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ientific Reports》：Secondary traumatic stress among healthcare workers in Egypt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workplace protective factors
编辑推荐：
医护人员因职业暴露于创伤事件，面临二次创伤应激（STS）的风险，这是一种以闯入、回避和警觉性增高症状为特征的状况。为确定医护人员中STS的患病率、识别早期预警信号、评估工作场所预防措施的有效性以及识别与STS相关的因素，研究人员于2025年10月至12月在埃及
医护人员因职业暴露于创伤事件，面临二次创伤应激（STS）的风险，这是一种以闯入、回避和警觉性增高症状为特征的状况。为确定医护人员中STS的患病率、识别早期预警信号、评估工作场所预防措施的有效性以及识别与STS相关的因素，研究人员于2025年10月至12月在埃及坦塔大学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对783名医护人员进行了一项横断面研究。数据通过结构化自填问卷收集，包括二次创伤应激量表（STSS）、早期预警信号量表和预防措施量表。采用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识别与STS相关的因素。STS的发生率为64.5%，总平均分为58.16±11.18。最常见的早期预警信号为慢性疲惫（3.43±1.126）、对安全焦虑增加（3.18±1.156）以及难以维持工作-生活边界（3.17±1.206）。STS评分与预警信号评分之间存在强正相关（r=0.76，p<0.01）。多变量逻辑回归识别出医生（调整后比值比AOR=2.14）、每周工作>40小时（AOR=2.07）、每月夜班>8次（AOR=2.56）、缺乏预防措施（AOR=2.87）以及病假史（AOR=1.89）为严重STS的显著相关因素。中介分析显示，社会支持在职业压力源与二次创伤应激之间起中介作用，间接效应显著（0.105，95%置信区间CI: 0.062–0.148），占总效应的23.4%。STS在埃及医护人员中非常普遍，且与可改变的工作场所因素显著相关。基本组织干预措施的缺失凸显了职业健康保护的关键缺口。迫切需要常规监测、强制性汇报和加强组织支持。
**论文解读：埃及医护人员二次创伤应激的流行、预警信号与工作场所保护因素的中介作用**
**研究背景与问题**
二次创伤应激（STS）是指个体因间接暴露于他人经历的创伤事件而产生的行为与情绪后果，其症状与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类似，包括闯入、回避和警觉性增高三类。医护人员，尤其是急诊科、重症监护病房（ICU）等高强度科室的工作人员，因长期护理创伤患者，职业性地暴露于创伤事件，STS已成为公认的职业危害。全球范围内，STS在医护人员中的患病率介于30%–80%之间，但现有研究多聚焦于个体应对策略，忽视了可修改的工作场所变量。在埃及，尚无针对医护人员STS的全面职业健康评估，且缺乏对工作场所预防措施可用性与有效性的系统调查。为填补这一空白，研究人员开展了本项研究，旨在评估STS的患病率、识别早期预警信号、量化预防措施的有效性，并考察社会支持在职业压力源与STS关系中的中介作用。该研究发表在《Scientific Reports》上。
**研究设计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观察性设计，于2025年10月至12月在埃及坦塔大学医院的重症监护病房（包括急诊科、心脏监护室、外科、内科、烧伤科及妇产科）进行。样本来源为坦塔大学医院，目标人群包括1180名住院医师和1090名护士，最终纳入783名参与者（389名医生，394名护士）。主要技术方法包括：（1）两阶段分层抽样（先按职业分层，再按科室分层）以确保代表性；（2）使用结构化自填问卷，包含二次创伤应激量表（STSS，17项，Likert 5级评分）、早期预警信号量表（11项）和预防措施量表（11项，分为职业预防措施和个人预防措施两个维度）；（3）采用多变量逻辑回归分析识别STS的独立相关因素，并计算调整后比值比（AOR）；（4）运用PROCESS Macro（Model 4）进行中介分析，检验社会支持在职业压力源（基于每周工作小时数与每月夜班次数）与STS之间的中介作用，通过5000次Bootstrap重抽样估计间接效应。
**研究结果**
**参与者特征**：783名参与者中，女性占58.5%，平均年龄约30岁；医生与护士各占约50%；多数在急诊科（23.0%）、烧伤科（17.5%）和外科（16.1%）工作；平均工作年限6.37年，平均每周工作47.4小时，每月夜班9.3次。
**二次创伤应激量表与预警信号**：STS总平均分为58.16±11.18，其中回避子量表得分最高（22.57±7.98），警觉性增高次之（19.05±5.31），闯入最低（16.54±4.04）。以STSS总分>37为临床截断值，64.5%的参与者（n=505）符合STS诊断标准。预警信号总平均分为30.10±7.562，最常见的预警信号为慢性疲惫（3.43±1.126）、对安全焦虑增加（3.18±1.156）和难以维持工作-生活边界（3.17±1.206）。STS评分与预警信号评分呈强正相关（r=0.76，p<0.01）。
**预防策略**：职业预防措施中，汇报会议（debriefing）缺失率最高（71.6%），平均有效性得分最低（0.44±0.789）；经济激励有效性最高（1.78±0.940），其次为暴露后休息时间（1.70±0.899）和轮班（1.43±1.014）。个人预防措施中，充足睡眠（2.24±0.726）和娱乐活动（2.07±0.758）有效性最高，祈祷与灵性活动被50.4%的参与者评为非常有效。总有效性得分为16.89±5.32，表明参与者依赖个人应对策略，缺乏组织支持。
**STS的相关因素**：单因素分析显示，女性（60.44±10.72 vs. 49.56±10.23）、医生（62.83±11.47）、烧伤科（65.64±12.89）和急诊科（62.18±11.23）工作人员、每周工作>40小时（63.21±11.87）、每月夜班>8次（61.89±11.23）以及有病假史者（65.21±11.87）的STS评分显著更高。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Hosmer-Lemeshow χ2=6.24，p=0.621，Nagelkerke R2=0.238）显示，医生（AOR=2.14，p=0.002）、每周工作>40小时（AOR=2.07，p<0.001）、每月夜班>8次（AOR=2.56，p<0.001）、缺乏职业预防措施（AOR=2.87，p<0.001）和病假史（AOR=1.89，p=0.005）是严重STS的独立相关因素。中介分析表明，社会支持部分中介了职业压力源与STS之间的关系，间接效应为0.105（95% CI: 0.062–0.148），占总效应的23.4%。在经济激励、轮班和同事支持等职业预防措施中，每项可使STS评分降低1.16–1.23分（均p<0.01）；而心理支持服务与STS评分呈正相关（系数=1.27，p=0.02），提示寻求帮助者本身可能处于更高痛苦状态。个人预防措施（祈祷、睡眠、娱乐）在模型中没有显著保护作用。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本研究提供了埃及大型大学医院医护人员STS的首个系统性职业健康评估。STS患病率（64.5%）与全球疫情期间的汇总患病率（65%）及ICU人员研究（70.36%）相符，但高于某些地区（如沙特阿拉伯50.8%严重水平）。早期预警信号（慢性疲惫、安全焦虑、工作-生活边界问题）与STS高度相关，提示可通过常规监测实现早期干预。工作负荷（长工时、高频夜班）和医生角色是最强风险因素，而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23.4%）强调了建立同事支持体系的重要性。职业预防措施（经济激励、轮班、同事支持）优于个人应对策略，但心理支持服务的矛盾性结果提示需关注可及性与污名化问题。研究结论为：埃及医护人员中STS普遍存在，且与可修改的工作场所因素（如长工时、高频夜班、医生角色）显著相关。社会支持部分中介了职业压力源与STS的关系，凸显了同事关系在减轻工作压力中的价值。与较低的STS水平相关的职业预防策略包括同事支持、发展机会、经济激励和轮班。作为埃及首个STS系统性职业健康评估，本研究为基准对照和循证职业健康政策制定提供了关键基线，同时强调迫切需要文化敏感、多层次干预措施来改善该地区医护人员的心理健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