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率地震预报与公众感知:阈值、认知反思与风险沟通

《Japanese Psychological Research》:Probabilistic Earthquake Forecasts and Public Perception: Thresholds, Cognitive Reflection, and Risk Communication in Japan

【字体: 时间:2026年07月18日 来源:Japanese Psychological Research 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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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率地震预报对防灾准备至关重要,但公众对其解读仍知之甚少。本研究通过极限法(method of limits)在针对日本关西地区1113名房主的在线调查中,考察了对地震烈度、概率和重现期预报的感知恐惧阈值,并探究了判断和保护行为意向中的个体差异。在重现期约5年

  
概率地震预报对防灾准备至关重要,但公众对其解读仍知之甚少。本研究通过极限法(method of limits)在针对日本关西地区1113名房主的在线调查中,考察了对地震烈度、概率和重现期预报的感知恐惧阈值,并探究了判断和保护行为意向中的个体差异。在重现期约5年、10-19年和100年处观察到不同的判断模式。概率预报在45%–54%附近出现拐点,而在日本地震烈度等级达到5度强(level 5-upper)时,超过80%的参与者报告了恐惧。保护行为意向与性别、收入、区域脆弱性、感知概率和认知反思测试(Cognitive Reflection Test, CRT)得分相关。男性报告的感知概率更低。感知恐惧呈现非线性和不对称模式,在中等概率范围达到峰值,并在较高水平比较低水平下降更急剧。保护行为意向与理解力和分析推理的关联比与感知恐惧更紧密,表明认知反思测试得分更高的个体在形成意向时更可能纳入概率信息。重现期格式通过将风险与熟悉的时间范围对齐,显得比原始概率值更易于解读。这些发现强调了优先考虑可解释性和深思熟虑而非增强恐惧的预报价值。
本研究旨在探讨概率地震预报在公众中的认知解释与心理阈值,论文发表在《Japanese Psychological Research》。研究背景方面,日本自2011年东日本大地震后,对地震风险沟通的需求日益迫切。日本是世界上唯一系统性地向公众公开概率地震预报(如未来30年内某烈度地震的发生概率)的国家,但公众如何理解这些信息以及它们能否有效促进防灾准备,仍是一个关键且未解决的问题。以往研究显示,概率沟通容易产生误解,即使教育水平较高的群体也可能在概率推理上存在困难,而且不同概率格式(如自然频率与条件概率)对理解有显著影响。然而,针对地震概率预报的公众感知阈值,尤其是结合概率与重现期表达的研究极为罕见。因此,本研究旨在回答:公众对地震风险信息的恐惧报告是否呈现非线性、甚至阈值形式的模式,尤其是在先前研究确定的显著概率水平附近,以及这些模式如何与信息呈现和保护行为意向相关联。

研究人员通过在线调查,对日本关西地区1113名房主(年龄35-55岁)进行了实验。研究采用极限法(method of limits)系统测量了参与者对地震烈度、概率和重现期预报的恐惧阈值,并考察了人口变量、数值能力(Lipkus量表)、认知反思(Cognitive Reflection Test, CRT)以及实验操纵(地图对比、响应格式、框架效应)对恐惧和保护行为意向的影响。研究得出以下结论:恐惧阈值并非单一离散点,而是分布在多个水平;概率与恐惧呈非线性不对称关系,中等概率恐惧最高,高概率恐惧下降;保护行为意向与理解力和分析推理(CRT得分)关联更紧密,而非恐惧;实验操纵影响有限。这些发现强调了在风险沟通中优先考虑可解释性和深思熟虑而非激发恐惧的价值。

关键技术方法方面,研究人员使用极限法(method of limits)测量感知阈值,这是一种结构化的心理物理程序,用于引出个体判断的边界点。样本来自日本关西地区的房主(n=1113),通过Cross Marketing公司在线招募,并基于官方地震危险性图将参与者分为高脆弱区域(30年概率≥26%)和低脆弱区域。认知能力评估采用Lipkus数值能力量表(11项)和认知反思测试(CRT,3项)。实验设计包括地图对比(世界地图+日本地图 vs 仅日本地图)、响应格式(颜色 vs 数字)和框架效应(正面 vs 负面)。统计分析使用广义线性模型(GLM)。

研究结果部分保留每个小标题并简要说明结论:

1. 地震烈度、概率和重现期预报的感知恐惧阈值:通过极限法,发现地震烈度5度强时超过80%的参与者报告恐惧,中位数位于5度弱;重现期在约5年、10-19年和100年处出现判断拐点,约50%的参与者在10-19年时不再报告恐惧;概率任务中,上升序列在50%-54%范围恐惧急剧上升,但下降序列即使在低概率(如5%-9%)也有近30%报告恐惧,表明对低概率判断存在困难。

2. 基线概率感知:广义线性模型显示,性别(男性感知概率更低,β=-0.078)和区域脆弱性(高脆弱区域居民感知概率更高,β=0.071)显著预测基线概率感知,而数值能力和CRT无显著影响,模型解释方差较小(调整R2=0.008)。

3. 沟通和受访者特征对恐惧的影响:线性回归模型整体不显著(调整R2=0.002),仅高收入组恐惧略低(β=-0.095),其他变量无显著效应。进一步分析显示,概率感知与恐惧呈非线性模式,中等概率组恐惧最高,高概率组恐惧下降,呈不对称倒U形。

4. 沟通和受访者特征对保护行为意向的影响:模型显著(调整R2=0.047),男性意向更低(β=-0.138),CRT得分高意向更高(β=0.085),高收入组意向更高(β=0.162),概率感知正相关(β=0.097),恐惧负相关(β=-0.072)。实验操纵(地图、格式、框架)均无显著影响。

总结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恐惧阈值并非单一离散点,而是分布在多个水平,回弹期格式比原始概率值更易产生清晰判断模式。概率与恐惧的非线性关系可能源于极端高概率下的防御性加工。个体差异方面,性别、收入和CRT得分显著影响保护行为意向,而恐惧本身作用有限,说明通过增强理解力和分析推理促进防灾准备比激发恐惧更有效。实验操纵影响有限,可能因为参与者已有先验知识。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这些发现强调了优先考虑可解释性和深思熟虑而非增强恐惧的预报价值。”同时,研究人员总结道:“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通过增强理解力和深思熟虑的参与而非放大恐惧,更能促进防灾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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