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fety and Health at Work》：Organizational Support for Safety and Work Ability in Healthcare Workers: A Longitudinal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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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医疗保健工作者（HCWs）的留存与工作能力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研究人员考察了工作能力与既往工作环境因素——安全组织支持（organizational support for safety, OSS）和表层行为情绪劳动（surface-acting emot
背景：医疗保健工作者（HCWs）的留存与工作能力是至关重要的问题。研究人员考察了工作能力与既往工作环境因素——安全组织支持（organizational support for safety, OSS）和表层行为情绪劳动（surface-acting emotional labor, SaEL）——之间的关联。方法：一项涵盖工作环境特征的自填式调查于2018—2019年及2021年招募了五家美国公共部门医疗机构的员工。针对工作能力结局的线性回归分析（包括横断面与纵向分析）聚焦于OSS与SaEL及其他自变量。结果：分别收集到主要来自女性的HCWs调查1059份和1553份；425人回答了两次问卷。近三分之二的HCWs为非直接护理或非持证HCWs。直接护理人员的工作能力得分低于非直接护理人员。在多变量回归模型中，在基线和随访的横断面分析中，OSS与工作能力呈正相关，SaEL呈负相关。工作紧张、背痛和安全隐患在横断面和纵向分析中均呈负相关，而社会支持与文明规范（合并）呈正相关。在纵向分析中，仅OSS正向预测工作能力，而SaEL具有边缘负性效应。结论：OSS预测工作能力的发现具有新颖性。尽管人员流动率高，但对HCWs低工作能力危险因素的考察甚少。这一组织预测因子的重要性证明了在组织层面干预以改善工作场所安全的必要性。此类行动可同时应对并缓解SaEL、工作紧张和背痛等额外危险因素，从而改善所有HCWs群体的工作能力。
研究背景方面，长期以来医疗工作环境质量备受关注，而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一线医疗保健工作者（HCWs）面临的工作需求负担、资源匮乏及情绪耗竭更为凸显，导致其留职意愿下降，HCW留存成为多国日益紧迫的问题。工作能力（work ability）被定义为个体满足工作场所身体、心理及人际挑战的能力，可视为工作残疾的正向补充，是理解工作者健康与工作状态及职能关系的有用解释视角。工作能力下降的健康状况还与全因死亡率增加及残疾相关；低工作能力可导致生产力低下、脱岗、工作不满意、离职意向及提前退休等不良职业结局。在医疗领域，个体工作能力与其提供照护的能力及照护质量相互交织。大规模实证研究、研究综述及荟萃分析均记录了HCWs工作能力与工作态度、工作者投入及内在预测因素（如长期患病、受伤后复工及工伤后残疾）的关联。识别可通过干预改善的工作能力环境预测因素，对于支持工作者身心福祉及维持生产力至关重要。工作需求（情绪、心理及身体层面）是工作能力下降的危险因素，而通过增强同事支持、主管支持、决策纬度及工作时间表控制等工作资源可能改善工作能力。组织安全实践是另一类资源，影响身心健康及急慢性创伤性损伤与肌肉骨骼疾患，进而产生残疾。既往两项定性研究表明，较差的“安全文化实践”（规则执行松懈）与蓝领工人/建筑工人较低工作能力相关；Brandt等报道北欧职业安全气候问卷（Nordic Occupational Safety Climate Questionnaire, NOSACQ-50）管理承诺量表中的两个条目可预测丹麦蓝领工人2年后较低的工作能力。研究人员此前已确定安全组织支持（organizational support for safety, OSS）是HCW职业倦怠与抑郁的重要预测因素，鉴于这些发现，组织安全实践也可能影响HCW工作能力，但二者关系的正式分析有限。医疗是服务导向且情绪负担重的职业，需进行情绪管理；表层行为情绪劳动（surface-acting emotional labor, SaEL）即掩饰真实感受以完成工作，与初级医生、护士及养老院工作者的不良心理健康相关，但目前未见其与工作能力关联的研究。由于低工作能力对HCWs后果严重，迫切需要在混合HCW人群中识别并处理如组织安全承诺与SaEL等可预防危险因素及其他工作能力前因。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名为“通过整合促进团队的安全与健康”（Safety and Health through Integrated, Facilitated Teams, SHIFT）的大型项目下属研究，在五家提供居住与门诊混合服务的公共部门医疗机构中进行，研究对象包含大量低收入非持证辅助人员与医疗助理（如精神健康工作者），所有机构均已工会化并具备既有员工安全健康基础设施。研究人员在2018—2019年进行基线调查，2021年进行随访调查，以工作能力为研究结局，测量为当前身体、心理及人际工作能力的均值；主要变量为OSS（由NOSACQ-50的管理维度计算，含工作场所安全常规、员工安全实践影响力、安全政策决策参与、事故准确信息收集及非指责性事故调查等题项）与SaEL（源自已有文献的2个条目）；其他自变量包括以心理工作需求与决策纬度比值计算的心理社会工作紧张、同事与主管支持之和、工作场所文明规范、感知安全隐患存在及过去3个月至少中等程度背痛；年龄二分为年轻（18–40岁）与年长（≥40岁），职业分为直接照护患者/住户与非直接照护（如膳食、保洁、设施维护及安保）。统计分析使用SAS 9.4，以Cronbach’s α系数衡量量表内部一致性，以t检验与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比较不同亚组工作能力，因变量多呈偏态分布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变量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为1.02–1.5提示无共线；定义同事与主管支持及文明规范总和作为工作场所社会景观综合变量“工作环境社会环境”；采用向前逐步模型拟合线性回归分析工作能力，横断面模型用于基线与随访数据集，纵向模型以基线暴露预测随访结局，并按直接照护（是/否）分层。
研究结果部分，问卷调研在基线（2018–2019）有1059名参与者，随访（2021）有1553名，428人完成两次调查（重叠组）；参与者以女性为主，超半数或直接照护人员，各场所平均工作能力均匀，直接与非直接照护人员基线及随访平均工作能力均较低（直接照护更低）。重叠组与仅参与一次调查者在基线工作环境条件评估无差异；随访时重叠组与其余随访参与者评分也大多无差异，仅随访单次组工作能力得分略高、SaEL略低，随访整体平均SaEL值更高、工作能力得分更低，重叠亚组在两时点总体上代表较大队列。基线自变量间相关范围为?0.52至0.51，工作能力与OOSS及安全隐患存在相关性最强；OSS与安全危害、SaEL、同事支持及心理社会工作紧张强相关；直接照护人员在多数身体与心理社会需求上评分更高。回归分析中，多变量回归模型显示感知OSS（正效应）与SaEL（负效应）在横断面与纵向上均与工作能力相关（SaEL在重叠组横断面效应较弱）；此外工作紧张、安全隐患与背痛在所有三个横断面模型中均与工作能力负相关，社会环境在横断面与纵向上均正相关；六个变量在粗模型与调整人口学工作特征模型中方向一致，工作暴露两两交互均无统计学显著。按直接照护分层回归分析中，OSS在除纵向非直接照护外的所有数据中均与工作能力呈持续正相关；基线时非直接照护系数约为直接照护的75%更大，但随访（横断面）与纵向模型中方向相反，即仅直接照护人员呈正相关。其他自变量中，SaEL在基线仅对直接照护人员有负效应，随访时关联更强且对非直接照护人员效应大55%；工作紧张在随访与纵向仅对直接照护人员有负效应；安全隐患一般呈弱负关联；背痛在分层分析中除纵向非直接照护外均与较低工作能力一致相关。
讨论部分总结，这项针对混合持证与非持证HCWs的研究显示，在调整其他协变量后，更好的组织安全承诺在横断面与前瞻性上与更高工作能力相关，SaEL呈持续负相关但在两个多变量模型中较弱；据研究所知，工作能力与OSS及SaEL的关联是HCWs中的新发现；工作紧张也有持续强负效应；与安全危害、背痛及社会环境的其他关联方向符合预期但在多变量模型中较不稳健。既往NOSACQ工具部分安全气候要素被发现与丹麦蓝领工人2年后较低身心工作能力相关，本研究以更严谨方法使用完整九条目感知组织安全承诺量表作为HCWs预测因子予以补充。大流行前OSS可预测HCWs大流行期间安全工作经历几率，本研究发现OSS至少在直接照护人员中是四年间身体、心理及人际工作能力最重要的单一预测因子，为职业健康安全政策制定者提供切实干预切入点。直接照护人员平均工作能力低于非直接照护，但两组该结局分布高度偏斜且方差低，大流行期间均经历相似工作能力下降；无法轻易解释为何OSS仅在直接照护提供者中预测工作能力而非另一组，可能因OSS对非直接照护不重要或该组结局方差不足；即便在非直接照护中统计效能不足以识别预测因子，OSS仍可能与其工作能力相关，且任何组织层面OSS改变可能影响两类人员工作环境，因此纵向模型中OSS预测工作能力的发现更为重要。依据资源保存理论（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COR Theory），员工倾向于保留保护对其角色最关键的工作场所资源；组织安全气候可能是直接照护人员的核心资源，影响其福祉与工作能力；对非直接照护提供者，组织安全可能被视为与其核心工作资源关联较弱，故分析中呈非显著关联。组织安全实践应作为员工缓解工作需求的资源；管理安全实践（如规则导向与参与式领导）在其他行业与积极安全结局相关；养老院安全患者处理项目可减少背痛、赔偿索赔及最终离职；因此管理层安全承诺意义超越伤害预防，背痛与工作能力关联提示工作场所安全可提升个人表现与留职信心。研究中SaEL与HCWs工作能力的关联显示管理压抑情绪的努力损害工作表现；Suh与Punnett已证明SaEL如何纵向预测抑郁，其为重要心理健康预测因子；SaEL初级预防因医疗工作内在人际劳动而复杂，但组织可确保在对抗情境中员工被倾听与受保护，类似OSS量表评估的部分实践，需更多干预研究评估此类努力有效性。组织有责任通过实施与官方信息一致且有效保护工作者的安全实践来减少此种紧张。以个体为导向、通过行为干预增强HCW福祉、韧性与同伴支持的项目在改善心理健康方面成效有限。
结论部分原文翻译为：本研究结果支持更多基于组织的干预措施，如改进安全政策并在实践中体现安全承诺，以及通过增加同事与主管支持与文明规范来改善工作环境社会环境。在纵向结果中，OSS每增加一个单位，工作能力增加超过半个单位，突显了安全支持干预对直接照护员工的实际意义。这些结果表明，尤其对于直接照护岗位人员，组织安全支持在现实环境中可能产生显著影响。该领域的干预可能推动劳动力能力与福祉的有意义改善。参考OSS条目评估的具体要素，研究结果支持将员工意见纳入安全政策；无责难工人的事故报告；以及通过鼓励员工参与决策实践参与式工效学（participatory ergonomics）。此外，可提升管理技能与领导力培训。医疗机构管理层投资于促进提高管理层对员工安全承诺的组织政策具有重要意义。这将培育组织安全文化——改善工作者福祉的关键资源，从而建立并维持健康且有韧性的劳动力。在HCWs大流行后工作环境中，制定更好安全政策并确保实施的国家与组织将改善工作者对安全的感知；与对那些持自由放任（laissez faire）态度的组织相比，这些组织也将拥有更好的工作能力。
研究人员所用主要关键技术方法为：研究属于SHIFT项目，样本队列来源于五家美国公共部门医疗机构（提供居住与门诊混合服务、均已工会化并具既有员工安全健康基础设施）的员工；于2018–2019年开展基线自填式问卷调查，2021年开展随访调查，参与者获10美元补偿；工作能力结局测量为当前身体、心理及人际工作能力的均值；主要变量OSS由北欧职业安全气候问卷（NOSACQ-50）管理维度计算，SaEL测自2个条目；其他自变量含以心理工作需求与决策纬度比值计算的工作紧张、同事与主管支持之和、工作场所文明规范、感知安全隐患及过去3个月至少中等程度背痛，年龄二分为18–40岁与≥40岁，职业分为直接与非直接照护；使用SAS 9.4进行统计分析，以Cronbach’s α检量表内部一致性，t检验与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亚组工作能力，Spearman相关分析变量间关系，VIF评估共线性，定义同事与主管支持及文明规范总和为“工作环境社会环境”，采用向前逐步模型拟合线性回归（横断面用基线与随访数据，纵向用基线暴露预测随访结局）并按直接照护分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