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ied Psychology》：Value and moral divergences between management researchers and managers: Evidence and a future research age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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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管理学研究者所持有的价值观与道德观，以及这些取向是否与其试图提供信息支持的一类关键利益相关者——产业界管理者——保持一致，当前所知甚少。这种一致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价值观与道德观作为指导性原则，是态度与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而价值观与道德观的差异可能引发冲突
对于管理学研究者所持有的价值观与道德观，以及这些取向是否与其试图提供信息支持的一类关键利益相关者——产业界管理者——保持一致，当前所知甚少。这种一致性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价值观与道德观作为指导性原则，是态度与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而价值观与道德观的差异可能引发冲突、误解以及信任缺失。在这项实证研究中，研究人员系统考察了美国管理学研究者的价值观与道德观，并将其与一组美国在职管理者样本进行比较，从而确立了价值分歧现象（value divergences）的存在。研究发现，在19项价值中，两组在其中12项上存在差异：管理者对权力—支配（power–dominance）、社会性安全（security–societal）、传统（tradition）、享乐（hedonism）和谦逊（humility）这5项价值赋予了更高的重要性；研究者则对成就（achievement）、自我导向—思想（self-direction–thought）、自我导向—行动（self-direction–action）、仁爱—可信赖性（benevolence–dependability）、仁爱—关怀（benevolence–caring）、普遍主义—关切（universalism–concern）以及普遍主义—宽容（universalism–tolerance）这7项价值赋予了更高的重要性。此外，管理者在6项道德基础中有4项赋予了更大权重，分别是平等（equality）、忠诚（loyalty）、权威（authority）和纯洁（purity）。研究还发现，管理者在社会议题上平均而言比管理学研究者略少自由主义倾向，但在经济议题上两者并无差异。基于这些发现，研究人员讨论了若干理论与实践含义，并提出未来研究议程，以说明后续研究如何通过更好理解研究者与管理者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来识别并弥补学术价值“盲点”。
本文发表于《Applied Psychology》，聚焦管理学研究共同体与企业管理实践群体之间是否存在系统性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差异。研究背景在于，管理学研究通常以解释、引导甚至影响管理者行为为目标，但社会科学研究并非价值中立，研究者在选题、理论建构、方法选择、结果诠释与实践建议等环节都可能受到自身价值取向影响。如果研究者与管理者在价值层面存在稳定分歧，便可能削弱研究的外部效度与实践相关性，也可能加剧“研究—实践鸿沟”。更重要的是，这种分歧会形成研究者的价值盲点，使其低估、误判甚至误解管理者在真实组织情境中的动机、判断与行为逻辑。因此，开展这项研究的必要性在于：只有先识别研究者与管理者在价值与道德上的相似和差异，管理学研究才能更准确地描述管理现实，并提升对实践对象的解释力与沟通效能。
围绕这一问题，研究人员以美国样本为对象，系统比较了管理学研究者与在职管理者在基础价值（basic values）、道德基础（moral foundations）、政治意识形态（political ideology）、理想主义（idealism）、相对主义（relativism）和宗教性（religiosity）等多个维度上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两类群体之间确实存在广泛而可测量的价值分歧。管理者更强调权力—支配、社会性安全、传统、享乐与谦逊，也更重视平等、忠诚、权威和纯洁等道德基础；研究者则更强调成就、自我导向、仁爱以及普遍主义相关价值。政治立场方面，管理者在社会议题上较研究者略偏温和保守，但在经济议题上两组几乎没有差异。研究还发现，管理者在理想主义与相对主义上得分更高，说明其更倾向于依据情境理解伦理，而非单纯依赖固定规则体系。文章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不仅首次较系统地“确立了”管理学研究中的价值分歧现象，也为重新理解研究判断、学术议题设置、管理伦理解释以及学术成果的实践传播提供了经验基础。
在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两组美国样本进行横断面比较分析。研究者样本来自2017—2022年16种顶级管理学期刊通讯作者中的美国学者，筛选后形成191—277人的有效样本；管理者样本通过Prolific平台招募，要求具有管理经验且至少监督1名下属，最终样本为495人。研究使用修订版Portrait Value Questionnaire（PVQ-RR）测量19项价值及4类高阶价值，使用Moral Foundations Questionnaire 2（MFQ-2）测量6项道德基础，并测量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Ethics Position Questionnaire（EPQ-5）中的理想主义与相对主义，以及单项宗教性指标。统计上主要采用Welch's t-test比较组间均值，并对19项价值进行个体内中心化（within-person centering）；同时辅以控制性别、种族及是否在美国境外生活过的回归分析以检验稳健性。
一、INTRODUCTION
引言部分提出核心研究问题：美国管理学研究者与美国在职管理者在价值观与道德观上究竟存在多大程度、以何种方式的差异。文章指出，价值分歧之所以重要，首先因为它可能削弱非科学群体对研究结论及研究者群体的信任；其次，因为研究者若未意识到自身价值前提，就可能在研究问题选择、理论解释和规范性建议中产生系统偏差。研究人员据此明确提出，本研究旨在通过实证比较“确立”管理学研究中的价值分歧现象，并说明其对管理研究领域的潜在意义。
二、BACKGROUND
这一部分从理论上界定并铺垫价值分歧问题。研究人员首先指出，价值嵌入研究过程并非管理学所独有，在更“客观”的学科中同样存在，但在心理学、组织研究等社会性更强的领域尤为明显。随后文章从五种主要操作化路径讨论价值与道德：其一，Schwartz价值理论中的19项基础价值及其四类高阶价值；其二，道德基础理论（Moral Foundations Theory），包括关怀、平等、相称性、忠诚、权威与纯洁；其三，社会与经济维度的政治意识形态；其四，理想主义与相对主义；其五，宗教性。通过综述，研究人员强调，不同职业群体往往在价值优先序上有所不同，这些差异会影响职业选择、态度形成、行为实施以及对伦理议题的判断。该部分最终汇聚为研究问题：美国管理学研究者与美国在职管理者在价值上是否存在系统差异，以及具体差异体现在哪些维度。
三、METHODS
方法部分详细说明样本来源、测量工具与分析策略。管理学研究者样本来源于16种顶级管理学期刊的通讯作者，强调这些学者不仅发表成果，而且往往兼具编辑或编委身份，因此也是学术议题的“守门人”。管理者样本则覆盖不同行业，确保受试者具有实际管理经验。测量方面，研究人员采用PVQ-RR捕捉19项细分价值，采用MFQ-2测量6项道德基础，采用双题项测量社会和经济政治意识形态，采用EPQ-5测量理想主义与相对主义，并以单题测量宗教性。结果分析以均值差异检验为主，并采用回归模型进行人口统计学控制，增强结论稳健性。
四、RESULTS
结果部分是全文的核心经验贡献。
Higher order values
在高阶价值层面，研究人员发现，研究者在自我超越（self-transcendence）上的强调程度高于管理者，而管理者在保守（conservation）上的强调程度高于研究者；自我提升（self-enhancement）与开放于变化（openness to change）两组无显著差异。该结果说明，两组在更宏观的价值结构上已存在明显分化：研究者更偏向关注他人福祉、公平与普遍关切，管理者则更偏向稳定、秩序与传统维系。
Specific values
在19项具体价值中，管理者显著高于研究者的包括：权力—支配、社会性安全、传统、享乐和谦逊；研究者显著高于管理者的包括：成就、自我导向—思想、自我导向—行动、仁爱—可信赖性、仁爱—关怀、普遍主义—关切和普遍主义—宽容。通过这些更细粒度结果，研究人员指出，即使在某些高阶价值上表面接近，底层驱动也可能不同。例如自我提升整体无差异，但管理者更强调权力—支配，研究者更强调成就，这意味着两组对“成功”与“进取”的理解并不相同。
Moral foundations
在道德基础方面，管理者在平等、忠诚、权威和纯洁上的得分显著高于研究者，而关怀与相称性两组无显著差异。该结果表明，管理者不仅更重视群体凝聚、制度合法性与传统秩序，也更重视某些与资源分配及道德边界相关的判断标准。研究人员据此认为，研究者若以自身偏好的道德框架来解释管理者行为，可能低估管理者对忠诚、权威和纯洁等基础的道德敏感性。
Political ideology
政治意识形态分析显示，两组总体政治立场差异较小，但这种差异主要来自社会议题，而非经济议题。管理者在社会议题上比研究者略少自由主义倾向，但在经济议题上双方几乎相同，均接近中间立场。该发现提示，管理学研究者与管理者并不存在全面的政治分裂，差异更集中于社会价值层面，而在与商业、资源配置相关的经济议题上相对一致。
Idealism and relativism
在伦理立场上，管理者在理想主义和相对主义上的得分都高于研究者。研究人员据此解释，管理者更倾向于情境主义（situationist perspective），即在伦理判断中更加依赖具体处境、权衡和语境，而非一套稳定、抽象、普遍的规则。这一发现对于理解“灰色地带”伦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研究者与管理者可能不仅价值不同，而且对“何为道德判断”的基本方式也不同。
Religiosity
宗教性方面，两组并无显著差异。这说明尽管宗教通常与价值系统关系密切，但在本研究所比较的两个群体中，整体宗教性并非形成分歧的主要来源。
Supplemental regression analyses
在控制性别、种族以及是否曾居住美国境外后，绝大多数主要发现得到重复验证。仅有少数变量出现变化：享乐在回归中不再显著，而人际一致性（conformity–interpersonal）和相称性（proportionality）在控制变量后转为显著。总体而言，这些补充分析支持主分析结论，即价值分歧并非主要由简单人口统计差异驱动。
Education and industry comparisons
研究人员进一步比较了不同教育程度的管理者。结果显示，教育程度较低的管理者更重视两类自我导向和谦逊；教育程度较高的管理者更重视成就与两类权力，并在社会议题上略更自由。行业比较则未在高阶价值、道德基础、政治意识形态、理想主义、相对主义和宗教性上发现显著差异。该结果提示，管理者内部确有异质性，但总体价值分歧现象并不只是某一行业特有。
五、DISCUSSION
讨论部分首先强调，管理研究不可能脱离价值前提，研究者看待外部世界的方式与其自身价值结构密切相关。文章认为，本研究的核心贡献在于确立了管理学研究者与管理者之间价值分歧的存在，并指出这些分歧可能构成研究理解中的“盲点”。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理论上，管理者更重视权力、忠诚与权威，意味着他们可能对某些组织行为作出与研究者不同的伦理评价。例如，对可能损害组织或群体利益的信息披露，研究者可能更强调透明与公平，而管理者可能从忠诚、稳定和责任角度进行辩护。与此同时，研究者更重视仁爱与普遍主义，管理者则更强调平等这一道德基础，说明两组虽然都可能支持“亲社会”导向，但对平等、正义、利他及资源分配的具体含义并不一致。再者，管理者更高的理想主义与相对主义表明，他们更可能将伦理判断建立在情境权衡上，这会深刻影响研究者对管理者意图与行为正当性的解释。
Practical implications
实践上，文章指出，研究支持的管理建议往往隐含特定价值优先序，例如透明、平等或普遍主义。如果这些优先序与管理者日常承担的权衡责任不一致，就可能导致误解、抵触甚至实施失败。因此，识别这种系统性价值差异，有助于管理者理解为何某些学术建议在实践中显得“不现实”或“缺乏合法性”，也有助于研究者改进与实践对象的沟通方式。
A FUTURE RESEARCH AGENDA ON VALUE DIVERGENCES BETWEEN RESEARCHERS AND MANAGERS
未来研究议程是本文另一突出贡献。研究人员将其归纳为三个方向：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后果（consequences）与机制（mechanisms）。
在概念化方面，文章主张未来研究应更精细地定位价值分歧，不应仅停留于高阶价值层面，而要辨别具体低阶价值的错位；同时可借助一致性/不一致性（congruence/incongruence）视角，以多项式回归（polynomial regression）和响应面分析（response-surface analysis）研究研究者与管理者之间价值匹配如何影响信任、合作与伦理判断。
在后果方面，研究人员指出，价值分歧可能影响研究议题生成、研究优先序设定、研究—实践关系以及研究成果的传播转化。若研究者高估自身价值与管理者价值的一致性，就可能过度投资某些学术议题而忽略管理者真正关切的问题，也可能使研究写作与建议表达无法有效触达管理实践者。文章还讨论了“混合型专业角色”与校企联合博士研究等安排，认为这些机制有助于弥合价值分歧。
在机制方面，论文总结了心理与意识形态偏差、制度与文化因素等可能来源。研究人员指出，否证偏差（disconfirmation bias）、虚假共识效应（false consensus effect）、政治偏向以及期刊编辑与审稿“守门人”的价值倾向，都可能在学术生产过程中放大价值错位。与此同时，国家文化、组织文化、教育经历与宗教类型等也值得进一步纳入分析框架。
最后，文章讨论了研究局限，包括研究者样本回应率较低、管理者样本来自在线平台、研究范围限于美国以及少数群体代表性不足等，并呼吁未来在更大样本、更多期刊、更多国家与更多商业学科中进行预注册、理论驱动的重复检验。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研究人员认为，管理学研究中的价值分歧现象已经得到确立。随着学术界与商业世界持续多样化，研究者有必要正视这种分歧对于理解管理者以及改进研究过程的重要性。未来若能扩大研究对象范围，纳入更广泛的研究者、员工、期刊与学科领域，将有助于进一步拓展并深化这些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