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业和水产养殖是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推动经济增长的潜力[1]、[2]。它们通过提供价格合理的能量、蛋白质及重要矿物质来保障粮食安全，而这些物质与健康和生产力密切相关[3]。由于能为低收入国家创造就业机会、支持投资并为贫困家庭提供重要收入来源，渔业和水产养殖常被视为有利于贫困人群的产业[4]、[5]。此外，这类产品还参与国际贸易，为经济增长带来外汇收入。
2022年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创下2.232亿吨的新纪录[3]。历史上，捕捞渔业一直占据鱼类供应的主导地位，但由于环境压力和过度开发，近几十年来其产量有所停滞[6]、[7]。水产养殖则被誉为“蓝色革命”，推动了该行业的变革，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鱼类和水产品需求[8]。2022年，水产养殖产量首次超过捕捞渔业，占全球水生动物总产量的51%[3]。亚洲的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越南和孟加拉国等水产养殖发达国家凭借先进的技术和政策，推动了水产养殖的快速发展。
在非洲，鱼类产量走势与整体经济增长态势高度一致，这体现了渔业在水产保障和非洲经济发展中的双重作用。2022年非洲鱼类总产量达到1300万吨，而1990年仅为500万吨，增长了160%以上。虽然自2010年代中期以来捕捞渔业的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从1990年到2022年其产量仍从450万吨增至近900万吨。相比之下，起初规模较小的水产养殖业发展迅猛，1990年的产量不足9万吨，到2022年则上升至240万吨以上，增长了2630%以上。在同一时期，非洲的人均GDP也增长了160%。这些趋势表明，尽管捕捞渔业仍是非洲鱼类生产的核心，但水产养殖的发展势头强劲，与整体经济增长态势相契合。
非洲的渔业和水产养殖行业呈现出高度多样性，很少有国家能占据主导地位。埃及、尼日利亚、肯尼亚、南非和马达加斯加分别是各自区域内最主要的水产养殖国家。这五个国家的水产养殖产量合计占非洲总产量的75%以上，捕捞渔业产量占比超过20%，2022年它们还为非洲GDP做出了50%以上的贡献。埃及在水产养殖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每年产量超过150万吨，主要以罗非鱼和鲶鱼为主，这降低了该国的进口依赖程度。作为非洲最大的鱼类消费国，尼日利亚的水产养殖产量约为30万吨，不过其鱼类进口量依然很高。肯尼亚的水产养殖业虽然规模较小，但发展速度很快，1990年的产量为1200吨，到2022年已升至29000吨。马达加斯加拥有漫长的海岸线，其渔业以小型捕捞为主，尤其是虾类，而水产养殖业也在发展中，产量约为25000吨。南非的鱼类产量主要来自野生捕捞，但也大力投资水产养殖，产量约为11000吨。
这些国家水产养殖业发展的动力来自多个方面。首先，由于人口增长和饮食结构变化，人们对鱼类作为动物蛋白来源的需求不断上升[9]；其次，水产养殖技术不断进步，出现了更多优良品种和更先进的养殖方法[10]、[11]、[12]。在这些国家，研究也表明水产养殖有助于保障粮食安全、减少贫困、改善民生、提升女性地位并创造就业机会，因此受到了各国政府的重视并获得了相应投资[9]、[10]、[13]、[14]、[11]、[12]、[15]。例如肯尼亚的经济刺激计划、马达加斯加的社区水产养殖项目，以及埃及对中小型渔场的扶持，都提升了当地的水产养殖产量[10]、[13]、[14]、[16]、[17]。
尽管水产养殖产量呈上升趋势，投资也在不断增加，但该行业仍面临诸多挑战，这些挑战可能影响其对经济的贡献。经济限制、盈利能力不足、物种选择问题以及廉价进口鱼的竞争等因素都在抑制水产养殖的发展[18]。外国渔船的过度捕捞以及鱼类生物量的减少也对当地渔业构成了严重威胁[19]、[20]。优质鱼苗、饲料、专业技术以及政策支持的缺乏进一步阻碍了产业的发展[13]。气候变化、土地用途变化以及政府政策的波动也为水产养殖业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21]。
此外，虽然人们对渔业和水产养殖的兴趣和投资都在增加，但关于二者对宏观经济影响的实证研究仍然较少，这使得人们难以全面了解其在非洲经济格局中的作用[22]、[23]、[24]。其他地区的研究已经证明了渔业、水产养殖与GDP增长之间存在明显关联[1]、[25]、[26]、[27]、[28]，但在非洲，相关的实证证据仍然有限。目前在非洲开展的少数研究往往针对单个国家，且对于水产养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存在不同观点[22]、[23]。
因此，本文利用涵盖埃及、尼日利亚、肯尼亚、南非和马达加斯加这五个主要产鱼国的面板数据，分析了渔业和水产养殖对非洲经济增长的影响。考虑到捕捞渔业和水产养殖产量之间的差异，以及过去二十年水产养殖在投资和产量方面的显著增长，本研究还分别分析了水产养殖和捕捞渔业的影响。这些研究结果可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依据，帮助他们制定策略，推动这些行业在相关国家乃至整个非洲实现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