净零之旅与可再生能源投资：来自发达及发展中国家的证据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Journey to Net-Zero and Investment in Renewable Energy: Evidence From Develope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本研究考察了地缘政治风险（Geopolitical Risk, GPR）、高技术出口（High-Technology Exports, HTE）和《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 PA）如何影响发达及发展中经济体的可再生能源投资（Investment in Renewable Energy, IRE）。基于结构权变理论（Structural Contingency Theory, SCT），研究人员将可再生能源投资概念化为国家层面对外部权变的响应，并分析了2007年至2021年间100个国家的全球面板数据。通过使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two-step system GMM）和动态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模型，研究人员发现《巴黎协定》的批准对可再生能源投资具有正向效应，但仅在3至4年的启动期之后才显现。地缘政治风险与发达经济体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呈负相关，而高技术出口在发展中经济体具有正向且稳健的关联，尤其是在《巴黎协定》批准之后。本研究呼吁采取异质性的净零战略以应对外部干扰和贸易相关挑战。

**论文解读：迈向净零与可再生能源投资——来自发达及发展中国家的证据**

**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球各国已就可持续发展达成共识，并签署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巴黎协定》（Paris Agreement, PA），要求通过国家自主贡献（NDCs）应对气候变化。从不可再生能源向可再生能源（Renewable Energy, RE）转型是减缓全球变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稳定能源价格和管理气候风险的关键。然而，不同国家面临的外部压力——如国际政策、地缘政治风险（Geopolitical Risk, GPR）和贸易相关因素——可能加速或抑制可再生能源投资（Investment in Renewable Energy, IRE），但这些压力如何在不同国家背景下转化为IRE，尚未得到充分理解。现有研究孤立地或仅在特定区域背景下探讨这些因素，结果存在矛盾。例如，地缘政治风险对IRE的影响既有负向也有正向或中性证据；高技术出口（High-Technology Exports, HTE）与IRE的关系在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间存在分歧。此外，《巴黎协定》的批准如何通过外部权变（如地缘政治干扰和贸易）影响IRE，以及这种影响在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间的差异，仍缺乏系统分析。因此，本研究基于结构权变理论（Structural Contingency Theory, SCT），将IRE视为国家层面对外部权变的响应，旨在调和这些混合证据，并揭示不同国家背景下IRE的驱动因素及其异质性。

**研究内容与结论**
研究人员收集了2007年至2021年间100个国家（71个发展中、29个发达）的面板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两步系统广义矩估计（two-step system GMM）和动态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模型，分析了地缘政治风险、高技术出口和《巴黎协定》批准对IRE的影响。主要结论包括：（1）《巴黎协定》批准对IRE有正向效应，但需3-4年启动期后才显著；（2）地缘政治风险显著抑制发达经济体的IRE，但对发展中经济体无显著影响；（3）高技术出口在发展中国家中与IRE呈正相关，且这种关联在《巴黎协定》批准后显著增强，而发达国家中无此效应；（4）在东盟国家样本中，高技术出口同样正向驱动IRE。这些发现调和了先前研究中关于GPR和HTE效应的矛盾，并揭示了《巴黎协定》作为结构性变化的催化作用。论文发表在《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使用了来自Bloomberg的太阳能光伏和风电新增装机容量（人均吉瓦）作为IRE的代理变量，地缘政治风险指数（GPR Index）来自Caldara和Iacoviello（2022），高技术出口数据来自世界银行（占GDP百分比），《巴黎协定》批准年份来自联合国条约汇编。样本涵盖2007-2021年100个国家的强平衡面板数据。分析方法包括：OLS回归、固定效应面板模型、两步系统GMM（以处理动态面板偏差和内生性）、以及动态交错DID模型（用于估计《巴黎协定》批准前后的动态效应）。控制变量包括国内生产总值（GDP per capita）和上网电价政策（Feed-in Tariff, FIT）。

**研究结果**

**5.1 基本模型结果**
通过全样本估计，GPR在OLS和固定效应模型中显著为负，但GMM估计中不显著，表明整体效应被国家分组掩盖。在发达国家子样本中，GPR在所有三个估计器中均显著为负（GMM系数：β=-0.485，p<0.01），一个标准差增加（9.014）对应人均IRE减少4.37 GW（约全样本均值的24.1%）。在发展中国家子样本中，GPR在所有模型中均不显著。HTE在发达国家中不显著，但在发展中国家显著为正（GMM系数：β=1.000，p<0.05），一个标准差增加（3.515）对应人均IRE增加3.515 GW（约19.4%）。《巴黎协定》批准（RPA）在两组中均显著为正，且发达国家系数（β=13.11）大于发展中国家（β=3.943），表明发达国家有更强的制度能力将批准承诺转化为投资。

**5.2 DID结果**
动态DID模型显示，在《巴黎协定》批准前，IRE增长率呈下降趋势；批准后，IRE呈抛物线式上升，在发展中国家3年后、发达国家4年后开始显著高于零。在批准后3年，整体IRE平均增加9.137 GW/人；4年后增加18.388 GW/人；5年后增加28.450 GW/人。发达国家在批准后4年增加35.807 GW/人，发展中国家在5年后增加40.984 GW/人，但发达国家增速更快，验证了《巴黎协定》的扩张效应。

**5.3 东盟国家结果**
在东盟国家（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越南）中，限于观测数仅使用OLS回归。HTE系数显著为正（β=0.520，p<0.05），与发展中国家结果一致。GPR不显著，RPA不显著，与越南和泰国等国的IRE变化事实相符。

**5.4 交互项模型结果**
为检验H2a（《巴黎协定》批准后HTE对IRE的增强效应），引入RPA与HTE的交互项。在发展中国家，批准前HTE的系数不显著（β=0.045，p>0.1），批准后显著为正（β=0.850，p<0.05），且GMM估计中交互项系数达3.987（p<0.05）。发达国家中交互项不显著。因此，H2a仅在发展中国家成立。

**讨论与结论**
**理论贡献**：本研究推进了SCT，展示了国家层面的“拟合”是动态、异质且相互强化的。具体而言：（1）《巴黎协定》批准对IRE的效应需3-4年调整期，支持了动态拟合观点；（2）相同外部压力在发达和发展中经济体中被不同转化，体现了多重拟合；（3）《巴黎协定》改变了HTE对IRE的相关性，扩展了元拟合视角。此外，HTE在发展中国家驱动的发现表明，出口专业化对IRE的贡献随制度环境演化而变化，这与全球价值链和ESG（环境、社会与治理）范围三（Scope 3）披露要求的研究一致。地缘政治风险负面效应的国家异质性则反映了私人资本融资条件、政策可信度和供应链稳定性在不同国家的差异。

**政策含义**：发达国家应优先采取措施抵消地缘政治风险对IRE的影响，如设定具有法律约束力的长期可再生能源目标、实施供应链韧性战略。发展中国家应利用贸易和技术转让加速IRE，如在贸易协定中纳入可再生能源条件、促进绿色采购、获取多边银行和绿色基金的低成本融资。

**结论**：本研究基于2007-2021年100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运用OLS、固定效应、两步系统GMM和动态DID模型，发现地缘政治风险显著抑制发达国家IRE，但发展中国家无此效应；高技术出口正驱动发展中国家IRE，尤其在《巴黎协定》批准后增强；《巴黎协定》批准在3-4年启动期后显著促进IRE，且发达国家响应更快。研究呼吁采取异质性净零战略，以应对不同国家面临的外部干扰和贸易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