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当代企业中,高压环境与职业倦怠常常会损害员工的工作场所幸福感(Demerouti, 2025; Van Beek et al., 2012)。为解决这些问题,许多组织采用自上而下的管理方式,注重标准化角色、流程以及绩效管控(Parker et al., 2025)。虽然这类方法能够提升协调性与效率,但却限制了员工的自我发起行为,而这恰恰可能进一步降低工作场所幸福感(Parker, 2014; Wrzesniewski & Dutton, 2001)。正因如此,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自下而上的策略,即让员工主动调整自己的工作体验(Bakker & Slemp, 2026)。其中一种策略就是趣味化工作设计,指的是员工主动为工作增添乐趣与挑战,让常规任务变得更加有趣且富有动力(Scharp et al., 2019, 2023)。
早期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类趣味化的调整有助于员工应对工作压力,并积累心理资源(Scharp et al., 2023)。以往的大多数研究都聚焦于趣味化工作设计如何影响员工的工作投入度、任务表现、创造力以及主动性行为,将其视为该策略带来的主要结果(Ahmad et al., 2025; Bakker et al., 2023; Chen & Choi, 2026; Dishon-Berkovits et al., 2024)。尽管这些研究凸显了趣味化工作设计在提升即时工作成果方面的价值,但对其在提升员工工作场所幸福感方面的作用却阐释不足(Bakker & Slemp, 2026)。为弥补这一缺陷,本研究旨在探究趣味化工作设计与员工工作场所幸福感之间的关系。
为更深入地理解这一关系,我们借助了自我决定理论(SDT)(Ryan & Deci, 2000)。该理论为解释自主动机与受控动机如何与员工工作场所幸福感相关联提供了成熟的框架。我们认为,趣味化工作设计可能与自主动机呈正相关,因为员工会感受到工作更加有趣、更具个人参与感且能由自己主导(Scharp et al., 2022)。此外,它也可能与受控动机存在关联,因为那些充满趣味或具有挑战性的行为往往涉及可见性、竞争、比较、认可或绩效期望等因素(Ahmad et al., 2025)。因此,我们研究了自主动机与受控动机如何在趣味化工作设计与员工工作场所幸福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另外,自我决定理论指出,工作动机取决于员工对工作具有意义且与其价值观相符的认知(Ryan & Deci, 2000)。我们认为,工作的意义感——即员工主观上认为自己的工作有价值、值得付出且具有重要意义——可能成为这一过程中的重要调节因素。我们推测,当员工感受到较强的工作意义感时,他们更有可能将那些趣味化的任务调整视为有价值的举动,进而强化趣味化工作设计与自主动机之间的关系(Khan, 2023)。同时,在较高意义感的前提下,员工也可能会将这些趣味化调整视为体现责任意识以及对工作标准遵守的表现(Rosso et al., 2010)。因此,工作的意义感也可能增强趣味化工作设计与受控动机之间的正向关系(Costantini et al., 2025)。
总体而言,我们从自主动机与受控动机的角度,以工作的意义感作为调节变量,研究了趣味化工作设计与员工工作场所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见图1)。本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它拓展了现有关于趣味化工作设计的研究范畴,不再仅聚焦于与绩效相关的结果,而是进一步探讨了其与员工工作场所幸福感的关系(Bakker, Scharp, et al., 2020; Costantini et al., 2025; Scharp et al., 2022);其次,它通过以自主动机与受控动机为核心的自我决定理论框架,为趣味化工作设计提供了更深入的理论阐释(例如Dishon-Berkovits et al., 2024; Scharp et al., 2022);最后,通过将工作的意义感设定为调节变量(Rosso et al., 2010; Steger et al., 2012),本研究为那些可能影响趣味化工作设计与员工工作场所幸福感关系的情境因素提供了参考。我们相信,这些研究成果能为管理者及组织通过趣味化工作设计提升员工工作场所幸福感提供重要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