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Immigrant Background and Bullying Role Involvement Among Finnish Adolescents: Bully-Victim Disparities Among First-Generation Y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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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使用2019年芬兰学校健康促进研究数据（N=130,269）来考察不同移民背景群体中的欺凌角色卷入，并调整了不同角色间的心理社会结果。青少年被分类为未卷入、仅受欺凌者、仅欺凌者或欺凌-受欺凌者（bully-victim）。移民背景被细分为芬兰背景、混合父
本研究使用2019年芬兰学校健康促进研究数据（N=130,269）来考察不同移民背景群体中的欺凌角色卷入，并调整了不同角色间的心理社会结果。青少年被分类为未卷入、仅受欺凌者、仅欺凌者或欺凌-受欺凌者（bully-victim）。移民背景被细分为芬兰背景、混合父母、第二代和第一代。最明显的差异集中在第一代青少年中的欺凌-受欺凌者卷入，其相对风险在完全调整后仍接近芬兰背景同龄人的两倍。混合父母青少年在所有卷入角色中显示出适度但一致的升高。欺凌-受欺凌者报告了最高的抑郁和焦虑症状，而仅受欺凌者显示出最高的孤独感和最低的学校归属感。在多元学校中，与公平相关的预防可能受益于针对特定角色和学生群体的差异化回应。
**研究背景、问题与目的**
学校暴力（school violence）涵盖教育环境中的一系列攻击行为，其中欺凌（bullying）是青少年期最常见的同伴受害形式之一，被视作教育与公共卫生问题。欺凌通常由三个核心特征定义：意图性伤害、重复性以及权力不平衡，使其成为嵌入同伴等级、课堂规范与成人回应中的群体过程。已有研究表明，欺凌卷入与抑郁、焦虑、自杀意念及更广泛的精神障碍风险升高相关，且长期随访显示童年受害与成年后较低的生活质量及社会关系紊乱有关。在不同角色中，欺凌-受欺凌者（bully-victim）往往表现出最广泛的心理社会风险，而仅受欺凌者（victim-only）更常表现出社会疏离与内化困扰。
在日益多元化的学校人口中，移民背景青少年可能面临不平衡的欺凌卷入风险，但模式因国家与学校背景而异。语言障碍、文化距离、可见少数群体地位及歧视经历可影响同伴定位与支持性关系的获取。大多数先前研究聚焦于受害经历，对欺凌实施与双重卷入的证据较少，且代际区分（第一代、第二代、混合父母）常被忽视。芬兰拥有成熟的防欺凌项目（如KiVa），但移民背景群体间的欺凌角色差异尚待系统检验。
本研究利用2019年芬兰学校健康促进研究（SHPS）的全国数据（N=130,269），旨在回答四个研究问题：（1）欺凌角色分布是否因移民背景群体而异？（2）若存在差异，哪些角色最为集中（尤其关注欺凌-受欺凌者）？（3）在调整社会人口学、家庭、同伴与学校背景因素后，移民背景差异是否持续？（4）不同欺凌角色间的调整后心理社会结果是否存在差异？
**研究意义**
论文发表在《Journal of School Violence》。该研究通过细化移民背景（芬兰背景、混合父母、第二代、第一代）与欺凌角色（未卷入、仅受欺凌者、仅欺凌者、欺凌-受欺凌者），揭示了第一代青少年中欺凌-受欺凌者卷入的显著差异，并指出了混合父母青少年的适度升高。这些发现支持在欺凌预防中区分角色与群体，以实现公平导向的干预。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使用了2019年芬兰学校健康促进研究（SHPS）的横截面数据，样本来自芬兰低年级中学（8-9年级）、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10-11年级），共130,269名青少年（完整案例分析）。样本来源为芬兰卫生与福利研究所（THL）的全国学校调查。主要方法包括：（1）通过两项自评条目（受害频率与实施频率）将青少年分类为四个互斥角色：未卷入、仅受欺凌者、仅欺凌者、欺凌-受欺凌者；（2）根据参与者及父母出生国将移民背景分为四组：芬兰背景、混合父母、第二代、第一代；（3）协变量包括性别（二分）、年龄（连续）、学校类型、家庭经济压力（单条目主观评分）、亲密朋友（有无）、课堂氛围（2条目复合）与教师支持（3条目复合）；（4）心理社会结果：抑郁症状（BDI-6）、焦虑症状（GAD-7）、孤独感（单条目）、生活满意度（单条目）、学校归属感（2条目复合），均线性转换为0-10量表；（5）统计方法：多项逻辑回归（Multinomial logistic regression）估计相对风险比（RRR）及95%置信区间（CI），序列模型依次调整不同协变量块；一般线性模型（GLM）比较各角色调整后的心理社会结果均值，采用Bonferroni校正进行成对比较。
**研究结果**
**Sample characteristics（样本特征）**
分析样本包括53.5%女生与46.5%男生，平均年龄16.45岁（SD=1.17）。按移民背景，87.9%为芬兰背景，7.2%为混合父母，1.9%为第二代，3.0%为第一代。第一代青少年报告更高的家庭经济压力（M=2.28 vs. 2.08）与更可能无亲密朋友（18.8% vs. 7.8%），心理社会结果也最不利（抑郁、焦虑、孤独升高，生活满意度与学校归属感降低）。
**Bullying role distribution by immigrant background（不同移民背景的欺凌角色分布）**
欺凌角色分布与移民背景显著相关（χ2=488.51, df=9, p<.001, Cramer's V=0.035）。最明显的差异在于欺凌-受欺凌者角色：第一代青少年报告欺凌-受欺凌者的比例是芬兰背景青少年的两倍以上（14.4% vs. 6.3%），而混合父母与第二代青少年仅适度升高（7.0%与7.2%）。其他角色（仅受欺凌者、仅欺凌者）差异较小（约2个百分点内），未卷入状态在第一代中较低（67.4% vs. 77.2%）。
**Adjusted associations between immigrant background and bullying roles（移民背景与欺凌角色的调整后关联）**
多项逻辑回归显示，序列模型拟合改善（Nagelkerke R2从0.004增至0.181）。最显著且持续的关联是第一代青少年与欺凌-受欺凌者角色：未调整RRR=2.641，经社会人口学、家庭与同伴因素调整后RRR=2.076，加入学校环境指标后RRR=1.993，完全调整后仍接近芬兰背景同龄人的两倍。第一代青少年在仅欺凌者角色上也有较小但显著的升高（RRR=1.287），而仅受欺凌者角色的升高在调整后不再显著。混合父母青少年在所有三个卷入角色上均显示适度但一致的升高（RRR范围1.129-1.151）。第二代青少年在调整后无显著差异。
**Adjusted psychosocial outcomes by bullying role（不同欺凌角色的调整后心理社会结果）**
控制移民背景与全部协变量后，欺凌角色与所有五个心理社会结果显著相关（所有p<.001）。效应量对于抑郁症状、焦虑症状与孤独感较小（η2=0.029, 0.029, 0.033），生活满意度更小（η2=0.012），学校归属感非常小（η2=0.005）。抑郁症状呈现梯度递增：未卷入（M=1.664）< 仅欺凌者 < 仅受欺凌者 < 欺凌-受欺凌者（M=2.504），四角色间均显著差异。焦虑症状顺序相同：未卷入（M=2.112）最低，欺凌-受欺凌者最高（M=3.177）。孤独感方面，仅受欺凌者最高（M=4.647），其次为欺凌-受欺凌者（M=4.484），仅欺凌者与未卷入无差异。生活满意度方面，仅受欺凌者与欺凌-受欺凌者均低于仅欺凌者与未卷入，且两者间无显著差异。学校归属感方面，四角色均显著不同：仅欺凌者最高（M=6.060），其次为未卷入（M=5.842），欺凌-受欺凌者（M=5.767），仅受欺凌者最低（M=5.428）。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最突出的差异集中于第一代青少年中的欺凌-受欺凌者卷入，这一模式在调整多种因素后仍持续，表明适应需求、同伴排斥与偏见可能在此过程中起作用，但未直接测量这些过程。混合父母青少年的适度升高提示更复杂的同伴与家庭配置。第二代青少年在调整后无显著差异，说明其差异与测量到的社会经济和关系背景更相关。角色特定的心理社会轮廓支持欺凌作为群体过程的观点：欺凌-受欺凌者报告最广泛的抑郁与焦虑；仅受欺凌者孤独感最高、学校归属感最低，体现社会疏离；仅欺凌者学校归属感最高，且孤独感与未卷入无差异，提示欺凌实施可能伴随同伴可见性，但不应视为无害。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如下：
在这项芬兰青少年全国样本中，移民背景在欺凌卷入中的差异最显著地体现在第一代青少年的欺凌-受欺凌者卷入上。这一模式在调整社会人口学、家庭、同伴与学校背景因素后依然存在。混合父母青少年也在所有卷入角色中显示出适度但一致的升高。欺凌角色与不同的调整后心理社会轮廓相关联。该研究结果支持在研究学校暴力时区分欺凌角色与细化移民背景的价值。在多元学校中，与公平相关的预防可能受益于通用方法，并辅以针对特定角色与学生群体的差异化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