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解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感：中国残疾老年人的非正式社会支持、抑郁风险与生活满意度研究

《Behavioral Sciences》：Understanding Well-Being in Daily Life: Informal Social Support, Depression Risk, and Life Satisfaction Among Chinese Older Adults with Disabilities

　　

在人口老龄化的背景下，残疾老年人日常生活中的幸福感及其潜在机制日益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研究人员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CHARLS）2020年波次的数据，聚焦于509名60岁及以上残疾老年人，将非正式社会支持、抑郁风险与生活满意度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并采用有序Logit模型、二元Logit模型及KHB分解法检验其相互关系与潜在机制。结果显示：（1）非正式社会支持与残疾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呈正相关；（2）非正式社会支持与抑郁风险呈负相关；（3）抑郁风险与生活满意度呈负相关，并在非正式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中发挥显著的中介作用，占总效应的23.25%。从日常生活视角出发，本研究揭示残疾老年人的幸福感不仅源于制度性资源供给，更通过持续的社会互动与关系网络生成并维持。因此，本研究深化了对晚年主观幸福感日常性与关系性维度的理解。

研究背景方面，中国目前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老年人口，且老龄化进程相对较快。截至2024年底，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已达3.10亿，占总人口的22.0%；65岁及以上人口达2.20亿，占比15.6%。预计2025年至2050年间，中国65岁及以上人口的失能率将呈现阶段性上升趋势，介于12.27%至15.05%之间，残疾老年人数量将从约2590万持续增加至5864万（Zhang et al., 2025）。残疾老年人群体的扩大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构成重大挑战，特别是在如何保障其晚年生活质量及提升日常生活中幸福感的问题上。主观幸福感作为涉及情感与认知维度的重要心理指标，包含个体对生活境遇的认知评价及情感体验（Diener, 1984）。其中，生活满意度代表主观幸福感的认知评价维度，反映个体基于自身经验、价值标准及实际生活条件对生活质量的总体判断（Pavot & Diener, 2009）。情感体验则主要涉及正负情绪（Fors Connolly & G?rling, 2024）。根据感觉即信息理论（feelings-as-information theory），个体常将持久的情绪状态作为评价生活境遇的重要信息来源（Schwarz, 2012）。对于残疾老年人而言，负性情绪的意义需在日常生活压力与功能受限的背景下理解，持续的负性体验可能累积为更高的抑郁风险。非正式社会支持（informal social support）可能构成理解其生活满意度的重要日常资源。在中国语境下，老年照护长期以家庭为基础，受孝道与代际责任影响，家庭照护兼具道德义务与文化期待，但独生子女政策长期效应、家庭规模缩小、人口流动加剧及女性劳动参与率上升使传统家庭照护资源承压，而正式长期照护与社区照护体系尚在完善中。因此，探究非正式社会支持、抑郁风险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具有理论与实证意义。该研究发表于《Behavioral Sciences》。

研究人员开展的研究基于CHARLS 2020数据，筛选509名60岁及以上残疾老年人，核心变量包括以照料人数与社会参与得分衡量的非正式社会支持、以生活满意度量表（1至5分）测度的生活满意度、以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简版（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₁₀）总分≥10定义的抑郁风险（二分变量），并控制年龄、性别、户口、教育、居住地及婚姻状况。统计方法采用描述性统计、相关分析、有序Logit模型分析非正式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影响、二元Logit模型分析其对抑郁风险的影响，并应用KHB分解法检验抑郁风险的中介效应，以区分总效应、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并避免跨模型偏差。

研究结果部分，各小节结论如下。

3.1. 样本的描述性特征（Descrip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ample）：在509名残疾老年人中，平均年龄为70.56岁，女性占57.76%，农业户口占74.46%，农村居住占68.57%，已婚同居占70.92%；生活满意度以“有些满意”（44.20%）和“非常满意”（28.29%）为主，29.47%报告无抑郁风险，样本以高龄、农村、婚姻存续者为主，生活满意度总体中等。

3.2. 相关分析（Correlation Analysis）：非正式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正相关（r = 0.1173, p < 0.05）；抑郁风险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r = ?0.2792, p < 0.05）；非正式社会支持与抑郁风险呈负相关（r = ?0.0782）但未达统计显著，提示未控制其他变量时关联较弱，需进一步检验。

3.3. 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有序Logit模型显示，控制人口学变量后，非正式社会支持的回归系数β = 0.477（p = 0.018），支持假设H1，即非正式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残疾老年人生活满意度越高，模型R²由0.014增至0.019。二元Logit模型显示，非正式社会支持对抑郁风险的回归系数β = ?0.499（p < 0.05），支持假设H2，即非正式社会支持越高，抑郁风险越低；女性残疾老年人抑郁风险更高（β = 0.621, p < 0.01），模型R²由0.036增至0.043。

3.4. 中介分析（Mediation Analysis）：将抑郁风险纳入模型后，抑郁风险与生活满意度呈显著负相关（β = ?1.183, p < 0.001），非正式社会支持系数降至β = 0.385（p = 0.059），暗示抑郁风险可能存在中介作用。KHB分解显示，非正式社会支持对生活满意度的总效应为0.5010，直接效应为0.3845（边缘显著），间接效应为0.1165（p = 0.042），95%置信区间[0.0043, 0.2286]不含零，抑郁风险的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23.25%，支持假设H3，即抑郁风险在非正式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讨论部分总结指出，研究发现非正式社会支持与残疾老年人生活满意度正相关，与抑郁风险负相关，抑郁风险起部分中介作用（占23.25%），表明非正式支持不仅关联日常照护资源，还通过降低抑郁风险这一心理路径影响生活评价。研究从日常语境整合三者于统一框架，拓展了老年主观幸福感机制理解；以生活满意度代理认知评价维度、抑郁风险代理持续负性情绪负担与正性情绪不足的心理健康综合表现，联结“生活评价”与“情感体验”，使幸福感由宏观指标转向日常微观层面。在中国语境中，非正式社会支持不仅是外部照护补充，更具关系确认的文化意义。研究建议将抑郁风险筛查与心理支持纳入社区居家养老与家庭照护支持体系，强化家庭、邻里、志愿者与社区组织的非正式支持网络，并在社区层面营造包容的社会参与环境。研究局限性包括使用横截面数据无法严格因果推断；非正式社会支持合并照料人数与社会参与，二者或具异质性；回归模型解释力有限，存在未纳入影响因素；未进一步检验性别与非正式社会支持的交互作用。未来可借助纵向数据加强因果推断，区分不同来源与类型的非正式支持（尤指工具性与情感性支持），并关注女性残疾老年人性别角色、婚姻状况、照护经历与家庭责任对其抑郁风险与生活满意度的共同影响。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基于CHARLS 2020数据，本研究分析了中国残疾老年人非正式社会支持、抑郁风险与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结果表明，较高水平的非正式社会支持与该群体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和较低的抑郁风险相关；反之，较高抑郁风险与较低生活满意度相关。KHB中介分析结果显示，抑郁风险在非正式社会支持与生活满意度之间发挥显著中介作用，约占总效应的23.25%。这些结果提示，非正式社会支持通过降低抑郁风险与提升生活评价，促进残疾老年人幸福感的形成。未来应着力完善家庭照护支持体系、社区参与平台与心理健康筛查机制，以进一步提升该群体的日常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