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银行沟通中的生物多样性：这一新兴话题的驱动因素与特征

《Journal of Behavioral and Experimental Finance》：Biodiversity in Central Bank Communication: Drivers and Patterns of an Emerging Discourse

　　摘要：生物多样性丧失对金融稳定构成重大风险，但中央银行是否以及如何应对这一问题至今尚未得到研究。本文首次进行了系统分析，研究了1986年至2023年间131个国家143家中央银行的35,487篇演讲稿。通过结合基于词典的过滤与语义相似度评分的混合自然语言处理方法，我找到了247篇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演讲稿，仅占所有演讲稿的不到1%，其中仅有19篇将生物多样性作为核心议题。绝大多数演讲稿将生物多样性置于更广泛的气候和金融稳定讨论框架中，或仅偶尔提及。直到2019年，相关讨论才出现实质性内容，且主要集中在少数欧洲机构和个别发言者手中。通过PPML、OLS、logit和负二项式估计器进行的计量经济分析表明，加入NGFS组织以及欧元区一体化是推动相关讨论的主要因素，而欧元区的效应源于欧洲央行的监管框架，而非更广泛的欧盟法规。生物多样性保护表现较差的国家也会增加相关讨论，但这一效应要弱得多。研究结果表明，除非国际网络和超国家监管机制将生物多样性明确纳入议程，否则它将在中央银行业务中一直处于边缘地位。扩大NGFS成员规模并深化其生物多样性相关工作，是实现更广泛关注的直接途径。

引言：“破坏自然，就是破坏经济。”（弗兰克·埃尔德森，2024年）。生物多样性丧失日益被视为对经济韧性和金融稳定的系统性威胁（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2019年；达斯古普塔，2021年；世界自然基金会，2024年）。目前物种灭绝速度估计是自然背景速率的数十到数百倍，约有100万种物种面临威胁（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2019年），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生态系统服务的退化会通过供应链、商品市场以及主权国家的资产负债表传导，进而威胁金融稳定（斯瓦茨曼等人，2021年；凯德沃德等人，2023年）。尽管有这些警示，负责维护金融稳定的中央银行在公开沟通中在多大程度上涉及生物多样性问题，目前仍不清楚。本文旨在回答两个问题：首先，生物多样性是如何进入中央银行沟通领域的？具体是在何时、何地、由谁以何种形式提及？其次，哪些制度、经济和生态因素导致部分中央银行关注生物多样性，而大多数则保持沉默？回答这些问题很重要，因为中央银行的沟通具有设定议程的功能：在气候领域，演讲中的相关论述先于监管变革出现，公众对气候风险的认知远早于这些风险被纳入监管压力测试或披露框架之中（施纳贝尔，2020年；绿色金融体系网络与INSPIRE组织，2022年）。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中央银行与气候相关的沟通会直接影响资产价格和投资流向（坎皮利奥等人，2025年；内兹维达和西凯特，2023年；埃贝林，2024年），这表明演讲并非仅仅是象征性行为，而是会影响资本配置。由于用于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年度资金缺口超过7000亿美元（卡罗伊和拉普恩特，2023年），了解中央银行是否以及如何表达对生物多样性的关注，对于制定政策具有重要意义。尽管有越来越多的人呼吁开展生物多样性金融研究（弗拉默等人，2025年；卡罗伊和拉普恩特，2023年；哈钦森和卢西，2024年），但此前尚无研究系统探讨中央银行沟通中的生物多样性问题。我分两个阶段填补这一空白。首先，我分析了1986年至2023年间131家中央银行的35,487篇演讲稿，这些数据来自坎皮利奥等人（2025年）的研究数据库，我采用了结合基于词典的关键词过滤与SBERT语义评分的混合自然语言处理方法，识别出与生物多样性相关的演讲稿，并运用詹克斯自然断点优化法将其分为三类不同的关注强度。其次，我构建了2010年至2023年期间98个国家的国家-年份面板数据，运用泊松伪最大似然法、普通最小二乘法、logit模型和负二项式模型等多种计量经济估算方法，分析不同国家在生物多样性沟通方面的决定因素。为确保结果的可靠性，我进行了多种检验，包括使用替代因变量、限制样本范围仅包含真正涉及生物多样性的演讲稿、控制总沟通量、缩短时间跨度、排除那些发表此类演讲最多的机构，以及区分欧元区成员国与更广泛的欧盟成员国的影响。为解决绿色金融体系网络成员资格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我使用了滞后成员指标，并采用事件研究法，确认在加入该网络之前，生物多样性相关沟通并未存在预先存在的趋势。本文主要有三方面贡献：一是首次对中央银行沟通中的生物多样性问题进行了系统的实证分析；二是提出了一种结合词典过滤与SBERT语义评分的经过验证的混合自然语言处理方法；三是通过面板计量经济学分析，揭示了98个国家在生物多样性相关讨论方面的驱动因素。我得出五个主要结论。首先，生物多样性在中央银行沟通中几乎未被提及。自1986年以来超过35,000篇演讲稿中，只有247篇提到了生物多样性或相关概念，而仅有19篇将生物多样性作为核心讨论内容。第一篇涉及生物多样性的演讲出现在1991年，而有意义的讨论则始于2019年左右。其次，当提到生物多样性时，往往是通过气候和金融稳定相关的论述来阐述的。在247篇演讲稿中，153篇仅含有偶然提及，75篇在更广泛的讨论中涉及生物多样性，仅有19篇将其作为核心议题。中央银行大多将生物多样性视为与气候相关的金融风险，而非独立的问题来加以探讨。第三，那19篇将生物多样性作为核心议题而非气候讨论子集的演讲稿，围绕五个主题展开：衡量与自然相关的金融风险的难度、生物多样性丧失与气候变化作为相互关联却又独立的危机之间的关系、持续存在的数据和披露缺口、为有利于自然的投资筹集资金的必要性，以及在信息不全的情况下仍需采取行动的紧迫性。对这些演讲稿的框架分析显示，主要有三种框架：将生物多样性视为金融稳定风险、将其视为气候风险的延伸与补充、以及将其视为发展优先事项。在欧洲机构中，金融稳定方面的担忧占主导；在绿色金融体系网络成员所在的中央银行中，气候与自然的关联这一框架较为突出；而在新兴经济体的发言者中，发展导向的框架更为常见。总体而言，目前仍处于探索阶段，尚未实现实际整合。第四，生物多样性相关沟通在时间、地域和发言者之间差异极大。自2019年起，随着绿色金融体系网络的扩大，相关提及显著增加，但仍然集中在少数机构手中。荷兰、意大利和欧洲央行所占比例最高，而大多数中央银行则保持沉默。在247篇演讲稿中，发达国家占了182篇，不过发展中国家在确实涉及这一主题时，其聚焦生物多样性的沟通比例相对更高。在个体层面，相关讨论主要由少数发言者推动，其中女性发言者在其演讲中用于讨论生物多样性实质内容的比例明显更高。最后，计量经济分析表明，生物多样性相关沟通主要是由加入绿色金融体系网络以及欧元区一体化所推动的，欧洲央行的单一监管机制以及欧元区的监管架构为相关讨论创造了直接动力。虽然生态状况较差的国家在生物多样性相关沟通方面会稍多一些，但这一效应的强度远远低于制度因素，而且国内宏观经济状况和治理质量在整个研究中均未显示出显著关联。生物多样性进入中央银行沟通领域，主要是通过同行协作和超国家监管框架，而非对当地环境状况的本能反应。由此可得出两点政策启示：从全球范围来看，扩大绿色金融体系网络成员规模并深化其针对生物多样性的工作，是实现更广泛机构参与的直接途径；从区域一体化角度来看，欧元区的研究结果表明，欧洲央行在生物多样性相关金融风险问题上的积极举措，对欧元区各中央银行的沟通产生了可测量的影响，这表明核心机构在塑造同行议程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这两点都表明，仅靠自下而上的生态压力，生物多样性不太可能成为中央银行业务中的主流议题，但通过领先机构的刻意制度设计和议程设置，这一进程可以加速推进。本文的其余结构如下：第二节介绍与生物多样性相关金融风险及中央银行沟通作用相关的理论背景；第三节阐述数据来源、演讲稿识别方法以及计量经济分析框架；第四节对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及不同发言者的生物多样性相关演讲稿进行描述性分析；第五节报告计量经济分析结果及稳健性检验；第六节为结论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