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滋养层细胞表面抗原2 (TROP-2) 在转移性乳腺癌中的表达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 and Clinical Oncology》:The human trophoblast cell-surface antigen 2 (TROP-2) expression on metastasized breast cancer

【字体: 时间:2026年07月18日 来源: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 and Clinical Oncology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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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DCs)Sacituzumab govitecan (SG) 和 Datopotamab deruxtecan 靶向人滋养层细胞表面抗原2 (TROP-2),并在HER22阴性转移性乳腺癌(mBC)中显示出显著疗

  
目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DCs)Sacituzumab govitecan (SG) 和 Datopotamab deruxtecan 靶向人滋养层细胞表面抗原2 (TROP-2),并在HER22阴性转移性乳腺癌(mBC)中显示出显著疗效。由于TROP-2可能作为多个治疗线的靶点,关于TROP-2表达随时间变化的详细信息具有重要意义。方法:研究人员分析了2004年至2025年间在维尔茨堡大学医院治疗的患者,在临床指示的活检时间点(TP)获得的乳腺癌(BC)样本中的TROP-2表达,并在一个亚组中分析了SG治疗前后的表达。采用H-score(范围0–300)通过免疫组化法评估表达。结果:研究人员评估了来自76例患者的229份样本。总体而言,患者水平的TROP-2表达较高(平均H-score 241.3?±?73.2),且随时间大致稳定(TP1: 235.7?±?60.8, n?=?76; TP2: 244.6?±?77.4, n?=?72; TP3: 245.3?±?84.4, n?=?39; TP4: 244.9?±?95.6, n?=?8)。然而,21例患者在疾病进展期间表现出TROP-2表达下降,定义为连续两个TP之间H-score降低≥50分。在13例获得SG治疗前后配对活检的患者中,平均TROP-2 H-score从SG治疗前的227.0?±?74.6降至SG治疗后的202.9?±?99.4(平均变化???24.1?±?86.0;中位数1.7,范围???170至110;Wilcoxon p?=?0.542)。6/13例患者的TROP-2 H-score下降,7/13例患者升高。探索性无进展生存期(PFS)分析显示,根据SG后TROP-2变化分组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log-rank p?=?0.526)。结论:TROP-2表达总体较高且相对稳定;然而,部分患者随时间表现出下降趋势。
**论文解读:TROP-2在转移性乳腺癌中的纵向表达模式及其临床意义**

**研究背景与问题**

乳腺癌(BC)治疗已进入个体化时代,除经典的治疗生物标志物如激素受体(HR)状态和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2)表达外,新的靶点不断涌现。人滋养层细胞表面抗原2(TROP-2)是一种由TACSTD2基因编码的跨膜糖蛋白,在多种上皮癌中高表达,尤其在大多数乳腺癌亚型中,而在正常成人上皮组织中表达受限或极低。TROP-2在乳腺癌中普遍过表达,尤其是在三阴性乳腺癌(TNBC)和激素受体阳性(HR+)/HER22阴性(HER22?)乳腺癌中,使其成为有吸引力的广谱治疗靶点。功能上,TROP-2作为膜信号转导子,激活可促进肿瘤生长和转移的细胞内通路。

目前,针对TROP-2的抗体-药物偶联物(ADCs)已取得显著进展。Sacituzumab govitecan (SG) 是一种由抗TROP-2抗体与拓扑异构酶I抑制剂SN-38偶联的ADC,在ASCENT和TROPiCS-02试验中分别对mTNBC和HR+/HER22? mBC显示出显著疗效,已成为HER22阴性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的标准二线治疗。此外,Datopotamab deruxtecan (Dato-DXd) 等新型TROP-2 ADC也在临床开发中,并在TROPION-Breast01和02试验中取得积极结果。然而,TROP-2表达在疾病进程中是否动态变化,尤其是在治疗选择压力下,目前知之甚少。尽管已有研究显示TROP-2表达水平与疗效趋势相关,但当前监管批准和制造商推荐并不基于TROP-2表达水平进行患者筛选。考虑到多个TROP-2靶向ADC的临床应用日益广泛,了解TROP-2表达在疾病过程中的纵向变化,特别是治疗前后,对于治疗序贯策略和ADC的合理选择具有潜在的临床意义。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旨在描述真实世界中TROP-2表达的纵向模式。

**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分析,纳入2004年至2025年间在德国维尔茨堡大学医院治疗的76例晚期或转移性乳腺癌患者,共229份肿瘤样本。样本来自临床指示的活检时间点(TP),包括诊断或确认转移性疾病、评估进展、受体再评估或系统性治疗改变前后。TROP-2表达通过免疫组化(IHC)评估,使用半定量H-score(范围0–300),评分由两名病理学家独立完成。患者水平分析中,同一时间点的多个活检取平均H-score。配对SG亚组分析包括13例患者,其SG治疗前(pre-SG)和后(post-SG)均有可评估的活检样本。统计分析采用Friedman检验、Wilcoxon符号秩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及Kaplan-Meier法。

**研究结果**

**患者特征与临床病理数据**
共76例患者,中位随访时间未明确,但最大活检间隔达17年。TP1时,局部/原发肿瘤组织占53.9%,转移组织占46.1%。受体亚型分布:HR+/HER22? 59.2%,TNBC 21.1%,HR+/HER22+ 11.8%,HR?/HER22+ 2.6%,未知5.3%。转移部位最常见为骨(60.5%)、淋巴结(52.6%)、肝(51.3%)和肺/胸膜(44.7%)。

**情境性HR/HER2受体状态分析**
在72例具有≥2个时间点的患者中,HR变化(任何随访分析)中HR丢失(HR+→HR?)占6.0%,HR获得(HR?→HR+)占10.4%。HER2变化中,丢失占7.5%,获得占9.0%。这些变化部分可能与空间采样效应有关,因多数转换涉及不同解剖部位。

**TROP-2纵向表达(主要分析)**
总体TROP-2 H-score高(平均241.3±73.2,中位数280),且随时间相对稳定:TP1平均235.7±60.8,TP2 244.6±77.4,TP3 245.3±84.4,TP4 244.9±95.6。在39例有TP1–TP3的患者中,Friedman检验无显著变化(p=0.178)。TP1时,71.1%患者为高表达(H-score>200),25.0%为中等(101–200),2.6%为低(50–100),1.3%为极低(<50)。TP2时高表达占76.4%,TP3时82.1%。值得注意的是,21例患者(27.6%)在疾病进程中表现出TROP-2表达显著下降(定义为连续两个TP间H-score降低≥50分),其中1例患者出现完全丢失(H-score从300降至0)。局部/原发与转移样本间TROP-2表达无显著差异(样本水平中位数270 vs 280,p=0.268;配对患者水平中位差异+5分,p=0.268)。

**SG治疗前后TROP-2表达**
13例有配对活检的患者中,SG治疗前平均H-score为227.0±74.6,治疗后为202.9±99.4(平均变化?24.1±86.0,Wilcoxon p=0.542)。SG后H-score下降者6/13例(46.2%),上升者7/13例(53.8%)。5/13例(38.5%)在SG后出现≥50分的下降。所有代表性配对活检均来自转移病灶,排除了原发与转移的差异,但空间采样效应仍不排除。

**TROP-2下降与探索性PFS分析**
在SG配对亚组中,按SG后TROP-2变化分层(下降 vs 稳定/上升),中位PFS分别为3.5个月和2.7个月(log-rank p=0.526),差异无统计学意义。该分析为探索性,不应解释为预后关联。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是TROP-2表达在大多数乳腺癌患者中保持高且相对稳定,这支持当前TROP-2靶向ADC的监管批准不依赖于常规TROP-2检测。然而,部分患者(约27.6%)在多次治疗后出现TROP-2表达下降甚至丢失,提示在长期治疗压力下可能存在动态调控。SG治疗前后的配对分析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TROP-2下降可能反映了治疗选择压力、侵袭性肿瘤生物学、既往治疗异质性、空间采样效应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而非直接因果机制。因此,这些发现应视为描述性和假设生成性的。研究局限性包括单中心设计、IHC半定量本质、时间点由临床可用性决定而非固定方案、受体转换受空间采样影响、SG亚组样本量小等。未来需要在前瞻性、更大样本的队列中进一步分析TROP-2表达动态,以更好地理解其潜在机制并充分挖掘TROP-2靶向ADC的临床潜力。

**结论翻译**
TROP-2表达在个体BC患者治疗过程中的不同临床指示时间点总体较高且相对稳定,这与支持当前TROP-2靶向ADC监管批准的循证基础一致,即无需常规TROP-2检测。重要的是,这些时间点反映的是临床驱动的诊断和再评估程序,而非统一的治疗线间隔。研究人员未观察到局部/原发与转移样本间TROP-2表达的总体显著差异。然而,本研究中部分患者在接受多线治疗后出现TROP-2表达下降甚至丢失。在较小的SG配对亚组中,SG前样本在首次SG给药前采集,SG后样本在SG暴露后采集;所有代表性最后SG前和首次SG后标本均来自转移病灶。尽管部分患者SG后观察到TROP-2表达下降,但配对SG分析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可能反映治疗相关选择压力、侵袭性肿瘤生物学、既往治疗异质性、空间采样效应或这些因素的组合,而非直接因果机制。因此,这些发现应解释为描述性和假设生成性的。鉴于新兴的、更广泛的且可能序贯的TROP-2靶向治疗选择,在更大、前瞻性采样队列中分析TROP-2表达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潜在机制并充分挖掘这些药物的临床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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