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尸检的致命滑翔伞事故法医重建：不同阶段的损伤特征与死亡机制

《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Autopsy-based forensic reconstruction of fatal paragliding accidents: phase-related injury patterns and mechanisms of death

　　

摘要

背景

致命的滑翔伞事故属于复杂的法医事件，需要通过整合现场勘查结果、目击者陈述、技术记录以及尸检发现来还原事故发展过程和致命伤害机制。本研究采用基于尸检的法医重建方法对致命滑翔伞事故进行分析，重点研究飞行阶段、伤害模式、撞击生物力学以及死因判定。

方法

这项回顾性研究涵盖了2012年至2025年间在土耳其穆拉地区发生的33起致命滑翔伞事故。数据来源于尸检报告、现场调查记录、执法文件、毒理学分析以及临床记录。研究涉及的变量包括飞行阶段、事故机制、撞击地点、设备信息、救援情况、伤害分布以及死因。由于样本量较小且细分群体较少，与飞行阶段相关的模式仅以描述性方式呈现。

结果

在这些致命事故中，7起发生在起飞阶段，3起在飞行途中，23起在着陆阶段。翼面坍塌和绳索缠绕是常见的初始诱因。所有案例均存在胸部创伤性损伤，25例出现头颈部损伤，23例有腹部或骨盆损伤，各18例存在脊柱损伤和四肢骨折。11例有颅内损伤，另有11例出现舌骨和/或甲状腺软骨骨折。23例的尸检结论表明，死亡原因是严重的多系统钝力创伤共同作用，这一情况在着陆阶段的死亡案例中更为常见。而起飞和飞行途中的死亡则多由局部致命因素导致，如大量胸腔内出血、器官破裂引发的致命性腹腔出血、心包填塞以及溺水/窒息。

结论

对致命滑翔伞创伤的分析应采用综合性的法医重建模型，而不能仅依据伤害清单来判断。本研究发现了反复出现的基于尸检的伤害模式，尤其是在着陆阶段死亡案例中常见的胸腔-颅脑-颈部损伤模式。这些发现为未来调查中规范记录身体姿态、安全带配置、设备相互作用以及撞击环境提供了依据。

引言

滑翔伞是一项从地面起飞的航空运动，飞行员坐在座椅式安全带中，依靠柔性翼面飞行[1]、[2]。飞行过程中，飞行员会面临不断变化的风力、地形、海拔以及天气条件，这些因素都可能影响飞行稳定性及事故发展过程[1]、[3]、[4]。这类运动在山区以及开展休闲和商业双人滑翔活动的旅游区域越来越普及[4]、[5]、[6]、[7]。尽管与总飞行次数相比严重事故较为少见，但一旦失去控制，就可能因与地面、障碍物或水体的高能量撞击而造成严重甚至致命的伤害[1]、[2]、[8]。

以往的大多数研究都是从临床或运动损伤角度探讨滑翔伞事故。研究表明，事故多发生在起飞或着陆阶段，且常涉及下肢、脊柱、骨盆和头部。伤害的严重程度受飞行阶段、海拔、地形、飞行员的反应以及撞击动态等因素影响[3]、[4]、[9]、[10]、[11]、[12]。瑞士和土耳其的研究也表明，空中运动事故往往需要复杂的救援行动，可能导致患者住院、接受手术、出现内脏损伤甚至死亡[4]、[5]、[6]、[7]、[13]。然而，以幸存者为研究对象或同时涵盖致命与非致命案例的研究主要描述的是临床损伤情况以及紧急处理结果[9]、[10]、[11]、[12]、[13]。由于非致命性损伤、不完整的内部检查、治疗效果以及生存时间等因素，这类研究很难准确判断导致死亡的最终原因。因此，需要专门针对致命案例的尸检研究，以便将事故发展过程、解剖学上的伤害分布与最终死亡结果联系起来[14]、[15]。

致命的滑翔伞事故带来了特殊的法医问题，因为必须同时还原事故发生顺序、设备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致命伤害的成因[14]、[15]、[16]。现场勘查结果、目击者陈述、天气信息、设备检查以及飞行历史可以帮助了解事故的发展过程，但仅凭这些信息无法确定导致死亡的生理机制[16]。法医尸检对于明确创伤的解剖学范围、致命性出血、心脏或大血管破裂、溺水、窒息、毒物作用以及自然或医学因素导致的死亡仍然至关重要[16]、[17]。与航空相关的尸检指南也建议，应将尸检结果与现场调查结果、安全设备的相关记录、毒理学检测结果、可获得的影像学资料以及事故发展过程的重建结果结合起来进行分析[16]。

目前针对致命滑翔伞事故的基于法医尸检的研究仍然较少[14]、[15]。以往的致命事故研究已经证明了，在分析事故情况及死因时，结合法医记录与调查记录的重要性[14]。最近的法医研究还指出，致命的滑翔伞创伤可能兼具交通相关损伤以及非自由落体或分阶段高处坠落的特征，同时还伴有多系统损伤、头面部损伤、颈椎受损以及内脏加速损伤[15]。因此，不应简单将致命的滑翔伞创伤视为单纯的严重坠落伤，而应将其看作是由失控、飞行员控制或翼面恢复的时间不足、撞击表面、身体姿态以及设备与身体的相互作用共同作用所形成的伤害组合[15]、[16]、[18]、[19]、[20]、[21]。不过，以幸存者为主的滑翔伞研究群体、更广泛的空中运动研究系列以及基于致命案例的滑翔伞尸检研究之间的直接比较仍然十分有限。这一差距很重要，因为致命案例在解剖学上的损伤分布及其法医意义可能与紧急医疗或骨科研究中所报告的损伤模式存在差异。

由于某些尸检结果在不同情境下可能有不同的含义，因此需要进行仔细的生物力学与法医学分析。颅底、颈椎、脊柱、骨盆、胸腔、心脏、主动脉、舌骨以及甲状腺软骨的损伤，都可能反映出不同的撞击方向、轴向负荷、减速作用、钝力创伤、复苏措施或是间接的颈椎受力情况[18]、[19]、[22]、[23]、[24]、[25]、[26]、[27]、[28]。正因如此，本研究旨在采用基于尸检的法医重建方法来分析致命滑翔伞事故，重点研究与飞行阶段相关的伤害模式、推断的撞击生物力学特征以及死因判定。

章节节选

研究设计与地点

这项基于回顾性尸检的研究涵盖了2012年1月至2025年1月期间在土耳其穆拉地区发生的致命滑翔伞事故。穆拉是著名的旅游地区，那里有大量的休闲和商业滑翔伞活动。本研究仅纳入了接受了法医尸检的致命案例，因此研究结果仅能反映这些致命案例中的伤害模式、死因类别以及致命伤害的成因，不能用来推测整个滑翔伞运动的整体情况。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33起经过法医尸检的致命滑翔伞事故。表1汇总了这些案例的人口统计学特征、事故相关因素、设备信息以及救援情况。

这些致命事故中，7起发生在起飞阶段，3起在飞行途中，23起在着陆阶段。因此，在仅包含致命案例的本研究中，着陆阶段是最高的致命撞击阶段。由于没有纳入非致命事故，这一数据分布仅为描述性统计，不能作为特定飞行阶段的危险度估计值。

翼面

讨论

这项基于回顾性尸检的法医重建研究通过结合飞行阶段、事故具体情况、尸检发现以及死因类别，对致命滑翔伞事故进行了分析。主要研究发现是，致命的滑翔伞创伤通常表现为高能量的钝力损伤，会影响多个解剖部位。所有案例均有胸部创伤性损伤，同时头颈部、腹部-骨盆、脊柱以及四肢的损伤也较为常见。尸检结果进一步证实了这些损伤特征。

局限性

本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性。首先，由于事故具体情况、设备配置、身体姿态以及撞击方向的记录可能不完整，这种回顾性设计可能导致信息偏差。其次，样本量较小且细分群体数量有限，这降低了统计分析的效力，也无法得出可靠的特定飞行阶段风险结论。第三，由于仅研究致命案例，因此无法估算事故发生率、不同飞行阶段的死亡风险或相关风险因素。

结论

对致命滑翔伞创伤的分析应通过一个综合性的法医重建框架来进行，该框架需结合飞行阶段、事故发展顺序、撞击环境、伤害分布以及死因判定等因素。在这项仅针对致命案例的尸检研究中，主要发现是存在反复出现的典型伤害模式，而非孤立的解剖学损伤。着陆阶段的死亡案例多表现为胸腔-颅脑-颈部的损伤模式，其死亡原因通常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伦理考量

本研究已获得土耳其法医学委员会教育与科学研究委员会的批准（批准编号：21589509/2025/1468；批准日期：2025年11月11日）。所有数据在分析前均已匿名处理。本研究是按照《赫尔辛基宣言》的原则以及该国关于法医医学研究的相应法规开展的。

关于稿件准备过程中生成式人工智能及人工智能辅助技术的声明

在撰写本文的过程中，作者们使用了ChatGPT来协助进行语言润色以及学术表述的优化。在使用该工具之后，作者们对内容、数据、参考文献以及分析结果进行了仔细审查、修改和核实，并对最终的稿件内容承担全部责任。

资金支持

作者声明，本研究未获得任何外部资金支持。

CRediT作者贡献说明

埃姆雷·卡拉杜曼：初稿撰写、正式分析。 哈蒂杰·古尔贝亚兹·伊林吉：审稿与编辑、方法学、调查、数据整理。 贾内尔·贝什科奇：审稿与编辑、初稿撰写、方法学、正式分析、概念构建。 亚塞明·巴尔吉：审稿与编辑、监督、概念构建。 穆斯塔法·巴巴埃奥卢：调查、数据整理。 梅赫梅特·莱文特·塔里默：调查、数据整理。

利益冲突声明

所有作者均声明，自己不存在可能不当影响或干扰本研究结果的任何财务关系或个人关系。

致谢

无。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贾内尔·贝什科奇|哈蒂杰·古尔贝亚兹·伊林吉|埃姆雷·卡拉杜曼|梅赫梅特·莱文特·塔里默|穆斯塔法·巴巴埃奥卢|亚塞明·巴尔吉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法医学委员会