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曾经自然过吗？在人类世重新思考自然保护

《Society & Natural Resources》：Have We Ever Been Natural? Rethinking Nature Conservation in the Anthropocene

　　

人类世（Anthropocene）挑战了在保护中构成人类/自然二元论（human/nature dualism）基础的分离自然与人类领域的假设。通过对拟议的人类世起点（金色尖峰，golden spikes）进行概念分析，研究人员认为，这种区分源于历史观念，这些观念产生了研究人员所称的“展览性自然秩序”（exhibitionary order of nature）——即18至19世纪收集、编目和展示自然的实践，这些实践确立了至今仍在保护中使用的基线。该秩序侧重于保存理想化的原始生态系统，同时掩盖了现代保护意识形态产生的背景。当代保护日益认识到人类与自然在人类主导景观（anthropogenic landscapes）中的纠缠，而人类/自然二元论仍然塑造着定义和管理保护区的实践。借鉴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和非殖民思想（decolonial thought），研究人员审视了这种二元论的起源和影响，并提出人类世要求超越它，以发展拥抱自然-文化混合体（nature-culture hybrids）自然性的保护方法。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
人类世（Anthropocene）概念提出约二十年来，深刻重塑了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但其起点仍存在争议。这一争议不仅是地层学上的科学分歧，更反映了关于人类对地球系统影响的性质与规模、以及通过“人类”与“自然”范畴理解这些影响的深层问题。传统保护实践基于人类/自然二元论（human/nature dualism），假设存在独立的自然与人类领域，但人类世挑战了这一前提。当前存在的问题包括：拟议的人类世起点（如核时代、工业革命、殖民主义等）在定义时隐含地“自然化”了之前时期，强化了本应被质疑的二元划分；保护科学中使用的基线（如18-19世纪的自然状态）本身是历史建构的产物，掩盖了殖民与资本主义背景。因此，开展这项研究旨在揭示这种二元论的历史起源与影响，并探索超越它的保护路径。研究人员运用概念分析，结合科学技术研究、政治生态学和非殖民思想，审视了人类世起点辩论背后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维度。论文发表在《Society》。

**主要关键的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主要采用概念分析方法，对拟议的人类世起点（金色尖峰）进行文本与历史分析，梳理了从核革命到火的使用等五种主要起点方案及其隐含的二元论假设。同时，借鉴了米切尔（Mitchell）的“展览性秩序”概念，分析18-19世纪自然收集、编目和展示实践如何塑造了保护科学的分类框架与时间基线。此外，还融入了拉图尔（Latour）的“现代宪法”理论、哈拉维（Haraway）的标本剥制术分析、以及瓜哈（Guha）对西方保护意识形态的批判，以揭示二元论的知识建构与政治伦理影响。

**研究结果**
**1. 人类方面：我们从未自然过吗？**
研究人员通过逆时顺序分析各拟议金色尖峰，发现每个起点方案都隐含地将之前时期“自然化”，而将之后时期标记为“人类主导”。例如，核革命与“大加速”（Great Acceleration）标志着人类能力的质变，使“灭绝人类”成为可想象之事；工业革命与拉图尔所指的现代性净化与调解过程相联系，催生了自然-文化混合体；殖民主义与哥伦布大交换（Columbian Exchange）通过人口锐减导致大气CO₂下降，揭示了环境变化与殖民暴力的深刻纠缠；农业革命约12000年前改变了景观，但可能同质化多样农业实践，并隐含“伊甸园叙事”；火的使用可追溯至40万年前，但早期影响局部化，难以建立全球同步起点。研究人员得出结论：这些努力通过二元视角反而揭示了“我们从未自然过”——正如拉图尔所言，寻找金色尖峰的行为本身破坏了自然与文化的明确分界。

**2. 自然的动态特征：超越原始基线**
研究人员指出，拟议金色尖峰辩论的核心前提是存在一个稳定的前人类世自然，但生态学揭示自然始终通过进化、气候变迁和生态演替处于变化中。传统“原始”与“人类主导”景观的二分法（Sayre，2012）未能解释自然本身的动态性。定义“正确自然”的尝试既假设了统一的人类，也假设了“原始”与“人类主导”的二元划分，一旦人类活动被视为自然力量，非人类世界便被归类为“未受触动荒野”，这本身是一个特定历史起源的概念范畴。

**3. 展览性自然秩序**
研究人员引入“展览性自然秩序”概念，解释18-19世纪自然历史博物馆中的收集、编目和展示实践如何建立了保护科学的权威知识机构。这些实践不仅呈现自然，更主动将自然生产为特定类型的客体，呈现给观众。这一秩序将生态系统视为固定于前人类基线的“展品”，并偏向于防止偏离。展览性秩序确立了科学定义人类世和保护实践所依赖的概念框架与时间基线（如IUCN以1750为参考年），但其基线本身受当时土地管理、殖民榨取和资本主义影响，并非真正的“原始”。这种定位造成了“自然”与“发展”的二元对立，导致发展中国家将保护视为压迫性强制，并引发“绿色殖民主义”或“堡垒保护”（fortress conservation）现象。研究人员还指出，早期研究者对部分人群和发展中国家的态度深刻影响了保护科学，人类世棱镜要求批判性审视“自然”生态系统的理解基础。

**4. 超越展览性秩序：走向共享自然**
研究人员回顾了环境社会学与地理学对“原始自然”和“荒野理想”的批判，指出人类/自然二元论曾被用于合法化保护区圈地、侵蚀土地权及去政治化环境退化。在人类世，无论起点定在1945年还是200万年前，地球上几乎再无未受人类影响之地——从大型动物灭绝到深海微塑料痕迹。当代保护文献中“分享与保留”（sharing vs. sparing）的辩论反映了从二元论走向连续统的转变。1970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MAB，Man and Biosphere）计划引入生物圈保护区概念，整合核心区与缓冲过渡区，是超越展览性秩序的重要一步。乡村生物地理学（countryside biogeography）、再生农业、城市保护等研究进一步模糊了原始与人类主导景观的边界。慈悲保护（Compassionate Conservation）、多物种民族志（multispecies ethnography）等新兴领域挑战了人类中心框架，强调生态系统功能与共存。

**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提出，人类世概念既带来机遇也带来挑战，其影响取决于如何定义起点。将人类世起点置于某个金色尖峰之后可能强化传统保护范式，并忽视塑造环境及其理解范畴的历史、权力关系与知识系统。研究人员主张人类世研究应关注社会-自然关系（再）形成的历史、权力负载过程与不均等地理。这取代了拉图尔所谓“现代宪法”的严格二元论，转而视人类始终与复杂组合体及生命之网纠缠。人类世虽以生态“废墟”为标志，但也创造了新的共存形式。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提出“后展览性保护”（post-exhibitionary conservation）的四项原则：第一，保护组织应重新审视基线假设，承认18-19世纪基线反映了殖民与早期资本主义的特定历史时刻；第二，展览性秩序框架可指导更细致的保护规划，承认自身历史情境性，追问“为谁保护何种自然”；第三，认识塑造景观的多样知识系统与土地管理传统，但不赋予任何单一传统以解决二元论的优先权；第四，与动态社会-自然系统协同而非对抗，认可从城市公园到农业景观到后工业遗址的所有空间作为动态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的价值。

**结论部分**：人类世对人类及其各种知识机构构成的挑战表明，自然与文化的相互依存不仅是本体论建构（现已为许多领域共享），还影响着认识论与伦理学。认识到我们所认为的自然本身是历史产物，使我们从二元定义中解放出来，并提供了在“受损星球”上生活的新方式。人类世不仅是生态危机，也是重新思考科学、社会与生活方式的机会。重新审视自然保护的基本前提，使其适应定义人类世的人-自然动态，是这一新的、又古老的时代的關鍵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