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al Politics》：The national knowledge politics of monitoring and evaluating adaptation to climate change: processes of repair, theatrical performance and legiti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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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针对适应（adaptation）评估系统重要性的关注不断增加，但关于监测与评估（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M&E）的社会与政治过程如何塑造适应治理（adaptation governance）的证据仍然有限。本文考察了尼泊尔国家
尽管针对适应（adaptation）评估系统重要性的关注不断增加，但关于监测与评估（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M&E）的社会与政治过程如何塑造适应治理（adaptation governance）的证据仍然有限。本文考察了尼泊尔国家适应监测与评估系统，探讨行动者如何在国际与国家层面的适应报告要求与国内制度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中进行应对。研究发现，行动者会采取多种形式的修补实践（repairwork），从务实性即兴调整到策略性脱离参与，用以在不完备的框架、报告要求与国家约束之间进行协商。这些日常实践共同建构出一种适应的戏剧化表演（theatrical performance）：在这一过程中，象征性政策的制定以及报告指标的完成被优先置于真正学习适应投资成效的机会之上。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对环境政治（environmental politics）研究作出贡献，表明监测与评估系统能够作为建构合法性（legitimacy）并维系全球适应治理（global adaptation governance）中权威（authority）的机制。
本文发表于《Environmental Politics》，聚焦气候变化适应治理中一个长期被技术化处理、却实质上高度政治化的问题，即国家层面的适应监测与评估（Monitoring and Evaluation, M&E）体系究竟如何运作，以及其背后如何生成合法性（legitimacy）与维系权威（authority）。在全球适应融资持续扩大、国际社会不断要求各国展示适应进展和投资成效的背景下，适应成效“如何定义、由谁定义、以何种指标定义”，已不再只是方法学问题，而是深刻嵌入多尺度治理关系中的知识政治问题。现有研究虽然已讨论适应规划、实施、协调困境、精英俘获以及测量的表演性后果，但对国家行为者如何在国际报告规范、本国制度能力不足、财政依赖和官僚实践之间调适M&E体系，仍缺乏细致的经验分析。研究人员因此选择尼泊尔作为案例，揭示国家适应M&E并非单纯的信息收集与绩效评估机制，而是连接国际融资、国家规划、政策表述与治理合法性的关键政治装置。
尼泊尔之所以具有典型性，在于其作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高度依赖双边和多边适应融资，因而必须持续回应《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ited Nations Framework Convention on Climate Change, UNFCCC）及相关国际基金对规划、报告与结果展示的要求。然而，适应本身具有高度情境性、长期性与结果模糊性，这使得国家层面很难建立稳定、可操作且被广泛认可的评估体系。研究指出，在这种制度张力下，适应M&E框架并没有如规范预期那样主要服务于学习、纠偏和提升适应投资质量，反而在实践中逐渐转化为一种输出合法性（output legitimacy）的象征物。围绕这一象征物，国家部门、国际组织、资助机构与咨询专家共同形成了一套维持政策运转和资金流动的实践机制。
研究人员围绕三个核心问题展开分析：国家行为者如何应对适应M&E框架的要求；这些日常实践如何塑造适应规划及不同尺度行为者之间的关系；这些过程又如何影响适应行动中的合法性建构与权威维持。研究结论表明，尼泊尔国家适应M&E体系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多套框架，但多数未能在国内真正全面运行；尽管如此，它们仍被用于对外展示国家适应进展。为弥合国际要求与国内现实之间的裂缝，行为者发展出多种“修补实践”（repairwork），并在累积效应上形成一种“戏剧化表演”（theatrical performance）的政策过程。研究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将适应M&E从技术工具重新界定为全球适应治理中的政治机制，说明其不仅测量进展，更生产可被认可的“进展表象”，从而为国家和国际行动者提供持续行动的合法性基础。
在方法上，研究采用定性案例研究设计。研究时段为2024年3月至9月，综合运用文件分析与半结构式访谈。文件分析对象为尼泊尔适应M&E发展相关政策、规划与项目文献；访谈对象共19名，涵盖尼泊尔政府官员、在尼发展的开发机构人员、支持政策与框架制定的顾问，以及管理关键多边基金结果框架的国际工作人员，时间跨度涉及2010—2024年。研究人员以主题分析法对文本和访谈转录进行编码，逐步归纳出“务实主义”“脱离参与”和“戏剧化表演”三类分析编码，并据此解释国家与国际适应治理接口处的知识实践。
一、The evolution of climate change and adaptation M&E in Nepal
本节梳理尼泊尔适应M&E体系的制度演化。研究显示，尼泊尔在2010年制定《国家适应行动方案》（National Adaptation Programme of Action, NAPA），虽提出设置独立单元开展M&E，但缺乏具体进展追踪机制。与此同时，尼泊尔自2009年起成为气候韧性试点计划（Pilot Programme for Climate Resilience, PPCR）首批试点国之一，获得大规模多边适应融资。PPCR不仅资助项目，也通过指标和评分卡建立结果框架，并要求定期研讨和数据汇总。尼泊尔政府进一步推动将PPCR学习与NAPA监测相连接，形成“气候变化项目结果管理框架”。随后，尼泊尔于2016年启动《国家适应计划》（National Adaptation Plan, NAP）进程，并在2022年提出监测、审查与报告（Monitoring, Review, and Reporting, MRR）系统，设想通过高技术平台自动汇总地方数据、生成国家层面的适应进展报告。但截至论文写作时，该系统仍未真正投入运行。研究由此指出，尼泊尔虽不断推出新的适应M&E制度文本，却反复停留在框架设计与文件生产层面。
二、The dynamics of repair: pragmatism and disengagement
本节是论文经验分析的核心，指出在制度无法完整运转的情况下，行为者通过“修补实践”维持M&E框架继续存在。研究将修补实践分为“务实主义”和“脱离参与”两类。
在务实主义方面，首先表现为务实性即兴调整。研究人员通过访谈发现，无论是在PPCR结果管理框架还是NAP-MRR设计过程中，许多指标、结构和草案都并非在充分协商和能力支撑下完成，而是由少数官员或顾问在时间、资源和能力有限的条件下代为建构。部分指标目标甚至被刻意设定得更高，以便论证更大的资金需求。由此可见，M&E框架的“修补”重点并不在于完善适应知识，而在于生成可支持融资动员和国际合规的政策输出。
其次是对“适应”及“成功”的重新诠释。由于最不发达国家在国际报告中享有较大灵活性，尼泊尔能够在相当程度上重新界定哪些活动可被计为适应，哪些结果可被视为成功。研究指出，原本属于自然资源管理或一般发展活动的项目，常被重新包装为气候适应；而复杂、长期且难以量化的适应成效，则经常被简单、易计数的产出性指标所替代。由此，适应成功不再主要指向脆弱性降低或适应能力增强，而往往指向规划文本完成、指标可填报、结果可展示。
第三类务实主义实践是策略性失实表述。研究通过受访者证词和项目进展报告分析表明，部分数据和评分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被“烹制”或操控的情形，以便在国际会议或对外汇报中形成更积极的成功叙事。某些指标进展出现显著不连贯波动，进一步说明评分过程并不稳固。研究据此认为，M&E框架给予的报告弹性，有时被用于塑造成功表象，而非准确反映适应绩效。
在脱离参与方面，首先表现为“刻意的不知情”（deliberate not-knowing）。研究显示，行为者有时会主动回避那些更能反映真实影响、但更难测量或可能产生不利结果的指标，转而采用易于展示正面成绩的简单指标。例如，对灌溉覆盖率的宣称可能仅依据基础设施数量，而不核实其是否仍实际运行。这种对复杂现实的有意识回避，使M&E框架得以维持表面上的一致性与可接受性。
另一种脱离参与是消极抵制。高人员流动、官僚惰性、对M&E体系缺乏认同感等因素，使许多国家行为者并不真正投入这些框架的长期运行。研究发现，一套框架往往由一批人设定目标，却由另一批人负责后续审查，而后者未必理解或认可前者设计逻辑。即便如此，旧框架仍可能因“足够用于应付既定目的”而被延续。由此，M&E的制度生命力并不依赖其国内功能性，而更多依赖其在国际与国家治理关系中的象征用途。
三、Theatrical performance: outcomes, symbolic and simulative politics
本节说明，上述微观修补实践在累积后如何转化为适应治理的“戏剧化表演”。研究指出，这种表演包括象征性政治（symbolic politics）与模拟性政治（simulative politics）两个相互关联的维度。
在象征性政治层面，M&E框架、政策文件、国家计划和指标体系成为向国际受众展示“国家进展”“国家拥有权”与“政策承诺”的可见符号。研究发现，一些项目层面的具体成果确实存在，也具有可见性；但在国家层面，更重要的是通过框架和报告制造一种总体推进的印象。PPCR结果管理框架曾在国际场域中被视为成功案例，但研究表明，其在国内并未真正扎根。这说明，M&E框架作为“成功”的象征价值，常常超过其实际治理功能。
在模拟性政治层面，政策过程得以持续推进，并非因为框架真正可实施，而是因为需要不断生成新计划、新文件、新制度安排，以维持政策和资金循环。研究人员指出，某些计划在形式上获批，但实质内容被“掏空”，最终只停留在文档层面。NAP、NAPA及其后续框架之间反复出现“规划—更新—再规划”的循环，替代了真正的实施。这种模拟性政策制定并不必然意味着完全虚假，而是在财政、能力和制度约束难以突破的背景下，以文件和程序来模拟治理前进。研究据此揭示，M&E框架不仅记录行动，也成为行动本身的替代品。
四、Discussion
讨论部分主要从两个层面推进理论贡献。首先，论文推进了关于适应M&E政治性与表演性的概念讨论。研究不同于将适应成功视为必然激烈争议场域的观点，而是表明国家部门、捐助方与国际组织可围绕“进展”与“国家拥有权”等叙事共同维持一种脆弱但有效的共识。M&E框架在此并非单纯的测量工具，而是将异质行为者组织到共同报告格式、共同指标和共同叙事中的关联工具。其表演性不主要存在于具体指标选择，而更存在于框架“作为一个对象而存在”的事实本身。正是这一对象，为后巴黎时代依赖符号、叙事与创意核算的“咒语式治理”提供了支撑。
其次，论文推进了全球适应治理研究中关于合法性与权威的讨论。研究表明，结果实践（results practices）能够成为国家与国际行为者共同建构合法性、生产权威的机制。适应结果定义的不精确性并未单纯削弱治理，反而提供了一个可以围绕模糊性达成协作的空间。国家政府接受全球适应治理中的规则、指标和报告格式，以保持受认可的适应行为者地位，并获得持续融资；国际组织和资助方则通过这些框架证明其资金投放与治理安排具有成效。由此，权威并非稳定地归属于某一方，而是在共同生产和传播“结果”的关系中被持续生成。研究还指出，这种机制强化了专家化、技术官僚化的适应认知框架，压缩了通过适应重新思考发展与脆弱性不平等的空间。
五、Conclusion
结论部分提出三项主要贡献。第一，论文提供了一个关于国家情境下适应M&E政治如何展开的经验案例，并引入“修补实践”概念，用于解释行为者如何在国际要求与国内现实之间周旋。第二，论文揭示这些微观修补实践如何汇聚为跨国家与国际层面的“戏剧化表演”，并与M&E框架一道构成可传播的输出合法性政治对象。第三，论文据此推进环境政治与治理研究，指出在跨国适应治理中，输出合法性并非自然生成，而是通过知识实践、共享叙事和制度表演被建构出来。M&E体系因此不仅评估适应，更赋予国家和国际行动者继续推进适应行动的合法性和权威。
研究结论部分可译为：适应规划是一个深具政治性的过程。本文作出三方面关键贡献，以推进有关国家与跨国层面适应政治的讨论。其一，本文提供了一个关于适应M&E政治在国家情境中如何展开的经验案例研究——这一议题长期研究不足——并引入“修补实践”概念，用以解释行动者如何在国际要求与国内现实之间进行调适。其二，本文表明，这些微观层面的修补实践如何汇聚为一种跨越国家与国际行动者的适应“戏剧化表演”，并与修补实践一道创造出一个用于传递输出合法性的政治对象。其三，本文利用这些发现推进环境政治与治理研究，说明输出合法性如何在跨国适应治理中被建构。M&E发挥着赋予合法性与权威的功能，使国家与国际行动者得以实现其更广泛目标，并在这些政策产物背后的输出合法性有限的情况下，仍持续推进适应行动。适应结果内在的模糊性使多元行动者能够建立联盟，共同推进全球适应议程。鉴于联合国已提出到2030年所有国家均应建立国家适应M&E框架的全球目标，聚焦M&E的政治属性既具时效性，也具紧迫性。正如相关研究所指出的那样，若国际社会在追踪适应时未能识别许多回应所具有的象征性特征，以及本文所揭示的模拟性行动激励，便可能高估适应进展。若不能在测量与政策设计中识别并回应这些动态，围绕M&E框架建设的重心可能进一步激励这种输出合法性机制，并构成一种分散注意力的过程，使治理偏离对尼泊尔及其他地区气候脆弱性背后不平等与权力关系的实质性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