况分配的集体资源。卫生筹资系统的再分配能力关键取决于资金如何汇集:给定水平的资金,组织成更少、更大的风险池,比将其分割成许多小型的、分割的计划,具有更大的从富人到穷人、健康人到病人、经济活动人口到非经济活动人口进行交叉补贴的潜力。在许多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针对不同的就业、地理或社会群体存在多个、不协调的风险池,导致重复、福利待遇不平等和行政效率低下。碎片化的风险共担安排,在概念上以及日益在实证上,与较弱的财务保护和持续的服务利用不平等相关联,而合并或协调风险池的努力被视为推进UHC的关键改革。
4.3 战略性购买卫生服务
购买涉及如何将汇集来的资金转化为服务——买什么、从谁那里买以及如何支付提供者。战略性购买与被动支付历史预算或费用形成对比,涉及有意识地决定以促进效率、质量和公平的方式分配资源。这包括定义和修订福利包或基本服务包、选择和认证提供者、设定提供者支付方式,并将支付与绩效和人群需求联系起来。每种支付方式传递不同的激励。名义覆盖只有在支付设计积极引导提供者提供所需服务,而非被动报销任何提供的内容时,才能转化为有效覆盖。来自中低收入国家的证据表明,当购买与UHC目标一致时,它可以改善贫困人口的服务可及性和利用率,减少采购延迟,并提高提供者的响应能力。相反,设计不佳的提供者支付机制和碎片化的购买安排可能会鼓励成本升级、损害质量或加剧不平等。
4.4 卫生筹资功能、卫生系统绩效与UHC
三个筹资功能共同作用,在关键的UHC维度上塑造卫生系统绩效:人口覆盖、服务覆盖和财务保护。充足、主要强制性的收入筹集为扩大覆盖创造了财政基础;有效的风险共担决定了这些资源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再分配以保护高需求和低收入群体;而战略性购买将财务资源转化为可及、优质、满足优先卫生需求的服务。高绩效的UHC卫生筹资的特征是充足且可持续的预付费资金、大型且连贯的风险池,以及使提供者激励与效率、公平和质量相一致的购买安排。来自非洲和亚洲的实证综合表明,严重依赖一般性收入和强制性保险缴费,并对普遍主义方法有明确政治承诺、对贫困人口和非正规就业者保费进行补贴的系统,实现了更广泛的人口覆盖,OOP支出和灾难性支出呈下降趋势。相反,在风险共担和购买方面持续存在碎片化,以及继续依赖OOP支付的系统,财务风险保护存在缺口,服务利用不平等,尤其是在更高层次的护理中。对于低收入国家,这些概念基础意味着卫生筹资改革必须被视为相互加强的变革,而不是孤立的技术修补。因此,UHC的进展取决于通过累进和强制性资金扩大财政空间,合并风险池以增强团结,并制度化战略性购买,以使每一笔支出都促进公平、效率和护理质量。然而,这种描述很大程度上将筹资功能视为一个序列,因此只捕捉了部分图景。它较少涉及功能如何相互作用,为什么看似相似的筹资安排在不同背景下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以及UHC结果如何反过来反馈到筹资系统。下一节将通过阐述一个更动态的、条件性的筹资-UHC关系表述来解决这些问题。
4.5 一个条件性的、以系统为中心的框架
三个筹资功能常被呈现为一个线性序列,其中收入流入风险池,风险池流入购买,购买产生UHC。这种描述掩盖了两个核心特征,这些特征对于解释为什么类似的改革在一些中低收入国家成功而在另一些国家停滞不前至关重要。首先,这些功能作为一个相互作用的子系统而非单向链条运行:主要的收入来源限制了资金如何汇集,风险池结构决定了购买者可用的范围,而购买安排塑造了影响收入本身的激励。其次,筹资与UHC结果之间的联系并非直接,而是有条件的,受到五个背景因素的调节——政治经济学、制度和行政能力、腐败和泄漏、提供者行为以及分权化——这些因素共同解释了为什么在纸面上看似相似的安排在实践中有如此大的差异。这种重新定义也将相关结果从名义覆盖转向有效覆盖,因为扩大权利而不改善护理质量和适当性只能带来有限的健康收益。最后,该框架纳入了线性模型所忽略的反馈动态:当改革带来可见的财务保护时,它们增强了公众信任和合法性,从而提高缴费遵从性,进而增强收入和风险共担能力——而相反的情况则会侵蚀筹资基础。这种条件性、反馈驱动的结构取代了单向的筹资到覆盖模型,并为下一节中发展的筹资转型路径类型学奠定了基础。
5 低收入国家的卫生筹资策略
低收入国家依赖公共、缴费型、社区和外部来源的组合来资助卫生系统,每种来源对公平、效率和向全民健康覆盖(UHC)的进展都有不同的影响。证据表明,没有单一的机制是足够的;相反,需要适应性的组合以及在收入筹集、风险共担和购买方面的改革,才能在财政受限的环境中扩大覆盖面和财务保护。
5.1 基于税收的筹资
一般税收收入和预算拨款仍然是许多低收入国家卫生筹资的支柱,特别是在非正规部门庞大限制了缴费型计划的情况下。基于税收的筹资允许强制性的、潜在累进的预付费、广泛的风险共担以及将权利与缴费脱钩,使其非常适合覆盖贫困人口和非正规就业者。依赖政府收入转移的国家展示了当税收资金充足且稳定时,覆盖面和财务保护的改善。然而,薄弱的税收基础、宏观经济波动、相互竞争的部门优先事项以及低卫生支出限制了财政空间,导致资金持续不足、福利配给和高额的自付费用(OOP)。政策优先事项包括将公共支出提高到至少占GDP的5%,改善收入的累进性,并加强预算执行和战略性购买,以将公共资金转化为有效覆盖。
5.2 社会健康保险
社会健康保险(SHI)和国家健康保险(NHI)被广泛推广为通往UHC的途径,特别是在非洲和亚洲。当设计有强制性参保、整合的风险池和为不缴费群体提供大量预算转移时,SHI可以扩大覆盖面和财务风险保护,包括为非正规就业者。保险筹资通常比直接支付更公平,特别是当缴费率与收入相关且福利包全面时。尽管如此,低收入国家面临结构性限制:庞大的非正规部门、低缴费能力和行政弱点限制了基于工资单的收入,导致碎片化、通常是自愿性的计划,对贫困人口的覆盖率低,且OOP持续存在。来自非洲UHI和SHI改革的证据表明,仅靠缴费型模式不太可能实现UHC;稳定的税收资金和对非正规及弱势群体的明确补贴是必不可少的。
5.3 社区和微型健康保险
社区和微型健康保险(CBHI/MHI)计划作为应对OOP驱动的贫困的本地化组织,在低收入国家中激增。它们可以减少已参保低收入家庭的灾难性支出并保护其资产,还可能改善基本服务的利用率。然而,自愿参保、小型和碎片化的风险池、逆向选择以及有限的福利包,严重限制了它们提供全面、可持续的财务保护或有效的交叉补贴的能力。非洲的比较综述表明,政府运营或国家计划在风险共担和管理方面优于CBHI,这强化了将CBHI整合或转变为由公共补贴支持的更大强制性风险池的必要性。政策含义包括将CBHI用作过渡性或补充性机制,通过协调福利、再保险和有针对性的补贴与国家系统联系起来,而不是作为实现UHC的独立路径。
5.4 捐助资金
外部援助仍然是许多低收入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特别是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在那里捐助资金通常与高OOP和欠发达的预付费机制并存。捐助资源使得优先计划的快速推广成为可能,并可以暂时缓解国内财政约束。然而,援助往往是针对特定疾病、预算外且不可预测的,这削弱了国家自主权、预算规划以及与UHC优先事项的一致性。对捐助者的高度依赖也使低收入国家面临波动性,并随着官方发展援助的持平或下降而危及可持续性。战略政策方向包括逐步用国内资源替代外部资源,将捐助资金流纳入国家规划和风险共担安排,并重新调整援助方向以加强系统级功能和财政空间,而非建立平行项目。
5.5 创新性和专项筹资机制
低收入国家越来越多地尝试“创新性”国内机制,如罪恶税、手机税、机票税和采掘业税,以扩大卫生的财政空间。这些工具可以产生额外收入,同时通过抑制有害消费来加强公共卫生目标。然而,证据表明,绝对收入潜力不大,卫生专项专用罕见或部分实施,且实施面临强大的行业阻力以及机构能力限制。政治经济学、法律设计和部门间协调对于确保此类工具具有累积性、效率并与UHC目标保持一致至关重要。
5.6 综合与政策含义
跨机制的关键信息是一致的。首先,减少对OOP的依赖——被广泛认为是最不公平的筹资形式——对于财务保护至关重要。其次,在低收入国家,UHC最有可能通过一个主要由税收资助的系统来实现,辅以针对有支付能力者的缴费型保险,并以强制性覆盖、整合的风险池以及对贫困人口和非正规就业者的明确补贴为基础。第三,CBHI、捐助资金和创新机制应被战略性地利用:CBHI作为过渡性和可整合的机制;援助作为催化剂和系统加强者;罪恶税和专项税作为增量、促进健康的收入来源,而非核心支柱。最后,所有筹资改革必须与治理、购买和服务提供的改进相结合,才能将额外资源转化为公平可及和更好的健康结果。
6 对有效卫生筹资的挑战
在低收入国家,向全民健康覆盖(UHC)的进展受到相互关联的结构性和系统性障碍的制约,这些障碍削弱了资源动员、风险共担和财务保护。高额的自付费用(OOP)、有限的财政空间、碎片化且浅薄的风险池、治理薄弱以及非正规就业的主导地位相互作用,尽管有UHC的政策承诺,但仍再生产不平等和资金不足。高OOP支付仍然是许多低收入国家卫生筹资的一个显著特征,也是财务保护的核心障碍。在一大组主要是低收入国家中,直接OOP支出已超过卫生总支出的50%,使得家庭在面临疾病时暴露于灾难性成本和贫困之中。对灾难性卫生支出(CHE)的系统综述表明,对OOP的严重依赖与CHE和贫困增加持续相关,社会和经济背景塑造了脆弱性,但经济障碍是放弃护理和贫困转型的直接驱动因素。即使在保险制度下,几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的参保客户仍然为本应涵盖的服务支付正式和非正式费用,这反映了实施差距、资源限制和扭曲的提供者激励;这种“双重支付”破坏了信任和预付费计划的保护功能。持续存在的OOP主导地位因此既表明预付费不足,也表明权利执行不力。
6.1 结构性障碍
有限的卫生财政空间进一步限制了对OOP筹资的转变。对非洲和亚洲筹资的综述强调,长期低水平的公共和卫生总支出是实现UHC的主要障碍,许多国家对卫生部门的拨款远低于建议阈值。在东盟国家,与总体卫生政府支出低相关的财政限制,被确定为扩大覆盖面和福利的主要障碍,即使政策框架已到位。受限的税收基础、相互竞争的财政优先事项以及动员累进性收入的能力有限,限制了政府补贴贫困人口和非正规就业者覆盖面的能力,导致计划资金不足和福利包狭窄。许多低收入经济体中庞大且异质的非正规部门既是有效卫生筹资的结构性障碍,也是操作障碍。将缴费型社会健康保险(SHI)扩展到非正规就业者已被证明特别困难:对东南亚的系统综述发现,依赖自愿缴费的计划往往导致非正规就业者覆盖率低且不稳定、频繁中断和逆向的参保模式,而普遍主义、税收补贴的方法则实现了更高的覆盖率和更好的公平性。对肯尼亚国家健康保险基金(NHIF)的追溯性政策分析同样指出,主要是非正规劳动力市场——83%的工人缺乏稳定的工资单缴费——是扩大SHI风险池的主要限制,导致人口覆盖率仅17%,非正规就业者的参保率尤其低。多个国家的经验证实,在高度非正规的背景下,自愿性、缴费型的模式会产生小型风险池、逆向选择和持续排斥最贫困人口,除非与大量的税收融资和自动、强制性参保相结合。非正规性挑战也与薄弱的身份识别系统、执法限制以及收入波动交织在一起,使得定期缴费收集在行政上成本高昂且政治上敏感。
6.2 实施障碍
薄弱且碎片化的风险共担机制加剧了这些财政结构性障碍。多个、不协调的保险计划、平行的捐助资金项目以及公共和私人覆盖之间的分割,造成了小型、风险隔离的风险池,这些风险池既不公平也无效率。关于筹资碎片化的系统综述方案强调,这种碎片化在LMICs中普遍存在,被认为阻碍了公平、效率和向UHC的进展,尽管稳健的效应估计仍然有限。在尼泊尔,众多社会健康保护计划并存,覆盖率低、风险池碎片化且效率低下,而国家健康保险面临参保率低、退出率高以及提供者支付超过缴费导致的财务不可持续性问题。在非洲,全民健康保险计划通常以自愿参保和高度碎片化为特征,这些特征被认为与普遍、公平的覆盖根本不相容。碎片化因此阻碍了富人与穷人、健康人与病人之间的交叉补贴,并阻碍了战略性购买。治理薄弱和问责制赤字进一步削弱了有效筹资。对撒哈拉以南非洲保险下OOP支付的叙述性综合,将持续的非正式费用和政策-实践差距与资源限制、冲突的政策目标以及一线工作人员中根深蒂固的“实践规范”以及更广泛的腐败动态联系起来。更普遍地说,LMICs的筹资改革和保险计划常常受到利益相关方参与不足、决策政治化、提供者监管薄弱以及购买和支付安排透明度有限的困扰,导致效率低下、精英俘获和不平等的福利分配。对卫生系统治理的范围审查表明,尽管治理干预措施可以改善质量和可及性,但证据基础薄弱,许多举措存在能力不足、任务不明确和监督不足的问题。这些治理挑战侵蚀了对卫生筹资机构的信心,削弱了权利的执行,并阻碍了缴费型计划的参保。这些挑战是相互强化的:低财政空间导致计划资金不足和OOP持续存在;碎片化和治理薄弱阻碍了有效的风险共担和购买;庞大的非正规部门使筹资偏向自愿性和累退性机制。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全面的改革,以加强国内收入动员、合并和通过税收补贴风险池、解决腐败和实施差距,并采用针对非正规就业者的包容性策略,而不是对现有的、结构性受限的安排进行零敲碎打的调整。
7 政策启示
加强中低收入国家(LMICs)卫生筹资的政策方法,最有效的方式是将其作为一个有意的序列而非同时进行的愿望清单来追求,因为早期的改革为后续改革创造了条件。五个优先事项按顺序如下:首先,减少服务点支付是最紧迫的优先事项,因为财务保护需要从自付费用(OOP)向强制性预付费和广泛风险共担的决定性转变。全球范围内,有14亿至19亿人经历着灾难性或致贫性卫生支出,主要发生在累退性OOP支付占主导的LMICs。系统综述表明,公共保险通常能增加利用率并经常减少灾难性支出,尽管效果因覆盖范围、福利深度以及对贫困人口和非正规就业者的补贴情况而异。来自东南亚的证据表明,依赖一般性收入、强制参保并对非正规就业者提供全额补贴的普遍主义方法,比缴费型、分割的计划实现了更高的覆盖率和更持续的OOP支出减少。这种转变取决于扩大公共融资,因为公共资金已是卫生筹资的支柱,但仍低于UHC所需的水平;优先考虑卫生预算、改善税收征管以及采用累进性工具,被广泛推荐用于扩大财政空间。其次,界定一个明确且可负担的福利包,将额外资源与明确界定的权利联系起来,支持与财政部的对话,并将政治承诺转化为中期预算拨款。一个明确的福利包也锚定了关于汇集资金将购买什么服务的决策。第三,合并或整合碎片化的风险池对于可持续性和公平性至关重要。碎片化的安排,为正式工人、贫困人口和社区计划设立单独的计划,会产生多个风险池、不同的福利和高昂的行政成本。综述一致表明,碎片化和自愿参保与UHC不一致,因为它们限制了交叉补贴。由一般性收入和强制性缴费资助、为贫困人口提供全额补贴并采用统一福利包的整合系统,比自愿性计划的拼凑更可靠地实现公平可及。在整合不可行的情况下,协调福利、补贴和购买规则是一个务实的临时步骤。第四,加强战略性购买在预算约束内提高效率和公平性。当改革伴随着明确的福利包、提供者认证以及支付方法时,效果最大。通过统一的、提供共同福利包的国家购买者进行购买最为有效。第五,加强治理和公共财政管理是支撑其他一切的基石。治理改革在针对筹资、公私伙伴关系和社区参与时显示出最强的证据,并需要明确的监管和可信的合同管理。免费计划下持续的OOP支付通常反映了提供者应对延迟报销和资源短缺的应对策略,因此改革必须解决一线人员的激励问题,而不仅仅是正式规则。这些优先事项是相互强化的,而非独立的,它们为LMICs提供了通往UHC的可持续路径。
8 局限性
本综述存在若干局限性,在解释其发现时应予以考虑。作为一项叙述性综述,本研究未在注册协议下进行,也未采用完全可重复的检索字符串、正式的偏倚风险评估或证据强度的系统分级。有目的性的文献选择方法,虽然适合叙述性方法,但带来了选择偏倚的风险,因为文献的纳入部分取决于作者对相关性的判断。仅限于英文出版物的限制可能排除了非英语背景下的相关证据,并且本综述也可能存在发表偏倚,因为已发表的研究倾向于报告更明确的发现。另一个局限性是本综述依赖于二次综合,可能会降低证据的直接性,并增加了重复计数的可能性,即同一国家或项目既出现在原始研究中,也出现在汇总它们的综述中。此外,LMICs卫生系统背景、机构能力和社会经济状况的显著差异意味着研究结果可能无法直接推广到所有环境,并且所考察的筹资机制的可获得证据深度存在差异,创新性和专项筹资策略相对研究不足。尽管存在这些局限性,本文为LMICs中实现UHC的卫生筹资策略的当前证据提供了一个广泛、以政策为导向的综合,其结论应结合其叙述性方法以及LMICs背景的异质性进行解读。
9 结论
本综述的核心发现是,在以自付费用(OOP)、自愿保险和碎片化风险池为主导的筹资系统下,中低收入国家(LMICs)向全民健康覆盖(UHC)的进展不太可能,因为这些安排限制了交叉补贴,并使大量人群无法获得有效保护。更可行的路径涉及强制性公共融资、对贫困和非正规人口的补贴覆盖、更大且更统一的风险池,以及将支付与公平、质量和效率联系起来的购买安排。证据进一步表明,在非正规部门庞大的背景下,缴费型社会健康保险(SHI)反复出现的困难是结构性的而非偶然的,因为基于工资单的缴费在正规就业有限的情况下无法覆盖大多数人口,这使得税收融资和补贴覆盖成为更可行的路径。这些路径应被理解为有条件的而非保证的。筹资改革是UHC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因为服务准备度、劳动力能力、药物可及性和治理最终决定了财务覆盖能否转化为有效覆盖。认识到这些条件,而非规定一个单一的普遍模式,为在多样化的LMICs背景下进行公平和可持续的筹资改革提供了最可信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