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Pathway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igital Maturity, Sustainability Practices and Innovation Barriers in Social Economy and Conventional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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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可持续发展要求组织将数字化能力与社会和环境目标相对齐，然而，在不同的组织背景下，数字化成熟度（DM）和可持续性实践如何驱动创新的机制尚未得到充分理解。本研究借鉴动态能力、资源基础观（RBV）以及混合组织的制度视角，探讨了数字化成熟度的技术维度与可持续性实践
推进可持续发展要求组织将数字化能力与社会和环境目标相对齐，然而，在不同的组织背景下，数字化成熟度（DM）和可持续性实践如何驱动创新的机制尚未得到充分理解。本研究借鉴动态能力、资源基础观（RBV）以及混合组织的制度视角，探讨了数字化成熟度的技术维度与可持续性实践——即社会与环境实践（EP）——如何影响社会环境创新（SEI），并比较了社会经济企业（SEE）与非社会经济企业（NSEE）之间这些效应的差异，同时检验了创新障碍（BI）对这些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人员利用涵盖27个欧盟成员国及12个其他欧洲国家的Flash Eurobarometer 486微观调查数据，估计了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并进行了多群组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数字化成熟度在两类组织中均显著促进了SEI，且在SEE中的效应强于NSEE。社会实践不仅促进了SEI，还推动了EP的采纳；但EP在不同的组织背景下遵循不同的创新路径：在NSEE中，EP作为更稳定的直接驱动因素发挥作用；而在SEE中，当面临高水平的BI时，EP的贡献变得更强。至关重要的是，BI并没有发挥统一的约束作用。在NSEE中，它们削弱了EP向创新的转化，但在SEE中却刺激了这种关系，这表明制度摩擦既可以作为障碍，也可以作为促进条件，这取决于组织所处的背景。本研究提出了一个综合的、依赖于背景的框架，表明数字能力和以可持续性为导向的能力向SEI的转化在SEE与NSEE这两种具有不同目标和治理逻辑的组织背景中存在差异，并且取决于企业所面临的制度摩擦。
推进可持续发展已成为当代组织面临的严峻挑战。监管机构、社区等利益相关者要求组织在技术变革中兼顾社会责任与环境责任。尽管数字化与可持续性之间的关系已被广泛探讨，但近期证据表明其影响具有高度异质性并受制于具体背景。在探讨数字化成熟度如何驱动社会环境创新（SEI）的过程中，研究人员注意到现有文献大多基于传统企业的战略管理框架。社会经济企业（SEE）与非社会经济企业（NSEE）在制度逻辑和治理安排上存在根本差异，SEE结合了经济活动与社会目标、参与式治理及对利润分配的限制，而NSEE通常以效率、竞争力和盈利能力为首要战略目标。目前在数字化、可持续性实践和创新障碍方面，对这两种组织形式进行并置比较的研究依然匮乏。同时，传统研究往往将创新障碍视为单纯的约束条件，而非塑造能力转化为创新结果的权变条件。基于此，研究人员在《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上发表论文，旨在探究数字化成熟度、社会实践与环境实践（EP）如何共同塑造SEI，以及创新障碍在不同组织情境下如何发挥异质的调节作用。
研究人员构建了基于动态能力理论、资源基础观（RBV）及自然资源基础观（NRBV）的研究框架，利用涵盖27个欧盟成员国及12个额外欧洲国家的Flash Eurobarometer 486微观调查数据。通过1:1最近邻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对样本进行均衡处理后，得到包含1156家企业的分析队列，随后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及多群组分析（MGA）技术对路径系数进行系统比较与验证。
研究结果具体如下：
控制模型分析：通过包含国家、行业、企业规模等控制变量的辅助回归发现，企业规模与社会环境创新在SEE和NSEE中均呈显著正相关，而营业额、企业年龄及绝大多数国家和行业虚拟变量对SEI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组织规模而非特定的国家或行业属性是两类组织中SEI的结构性相关因素。
多群组分析与测量不变性检验：通过测量不变性检验（MICOM）确认跨组构建效度后进行多群组分析，揭示了两个稳健且显著的差异。第一，数字化成熟度对SEI的影响在SEE中强于NSEE；第二，创新障碍对社会与环境实践向SEI转化的路径在两组中表现出方向相反的调节作用。
分组模型估计：数字成熟度（假设1）在两组中对SEI均有正向影响，但在SEE中的效应显著大于NSEE，表明具有社会环境目标的组织能更有效地将数字能力整合进创新过程。社会实践（假设2）在两组中均对SEI产生直接正向影响，说明利益相关者参与为创新提供了必要的基础。社会实践（假设4）同样在两组中均显著促进了EP的采纳，但在中介机制（假设4a）上，EP在NSEE中有效中介了社会实践对SEI的影响，而在SEE中这种中介效应在一般条件下并不显著。对于EP的直接效应（假设3），其在NSEE中表现为稳定且显著，但在SEE中效应并不显著。
创新障碍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障碍本身对SEI没有直接驱动作用，而是重塑了模型的因果结构。在SEE中，当创新障碍较高时，EP对SEI的催化作用显著增强；同时，社会实践通过EP影响SEI的间接路径在面临高摩擦时也变得高度显著。相反，在NSEE中，高水平的障碍削弱了EP向创新转化的能力。对于数字成熟度，高障碍在两组中均削弱了其对SEI的影响，但没有表现出组间结构差异。
稳健性检验与模型质量：将SEI拆分为环境创新与社会创新进行重新估计，结果支持了主模型的整体结构。数字成熟度在两组及两个维度中均为正向预测因子，而EP与环境创新在两组中均高度相关，但与社会创新在SEE中的相关性较弱。
在讨论与结论部分，研究人员总结指出，数字能力、可持续性实践与制度摩擦之间的相互作用塑造了跨组织背景的独特创新范式。研究证实了数字成熟度在SEE中能更连贯地导向社会环境价值；社会实践为环境行动提供了基础，但EP在NSEE中作为稳定的直接触发器，在SEE中则更依赖背景条件。最为关键的结论在于，创新障碍并未发挥统一的约束作用，而是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可持续创新制度。在SEE中，制度摩擦不仅是障碍，更作为一种约束机制激活了环境实践的杠杆效应，增强了可持续能力向创新的转化；而在NSEE中，相同的摩擦则表现为合规成本，侵蚀了环境举措的创新回报。这一发现打破了技术效果和组织同质化的普适性假设，强调了在研究数字化与企业社会与环境责任（ESG）策略时，必须将组织类型、治理逻辑和制度嵌入性纳入考察，从而为理解组织如何处理制度摩擦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